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新一

1907年8月15日，姚新一生于吉林省永吉县大兰旗屯的一个满族贫农家庭，原名唐吉昆，曾用名唐九英、姚新一，字瑶圃。其父唐富明朴实敦厚、为人慷慨，其母奚氏心地善良、温顺贤惠，生一男一女，全家以务农为生。父母的品质对姚新一优良品德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姚新一从小聪明，深得父母的钟爱。姚新一家乡背山面水，幼年长于游泳。一次，他从木排上掉进水中，小伙伴急着回去喊人抢救，不一会他却悠然自得地重浮水面。

1915年，父母节衣缩食把8岁的姚新一送入私塾读书。他一边读书一边帮家干活，但是学习成绩很好，深得塾师的喜欢。

1921年，14岁的姚新一以优异成绩考入省城的吉林一中24班。当时正是中国历史转变时期，随着五四运动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波及东北各地，吉林省城的一中成为接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园地。姚新一耳闻目睹社会的不平，人民的痛苦，军阀的争权，列强的残暴，在学校又经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以方刚的血气和爱国热忱投入了省城青年的革命运动中。姚新一喜爱文学和英语，同时深知父母供读之不易，所以进中学读书更加刻苦勤奋。曾当过姚新一班主任的唐赓老先生回忆说：“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平时很稳重，态度和蔼，对人亲热，同老师、同学的关系十分融洽。他是24班中品行最好的学生，一点也不浮躁，总是踏踏实实地学习。他是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从他平时的俭朴生活来看，家庭生活是不富裕的。这个学生给老师和同学的印象是深刻的。”

1925年8月，姚新一从中学毕业，适逢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收初中教员专修班学员。姚新一应试入选，专修文科。不料，姚新一父亲突然病故，经济难以为继，幸亏亲属帮助，才免于辍学。

1926年暑假，由母亲做主，姚新一与关玉华结婚。

1927年6月3日，姚新一长子降生。7月，姚新一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先后在伊通、德惠等地中学任教。当教员薪水虽然低微，却也可免去几口之家的断炊之虞。然而，姚新一的志向并非仅限于如此，他关心的是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姚新一经常对家人说：“我们要为国家，不要只为小家，没有国家哪有小家！”

1928年8月，为求学深造，姚新一征得母亲和妻子的同意，考取了设在省城的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9年改为省立大学）。一年的大学生活后，姚新一虽然学业有长进，但许多社会问题却使他困惑、烦恼。姚新一毅然中途退学，告别了亲人，千里迢迢到北平求学。

1929年7月，姚新一到北平，住在吉林同乡会馆（现西单剧场），后经同乡推荐到北平弘达学院学习。在这里，姚新一认识了共产党员关有维（魏拯民）。二人一见如故，共论国事，渐成知交。在魏拯民的引导、影响下，姚新一开始从事反帝救国的宣传工作。他们为工作方便租了间民房，在这里写标语，印传单，把这些宣传品藏在屋内青砖地下。他们常常是两三个同学上街，以问路、吵架为由把警察引开，再把传单向人群撒去。有时在人多的闹市，他们竟把标语贴在警察的后背上。当时的北平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姚新一难以坐在书斋里读书。他们走出校门，积极参加轰动北平的三轮车工人罢工，邮务工人罢工，门头沟工人、通州农民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的斗争。当时，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北平。北平地下党受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大批党员被捕杀害。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身受缺吃少穿的困窘，姚新一反帝爱国之心丝毫不动摇。下半年，22岁的姚新一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1930年夏秋之交，经中共满洲省委同意，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地下斗争，姚新一重返故乡吉林，后经同乡学友推荐和桦川中学学监刘文翰介绍，到佳木斯桦川中学当英语教员。9月，姚新一把家眷也接到佳木斯。在桦川中学，姚新一巧遇也在这里教书的张耕野。姚新一租住刘文翰的房子，张耕野租住在对面屋，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姚新一、张耕野是吉林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初中教员专修科的同届同学。意外地相遇使两位老同学激动不已。张耕野坦率地向姚新一表露了对中国社会产生的疑问和不满情绪。姚新一从张耕野朴实的言谈中看到了他的反抗精神和强烈的爱国思想，便如实地把他在北平弘达学院找到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和参加学生运动的经历讲给张耕野听，给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姚新一的帮助教育下，张耕野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逐步改变了教育救国的思想，积极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群众革命斗争中，成为姚新一在佳木斯秘密开展党的活动的第一个响应者和主要助手。后来，经姚新一介绍，张耕野被发展为佳木斯市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佳木斯市委组织部部长，于1938年牺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姚新一在学生中传播进步思想，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率学生走上街头讲演，声讨日本强盗侵略罪行，号召群众抵制日货。他还带领学生同工人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一起上街游行，到伪县政府请愿，呼吁“驱逐日寇，保卫中华。”为了唤起群众救国热忱，支援东北义勇军，姚新一领着学生上街募捐，排练话剧“红楼梦”在佳木斯大戏院公演。姚新一在幕后代演员唱《葬花词》，唱得情真意切，深受好评。在姚新一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和启迪下，同学张耕野的妻子金凤英、妹妹张宗兰以及学生赵敬夫（白长岭）、冷云（郑志民）、陈雷（姜士元）等爱国青年也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10月18日早晨，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爆发。这次活动总指挥是唐瑶圃，副总指挥是张耕野，赵敬夫担任桦川中学党支部书记、宣传组长，冷云担任文艺组长。这是桦川历史以来的第一次革命运动，在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后就爆发了，揭开了桦川群众抗日运动的序幕，为桦川成为抗日革命根据地点燃了火种。

1932年5月17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佳木斯。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昔日市内各中小学校也变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兵营。县公署被迫宣布各校停课，教师工资减半。姚新一忧心忡忡，四处奔走，组织各校师生举行抗议、请愿，敦促东北军驻军抗日卫国。姚新一和张耕野一起把两家老小都送到江北农村居住，然后带着几名桦川中学的学生去投奔爱国将领李杜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桦川县太平川，姚新一等人找到了李杜属下的一个营，便暂时留了下来。在部队里，他们积极做抗日宣传工作，向士兵们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但是，这个营纪律松散，而且抗日活动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同日军作战常靠“吃符”、“念咒”，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刀枪不入”，结果自然惨遭失败。于是，姚新一又带学生离开了这个营，继续寻找李杜将军的大部队。当时佳木斯周围土匪四起，日本侵略者搜查也很严密，交通十分不便。姚新一未能如愿，只好带学生返回佳木斯。当时，日本侵略者与反动当局镇压抗日群众和进步人士，已经开始注意桦川中学。不久，为避免危险，姚新一受党组织的派遣去长春的中共吉林第二监狱特支工作，以长春省立二师英语教员的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姚新一主要负责省立二师学校的学生运动。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特支的主要任务一是发展组织，二是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根据满洲省委的要求和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特支提出“没收敌人的武装，拿起刀斧、梭枪、单枪，动员和组织群众起来抗日”的口号。姚新一一方面通过组织进步青年学生利用张贴标语、游行集会等形式动员、宣传群众，掀起抗日高潮，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和创立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在长春城内，姚新一等同志带领党员在群众中秘密宣传，有一次还率领几个党、团员到公园门前举行游行集会，公开向游人讲演，呼吁人民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要团结起来，拿起武器，参加抗日斗争，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8月，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宋国荣和殿臣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占领了双阳县城，在县城两个多月中领导人民斗争地主劣绅，救济穷人。在此期间，宋国荣率抗日义勇军准备攻打长春，派肖丹峰到长春找内应。由于肖丹峰和姚新一在吉林一师时是同学，都是共产党员，于是肖丹峰找到了姚新一。姚新一又找到刘作垣，当时以吉林第二监狱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时任中共吉林第二监狱特支书记。经姚新一、肖丹峰、刘作垣等人共同研究决定：如果义勇军攻打长春，刘作垣、姚新一等率队从城内接应。监狱党支部负责组织暴动，率领“犯人”炸狱，来个里应外合。姚新一为此日夜奔忙，四处联络，购买枪支弹药派党员到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后来由于形势发生变化，计划未能实现。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特支写了宣言，并给省立二师学校的学生发些宣传品，让他们散发出去。当他们往信筒里投放时，被日本特务发现，结果日本特务按信上的名字把二师的学生逮捕了40多名，姚新一也被解职。为了掩护自己和特支的安全，姚新一迅速离开了长春。后来形势有所缓和，姚新一又回到了长春，住在刘作垣处，名义上是作客，实际上从事革命活动。

1933年5月，在满洲省委特派员的帮助下，中共长春特支成立，刘作垣任书记，姚新一任宣传干事（至10月）。10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受敌人破坏，直接影响特支的安全。长春特支接到哈尔滨的紧急指示：“哈总号倒闭，涉及长春分号，速作准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长春特支干事会鉴于形势危急，决定让引起敌人注意的刘作垣、姚新一二人离开长春，其余人员原地隐蔽。此后，姚新一先后到延吉、安东等地做过短期中学教员。

1934年8月，姚新一被派到依兰县立中学任教。依兰是座古城，教育发达，进步知识分子云集。姚新一在这里与北京朝阳大学毕业的教员季青（李大丕）同住。季青也是党员，二人便计议如何秘密从事党的工作。从此，季青犹如阔少爷，时常出入戏院、酒馆，有时姚新一也跟着逛，有人说姚新一被季青“拐带”坏了。随着军事占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开始了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姚新一和一些进步教师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与斗争。姚新一讲国语课时，巧妙地向学生介绍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祥林嫂》、《呐喊》等著作。后来在开明校长薛绶辰的支持下，姚新一索性舍掉了文言文，直接讲授鲁迅文选等进步著作，没有书就动手誊写、油印讲义，学生们都爱不释手。姚新一还向学生讲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的《正气歌》和秋瑾的事迹，启发青年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姚新一讲得慷慨激昂，情真意切，以致学生不愿离开课堂。有的学生在作文中写道：“我家庭的不幸遭遇，仿佛岳飞的幼年，如今的处境，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共同苦难，欲从水深火热中解脱出来，必学岳飞雪耻的精神。”姚新一从不穿日本协和服，除必要时穿上浅灰色西装外，经常穿戴的是一套湖兰色绸子开气长衫，上罩黑色团花大缎子马褂，头戴粟色大边毡子礼帽，冬天围一条深兰色毛线长围巾，还时常戴副黑边浅色墨镜。 这套服装不但使姚新一风度翩翩，而且显示了他坚贞不屈的性格，在学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学校规定：男女学生均以兰色士林布开气长衫作为校服，男生戴礼帽，女生剪短发。还有一次，一个佩戴上尉军衔的日本宪兵军官突然闯进学校，正在上国文课的姚新一迎上前去。面对那个日本军官的问话，姚新一拒绝使用日语回答，那个日本军官只好改用英语。这件事在全校师生中引起很大震动。当时，在依兰县立中学的校园里逐渐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日本话不用学（xiáo），再过三年用不着。”在姚新一的启发、影响下，一些青年学生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犹如烈火般燃烧起来。时机成熟后，姚新一就向一些学生讲人生的价值、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苏联的十月革命道路，并指导学生主办《前线》刊物，刊登进步文章。为了培养、锻炼青年，唤起更多的民众抗日救国，姚新一又组织学生排练并走上街头演出《卓文君》、《街头人》等节目。在姚新一等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的辛勤培育下，依兰中学不少青年学生，如高禹民、杨超时、林一（滕代远夫人）、王一知（周保中夫人）等先后走向革命。同年秋，姚新一同共产党员舒满贵、季青、富振声等人一起，在依兰中学创建第一个党支部，由姚新一任支部书记。同时，姚新一还亲自指导依兰中学学生杨继懋、龚宝林创建了第一个团支部。党团组织成立后，活动范围逐步从学校扩展到城镇、城郊及农村。中共依兰县党支部秘密发动群众开展反对挑兵、反对归屯、反对保甲制的斗争，组织城乡群众以缝衣组、绣花组、运输组以及“四百字会”、“五百字会”等为名，建立抗日救国会、妇女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他们贴标语、撒传单，有的抗日救国会专门设“打狗队”，惩处特务、汉奸。到1935年末为止，全县拥有抗日分会4个，抗日救国会23个，有的设会长、副会长、组织部、宜传部等。当时，武装抗日的烽火遍及东北各地。为了支援抗日武装斗争，粉碎日寇的经济封锁，姚新一领导的依兰县党支部组织抗日群众为抗日军筹集、运送枪支弹药、粮食、药品，传递情报，掩护抗日军战士转移，有时还直接参加武装斗争，配合抗日武装截军车，破坏交通，袭击警察，扰乱敌人。姚新一注重在对敌斗争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他在依兰中学师生中先后发展30多名党员，并秘密成立了男生班党支部、女生班党支部，在城内居民中也建立了党支部，在火力发电厂组建了工人党支部，并在第五师范和城郊等地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小组。

1935年初，姚新一在依兰中学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依兰区委，由姚新一任区委书记。8月，正式组建依兰县委，姚新一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季青任县委宣传部部长。当时，依兰县除城镇里有党支部和党小组外，在农村的二道河子、宏克力、倭肯河等地也都有了党的活动。同时，依兰县委还领导着桦川、通河等地的党组织，计有党员100多名。中共依兰县委成立后，姚新一的家成了县委的主要活动场所。为保证安全，迷惑敌人，他家炕上经常摆着鸦片烟具和赌具。每逢县委开会、碰头，就由他的孩子放哨。县委还在党员家里、教员宿舍和店铺设了几处联络点。这些秘密联络点除了召开会议、接待上级领导之外，也时常接待抗日军的干部和地下交通员。中共依兰县委成立时，中共吉东特委突遭敌人破坏。依兰县委是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的情况下独撑局面的，工作十分艰难危险。然而，姚新一等共产党员却凭着他们的觉悟与聪明才智，把依兰县地下党的工作和抗日救国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936年5月，姚新一利用伪三江省教师会考的机会，在佳木斯桦川中学召开了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姚新一在会上分析了斗争形势，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部署了以后的工作。根据需要，姚新一将桦川中学党支部改为中共佳木斯区委，隶属依兰县委领导。7月，中共道北特委成立，中共依兰县委隶属道北特委领导。姚新一找到了上级党组织，更增添了信心和力量。9月，姚新一就依兰的政治形势、县委的组建经过及工作等事项，向上级党委写了书面报告。同年秋，中共道北特委遭到破坏，白色恐怖笼罩依兰县城，一些党员、革命者被杀害，依兰县委也被暴露。为了避免更多损失，经上级同意，由高禹民、刘振中、邹殿勋等人组成新县委，由高禹民任县委书记。12月5日深夜，姚新一按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通知，来不及与妻子儿女告别，便同季青向抗联驻地转移。为了躲开敌人的搜捕，姚新一家属经高禹民派人送回吉林隐居。姚新一怀着眷恋之情，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志和学生，离开日夜战斗的依兰。他深情地望着城门上“东北重镇”四个大字，对季青说：“我对依兰有很深的感情，这里的青年人有不少已经成为我的同志、亲密战友。我们在这里已经建立了地方党的县委，在这周围的县里，都布下了我们的同志，如果再呆几年，那时我们的工作就要遍地开花了！”一位送行的学生依依不舍地握着姚新一的手。姚新一坚定地说：“借用斯巴达克人的话说，负盾而归，不然则盾负我归。”此后，他正式化名为姚新一。“姚”谐音其字“瑶圃”中的“瑶”，“新一”则蕴含了对新中国的向往。姚新一和季青随北满临时省委巡视员经过艰苦跋涉，辗转一天一夜才在汤旺河沟里的密林深处找到北满临时省委交通站。此后，省委安排他们到黑河开辟工作。

1937年2月，姚新一和季青被送到方正一带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许亨植（李熙山）处，由他寻找关系送往黑河。不久，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听说姚新一和季青到了抗联，将他们调往吉东工作。3月14日，姚新一出席了吉东党的扩大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中共吉东省委，并设立秘书处，由姚新一任秘书处处长。4月，姚新一带领省委秘书处4位同志，在三道通密林深处，选择环山面水之地建房，作为办公点。建成的房子虽粗糙简陋，但是在姚新一的眼里却比高楼大厦还要美丽。他激动地说：“这好像小学生画了一栋歪歪扭扭的房子，自己却认为很美丽。因为这是出于自己之手，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这里重新工作！”姚新一在秘书处除了负责起草省委文件，还要传达上级重要指示，接待各地负责同志、交通员和联络员，了解地方情况，分析敌情，当上级领导的参谋和助手。同时，姚新一还担任省委机关报《救国时报》和省委机关刊物《前哨》的编委主任兼主笔。在新的环境、丰富的生活和艰苦的战斗中，姚新一经常撰文、写诗、编歌曲，借以传达党的指示，抒发自己的激情，指导对敌斗争，鼓舞战士们的士气。9月29日，吉东省委在四道河子召开省委会议，30岁的姚新一被任命为省委秘书长（至1939年2月）。虽然职务高了，担子重了，工作范围广了，然而姚新一却仍然虚心向战士们学习在密营生活和战斗的经验，以便更好地适应战争的需要。知识分子出身的姚新一有空就练习瞄准，装卸枪，擦油。战士们调侃他说：“秘书长，你的枪总揩我们的枪油吃。”姚新一笑着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现在用笔和枪战斗，将来我使用斧头镰刀时，就不揩你们的油了。”为了提高抗联战士的思想文化素质，姚新一亲自组织上党课，编写宣传材料，组织开展文艺活动。当年的同志回忆说：“白天工作忙，秘书处的姚新一同志组织我们晚上上党课，在密营的火堆旁教我们学习革命理论。”姚新一谦恭勤奋，平易近人，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常同秘书处同志一起开荒种地、采摘野果、站岗放哨。战士们说，姚新一不像省委的大领导。当年的抗联五军军医徐云卿回忆：“姚新一同志在和我们战斗的日子里，没有架子，待人亲热，孜孜不倦地学习，忘我地工作，风餐露宿，同甘共苦。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就好像昨天的事情一样。”

1938年初。抗联斗争进入最艰苦阶段。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和中共吉东省委在周保中率领下来到牡丹江下游的刁翎地区。日伪军连续向这里“讨伐”，致使抗联战士常吃不上饭，睡不上觉。姚新一带领省委秘书处的全体同志拿起枪杆，投入到总指挥部的转战行列中。

1939年初，日寇以两个师团的兵力把抗联二路军和吉东省委包围在刁翎地区，妄图一举“歼灭”。在四百多平方公里的林海里，敌人密如蛛网，上空每天有10多架飞机轮流巡察、扫射、轰炸。二路军指挥部与吉东省委同敌人周旋了近一个月才突出敌人包围，向四道河子疾进。时值隆冬，大雪纷飞，朔风凛冽，气温降到零下40度左右。干部、战士们行军在深山险谷之中，渴了以雪为饮，饿了以糠充饥。有的战士冻得断指裂肤，有的冻饿而死。就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里，他们终于胜利地闯过了难关。

1939年3月，姚新一奉命率领10余名战士的小分队赴方正县省委秘书处旧址转移隐藏省委重要文件和印刷物资。他们冒着严寒绕过敌人的重重封锁，走了3天3夜才到达目的地，完成了任务。在他们返回总指挥部密营的途中，在牡丹江西岸莲花泡的山谷中（今林口县莲花镇江西村西山），突遭400多敌人的袭击。小部队战士在姚新一带领下，凭借有利地势，与敌人展开了殊死决斗，同时销毁文件。激战中，姚新一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2岁。小部队战士几乎全部战死，只有中共吉东省委秘书处主任金石峰幸存，向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汇报了情况。省委和周保中得知噩耗后，特派一支小部队找到烈士们战斗的地方，将烈士们的遗体掩埋在莲花泡西岸的一棵苍翠的古松下。

姚新一烈士墓位于林口县莲花镇烈士陵园。

2015年8月24日，姚新一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