女宾

西蒙娜·德·波伏娃创作的长篇小说

《女宾》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创作的长篇小说，于1941年写成，1943年发表。

内容简介

小说讲述主人公弗朗索瓦兹与她的男友皮埃尔——一位剧作家兼导演保持着多年的亲密默契的情侣关系，此后弗朗索瓦兹认识了鲁昂的女孩格扎维埃尔，由于她们之间感情上的相互依赖，弗朗索瓦兹决定帮助格扎维埃尔在巴黎发展，格扎维埃尔的介入给这一对情倡的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皮埃尔渐渐被格扎维埃尔的青春美丽和独特的个性所吸引，弗朗索瓦兹无法忍受这种精神折磨，最后用煤气毒死了格扎维埃尔。

创作背景

在萨特与波伏娃各自众多的“偶然之爱”中，俄裔少女奥尔加显得很特别，因为她是萨特与波伏娃共同的情人。奥尔加十七岁那年，通过波伏娃认识了萨特。萨特被奥尔加的执拗与灵性所吸引，开始疯狂的追求。奥尔加走进他们的生活，让这段“三重奏”备受折磨。

这是段混乱的情感。奥尔加后来嫁给了萨特的学生博斯特，而波伏娃一开始就暗恋上博斯特，萨特又与奥尔加的妹妹塔尼娅开始一段情爱。

《女宾》是波伏娃的第一部小说。当波伏娃在文学创作上感到一筹莫展时，萨特对她说，为什么她不把自己写进作品里呢。于是她受到启发，创作了《女宾》。

《女宾》创作时期，尽管波伏娃在那时是个小资产阶级，在境况上要优于一般妇女，然而还是处在以男性为标准来衡量自己行为的环境中，依然难以摆脱菲勒斯中心意识的影响，难以自由的作出选择。

人物介绍

弗朗索瓦兹

弗朗索瓦兹是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骄傲、充满自信的职业知识女性，整部作品的故事情节几乎都是以她的思绪展开的。故事开始时，她和皮埃尔已有了8年稳固的爱情关系。她崇拜皮埃尔，“在所有她感到幸运的福气中，她最大的福气是能够同他一起工作，他们共同的辛劳，共同的努力，比拥抱更为可靠地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些令人精疲力竭的排练中的每一刻都是爱情的契约”。弗朗索瓦兹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感到幸福，她觉得自己“已适得其所”。在感情上，她是个忠实的女人，对朝秦暮楚的事情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新东西“是他们俩的未来”。

皮埃尔

皮埃尔是剧院的经理、导演和主要演员，才华横溢。皮埃尔的生活不像弗朗索瓦兹那么纯洁，除弗朗索瓦兹外，他的生活中不时还有别的女人出现。但他向弗朗索瓦兹表白，他看重的是她，别的“全是扯淡”。“你和我是一个整体”，“我们之间不能说什么忠实不忠实”。

格扎维埃尔

格扎维埃尔是文中重点描写的第二位女性。她是来自卢昂的一位少女，因为受弗朗索瓦兹的喜爱，被接到了巴黎来生活。她性格直率，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与皮埃尔和弗朗索瓦兹的交往中，常常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还常常因自己的想法和众人不同而与人争执不下，针锋相对，声称自己“生来就不顺从”。格扎维埃尔的个性是感性、自私、偏狭的，她对无论来白何方的理智约束毫不服从，对自己已有的成见决不让步，更有甚者，她企图在情感生活中掌握主动权，成为皮埃尔和弗朗索瓦兹的爱情核心。

伊丽莎白

小说中对伊丽莎白的着笔不是很多，只有第一部分的第一章、第四章，第二部分的第一章和第九章的后半部分聚焦在伊丽莎白这一人物身上。伊丽莎白是皮埃尔的妹妹，是一位画家。她正陷入一场感情的漩涡中不能白拔，她爱上了有妇之夫克罗德，苦苦等了两年而没有结果。伊丽莎白可以说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第三者插足，她与克罗德及苏珊娜的爱情三角与小说的主线人物弗朗索瓦兹一皮埃尔一格扎维埃尔的“爱情三重奏”形成一个对比。

虽说不是一个主要的叙述人物，但伊丽莎白在小说中的出场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或是衬托了波伏娃的女性存在观，使小说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结构层次更加清晰明了。

作品鉴赏

作品主题

弗朗索瓦兹的爱情经历，是一个女性被异化的生命历程。她原本是那样一个有着独立见解的女性，但是为了与皮埃尔的爱情，她自愿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去讨好格扎维埃尔，渐渐不敢肯定自己，失去了自我。然而，彻底的奉献等于彻底的消亡，无谓的慷慨近似顽固的栓桔。她和皮埃尔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她的付出与退让而有了新的进展，皮埃尔的心依旧在格扎维埃尔的身上。并且格扎维埃尔的那种对弗朗索瓦兹难以琢磨的态度让弗朗索瓦兹渐渐崩溃、发疯。在这段情感经历中折射出的，不是一个女性个体的悲哀，实质是多数女性共处的一种生存困境。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两性对于爱情的不同态度。拜伦说过，“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女人的爱情是女人整个生命的存在”。两性爱情观上的差异决定了感情投入上的不对等，这本身就潜伏着弗朗索瓦兹等人作为女性的角色悲剧。弗朗索瓦兹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皮埃尔，她这么多年来从来过的都是“我们的”而不是“我的”生活，所以她心甘情愿地成了他的附庸和奴隶，在爱情的神话中，她一点点地失去了自我。正如波伏娃所强调的，男人通过将自己设定为独立的主体，在观察，界定，和超越自我；另一方面，女人则作为绝对客体，被观察，界定和超越。女人不能自我确定，只能将自我看作他者，因此对于女人而言，她的为他存在比自为存在更真实，为他存在掩盖了自为存在。女人不是根据自为存在，而是根据男人对他的界定来认识自己和选择自己。因此，我们必须将女人描述成男人所设想的那样，因为男人存在是女人真实存在状态的本质要素。但是，这“心甘情愿”的奴化，并不是女性命定的，并不是出于性别的原因而天然地伴生的，这奴化的背后实际上是强大的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腐蚀”。在小说中也能看得到，皮埃尔对弗朗索瓦兹说过：“一旦我们有钱了，就给你另买一件大衣，这件衣服都让人看够了……”，很明显，弗朗索瓦兹的穿着完全是以皮埃尔的审美为标准的，皮埃尔也是以他自身的审美来评判女人的。而格扎维埃尔也成了男性社会的牺牲品，充当了男权社会的帮凶和工具，摧毁了弗朗所瓦兹的内在自我。同时，男人也从来没把女人当作和他平等的性别来对待，只是当作证明自己实力的客体。

波伏娃似乎揭示了一种女人的可悲境地，在那个社会里，如果想要自由，只能这样选择，结果却无力承担这种自由带来的后果。由此可见，波伏娃的自由观暗含了让人所恐惧和无力承担的责任。所以多数人才放弃了这种主动选择，放弃了自为存在而甘愿作自在存在，否认了自主意识，顺从旧有的道德观和传统习俗，放弃了自由，甘愿在男人的庇护下，做男人的附属物。虽然没有了自由，但也没有了责任，这样会轻松些。

弗朗索瓦兹则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形象，弗朗索瓦兹想把格扎维埃尔的仇恨，温情和思想化作无害的烟雾，却无计可施，她任凭它们腐蚀自己，她把自己变成了猎物。她心甘情愿地在反抗和叛逆中尽力摧毁自己，她像一个无动于衷的见证人目睹自己的历史，却永远不敢肯定自己，而终于自我消亡。在被格扎维埃尔知道了她和热贝尔的关系的时候，弗朗索瓦兹是那样的内疚和悔恨，仿佛一切错的都是她自己，可她从来没想过“三重奏”的关系中，皮埃尔同时占有两个女人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在她眼里，男人可以不贞，而女人不能不贞。所以她所产生的那些悔恨，羞耻之情正是按照父权社会对女人的要求和规定来审视自己的结果。而对于伊丽莎白，虽然开始时看到伊丽莎白思想中有不安于那样的生活的因素，也想获得自由，但她也始终没有挣脱传统的法律，宗教，习俗，婚姻制度等方面强加给她的精神栓桔，这就使她在追求爱情和获得自由的过程中，也不得不去站在他者的地位上被动的去选择去行动。她主动提出要结束这种生活，最后虽以做戏的方式曲折的获得了“自由”，但却是难以逃脱这种自由背后所带来的痛苦。她也曾努力的想挽回这种结果，但无济于事，只能默默的承受着这种痛苦。格扎维埃尔不愿意虚伪的生活着，也曾乖张暴戾的显出对现实处境的不满；但当她真正按照自己的内心情欲去行动时，却遭到了“判刑”。通过这些女性形象的最终归属，波伏娃揭示出了在那个时代，女性无论怎样选择，都最终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艺术特色

总体风格

《女宾》是一部典型的存在主义小说。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紧张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小说展示的只是巴黎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状态。正是在这看似平淡的描述中，拉近了读者与作品人物的关系，使读者不知不觉参与其中，接受或领悟作者所传达的生活哲理。

叙述层次

小说以弗朗索瓦兹的单视角为叙事主方位，把她对皮埃尔和格扎维埃尔关系的敏感微妙感受作为描写的重心，反映女性的白我意识。这种叙述由于是围绕主人公弗朗索瓦兹展开来写，因此，叙述中所描写的心里活动、人物和情节都具有弗朗索瓦兹的意识色彩，是小说的主要叙述层次。与这个叙述层次平行的还有一个第二叙述层次，即以伊丽莎白为中心的另一个“爱情三重奏”的故事。

人物形象

三个主要角色中皮埃尔应该说处于情感漩涡的中心，虽然故事都从他那里生发出来，弗朗索瓦兹所选择的行为皆与之有关，但显然波伏瓦要讲的是弗朗索瓦兹的故事，只好听任皮埃尔成为小说中最缺乏深度也显得不那么真实的人物。皮埃尔虽是情感的中心却不是弗朗索瓦兹痛苦的根源，因此《女客》没有从他的角度讲故事，更没有从他的眼睛来透视另外二个女主人公的情感世界。同时即便是女人的故事，弗朗索瓦兹的故事不是传统女性文学中爱的困惑的故事，不是自我与爱之间徘徊的故事，所以它没有女性文学中女主人公的情感失意和对男性的批判与指责，这也自然造成皮埃尔形象塑造的弱化。

作品影响

《女宾》尽管是波伏娃的小说处女作，但仍以其独特的故事情节、细腻而富有张力的对话及心理描写而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女宾》与女作家的另一部小说《名士风流》和理论著作《第二性》一起，被认为是她的三部代表作，在20世纪的法国文学史上获得坚实的地位。

作品评价

法国学者安德烈·莫鲁瓦：“《女宾》中某些地方有存在主义小说的味道。”

作者简介

西蒙娜·德·波伏娃（1908—1986），法国20世纪文学家和思想家。1908年生于巴黎，1929年获巴黎大学哲学学位，并通过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1945年与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格-庞蒂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致力于推介存在主义观点。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经典。1954年凭小说《名士风流》获龚古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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