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怡翔

西安美术学院原副院长

姜怡翔，1962年生，山东海阳人。1981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1985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国画系花鸟工作室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省级教学名师。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理事、陕西省花鸟画研究会副会长。

人物经历

2018年11月，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姜怡翔当选为副主席。

2022年5月10日，陕西省政府发布一批任免，免去姜怡翔的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职务。

2024年5月，当选为第六届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艺术成就

主要作品《密处也寻香》获第十届全国美展优秀奖；《有亭深竹里》入选陕西省建国五十五周年美展；《闻风知岁秋》入选《彩墨空间》当代中国画家提名展；《作品四幅》入选《传承与融合》当代全国中青年国画家学术邀请展；《寿者多福》被评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十周年全国美术作品优秀作品和陕西展区“一等奖”。《华硕》获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周年“延安颂”美术作品“二等奖”。《误听风声是雨声》入选全国第二届中国画展；《有亭深竹里》获陕西省首届花鸟画展“特别奖”。《晓风拂影》入选全国第三届中国画展并获“2008青年美术家提名展”国画组“优秀奖”。《自看疏密种秋烟》获全国第四届西部大地情－中国画作品展“优秀奖”。《无意争春》荣获倡导绿色林业全国美术作品展“优秀奖”，及陕西省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美术作品展“优秀奖”。《玉树银花》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深谷生生》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并入围进京作品。

艺术评价

满园飞花渐呈佳境

——读姜怡翔的中国画

赵农

花开有期，境生无意。

明清时期以来中国绘画的第一流大家几乎都通过花鸟画大展身手，因而现代中国花鸟画引人瞩目的成就，是以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诸先贤的笔墨实践，为后来的画人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长安画派的石鲁在晚年所创造的新文人画风格的笔墨语言，又无疑为生活在陕西的画家，提供了一条新的艺术探索思路。西安美术学院多年来在写意花鸟画方面的艺术成就，也不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好评。姜怡翔正是在这样艺术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杰出的花鸟画家。

当代美术学院的教学是以写实绘画为范本，鼓励学生训练提高造型和构图能力。因此，与传统绘画的师徒相授方式有着明显地不同，不仅仅需要具备西方绘画的艺术经验，同时还要加入传统笔墨的造像方法，亦即中西通融，古今合一。这种文化的结合，往往是借助于构图的形式，提供当代画家的深切思考。而对于写意花鸟画家来说，还需要更多的文化主体意识，以形成个人笔墨语言的风格。

中学时期的姜怡翔就有志于画学，虚心求教，心追手摹，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此后，留校任教于国画系花鸟专业，积极汲取前贤名师的艺术营养，承上启下，化古为今，业精于勤。尤其是担任国画系主任的多年中，事无巨细，任劳任怨，才识既备，心化境生。因此，近年姜怡翔的花鸟画，风格已显，渐入佳境，其舍形而意求，去智而趣生。笔墨造诣亦多有自得，并朝着平和、清新、典雅的美感方向迈进。

姜怡翔喜以淡墨湿笔入手，甚至借助宿墨的渗染，追求构图的奇丽险峻，洋溢出化险为夷的画面布局，获得笔墨平和温润的效果。于是画面华美而不嚣张，富贵而不妖娆，清风朗日，甘淡自知，实为一种心境的写照。其中风借花舞，花寓风情，时见春色满园，红花绿叶，墨染水浸，千姿百态。或摇曳顾盼，媚态自怜；或竞相呼应，飘舞横斜；或一枝独秀，神态自若。只见干湿浓淡，虚实远近，是化天机为人事，色墨翻飞，画境天然，亦有着“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的人生雅意。

中国古典哲学的合二为一、一分为二是一种有机的互融，从构图方面而言，中国画讲的是“太极图”法则，其中的阴阳、虚实、水墨都是在巧妙的对比中，来获得构图的存在意义。因而一个墨点，一条枯线，一片水晕，都有着独立的审美意象。破、积、泼、宿，是将水墨的分、合、散、聚的变化，构成无数的点、线、面的分割，形成中国画生命价值的展示。因此，枯笔与焦墨、润笔与淡墨的不同使用，实际上更多的是画家心境审美的选择，不仅仅是一种技巧的训练。

姜怡翔专事花鸟，最初先以游鸭闻名，近年其笔下的芦花鸡几成标志。曾于山乡漫游，田园野风，喜见农家土鸡，憨态可掬，东摇西摆，意可入画。因而笔下的芦花鸡肆意高亢，行走自如，借花为伴，与鸟结友，实有雅俗无分，高下不辩的理趣。于是淡墨堆积，造型立本，浓墨挥写，点睛传神。亦见图画中秋苇横斜，芦花婆娑，穿插之间，便衍生出左顾右盼，如酣如醉之态；老圃秋容，黄花晚节之姿。姜怡翔对于一木一草、一虫一禽的细微观察，亦是无数昼夜昏晨的光阴所积累生成。

中国画的形象是建立在画家心象的基础之上，既得源于画家多年对生活认识的积累，又演化为个人的独立艺术见识。画家对形象的捕捉和表现，体现在作品之中实为画家内心世界的展示，心象便是画家潜意识的流露。无论任何画家，一旦所表现出的作品形象，必然是其内心世界的折射。于是就有法无定法，理无常理，随心所欲，而自成一体。这种建构的合理性是个人日常行为与心理积淀的结果，于是宋代欧阳修曾赋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斯画理机巧处，便缘于此。

因而姜怡翔的绘画中挥写墨竹，多属竹林篁圃，墨分五彩，笔走八方，乱云飞渡，闲风狂舞，喧嚣中见安逸，静秘中有杂律，更觉画家意味的无尽。亦常常见高士纳凉，味拈天机；携壶买酒，昏夜醉归；伺机待钓，月牙高升；渔隐闲卧，物我两忘；雅人寻诗，枯林杳音；画者写生，乱竹摇曳；因其秋枝闲静知山林暮色；芭蕉散落见庭草生意；幕天席地，幽水无声；秀石闲立，味尽散逸。以至空山寂音，飘叶生声，是谓“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即文章”。

形象的独特性是画家审美能力的积累，从而获得深厚的艺术经验。一个成熟的画家必然有着自己独到的语言，这是绘画语言所塑造的基本形象，便是通过色、线、形所表达的物象结构，反映着画家的主观意志。郑板桥在《题画》中有“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的叙述，是一种个人艺术语言的提炼。这里更多地是画家潜在的心理积淀与变化，而产生的表述方式。郑氏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是绘画创作的三个阶段。“眼中之竹”，是最初对竹子的印象；而“胸中之竹”是深度理解和构思锤炼，如常言说的“胸有成竹”；而“手中之竹”，是创造出完整的竹子的艺术形象，已不再是原生态的“翠竹”，这里演变成艺术形象的“墨竹”。这里既有“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寻觅；“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融合；也有“含道映物、澄怀味像”的感染。

姜怡翔的绘画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点，以淡墨造其势，以浓墨强其骨，形成了灰色情调背景中的笔墨表述，这种绘画语言的层次性，使其绘画中有着含蓄沉着的丰富意味。多年来写意花鸟画的修养，其表现语言的不断深入，得力于画家的千锤百炼。侧锋横扫，笔墨渐出，形体排列，空间推进，使画面繁复多变，层次分明。这是因为一个艺术天赋好的人可以在平凡的事物中，发现许多与艺术形象关联的素材，其审视的印象既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也可以使绚丽归于平和，从而创造着个人艺术的雅意。

中国画的形式在于程式化之中，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敷衍出新生的意义，其不断拓展着中国画的创造力。姜怡翔的花鸟画多以奇险生发，穿插变化，有大胆落墨，小心收拾之意，有时墨彩四射，散锋飞舞，放纵高歌，意兴阑珊，最终是富丽归于平和，这种造型意识，也多为画家的潜在心思的稠密，亦不仅仅是“花开富贵；竹报平安”的显示。因此，姜怡翔的绘画中，洋溢着一种机敏的气息，常常有着化险为夷的构图方式。这种心智对于画面虽有着“计白当黑”的布局需要，有时既是边角的处理，也有意地转化着一种意味。以虚为实，化形于空，起到稳定画面的效果，也使绘画出现了意外之意的作用，这是一种艺术经验上的巧借，也是一种个人生存中的把握。于是，点划之间，墨色之中，直扫竖抹，斜皴横染，都包含了一种精神的繁复，也常常寄予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情之外”（苏轼语）的心境。

姜怡翔亦多以荷花为题材，反复推敲，其荷风送爽，点划推卷，色随笔走，横涂竖抹，湿墨淡出，笔显意出，元气淋漓。其水莲迎风，花气袭人，以至荷花开合，秋水无泥。在其鸟禽写意的丰富变化的手法中，不断地张扬着画家的心性。还见猫咪自得，或是憨态自怜，高卧顽石；或是机智从容，趣生凡尘。于是群鸭戏水，游曳竞走，闲适自得，亦见悠远。

现实的西安是一部古风荡漾的故事新编，周秦汉唐的流风遗韵，常常昭示着中国古典艺术的特殊意义。姜怡翔生于斯长于斯，感染着自身的许多回合的人生故事，是伴随着周鼎秦俑、汉瓦唐刻而铭记于心，既有“花非花，雾非雾”的意味，也有“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的感悟。因而文化的果实也在不知不觉地成熟，显示出累累的硕果。回首前瞻，人生中年，心雄视阔，慕清品至兰，知虚怀同竹。终会衔艺事之风流，竞书画之长物。

2006年7月于风物长宜之轩

从上山虎到下山猫

——我说姜怡翔

张渝

怡翔很少画虎。但是，他生肖属虎，而且，一旦蓄发留须，画家之中，能如他那般体格魁伟，器宇轩昂，先天就有“上山虎”气势者，还真是不多。当不在少数的“猴子”级的人物都把自己装

扮成“上山虎”进而盘踞一个山头时，姜怡翔却举重若轻地画了一只“下山猫”。

事实上，如果真想占山为王，身为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的姜怡翔似乎更得天时与地利。然而，他没有。他不但不“上山”，而且还反其道而行之，“下山”。并且，不是以“下山虎”的凶猛，而是以“下山猫”的灵气。这就耐人寻味了。

山下有河流与大川，乡土与原野。姜怡翔究竟要下到哪里？

下到生活中去。

可是，生活纷繁多样，猫下身段的姜怡翔究竟要下到什么样的生活中去？是五陵少年？是倪瓒？是八大？是吴昌硕？是齐白石？

或许是，也或许不是。这方面，海德格尔说过一句很好的话：诗意地栖居。基于此，诗人洛夫说：“生肖属龙，于今，连变一条蛇的奢望都淡了。”只有在世俗的欲望淡化、洁净之后，诗才来，意也才来，诗意地生活也才肯过来。当选择了“下山”的姜怡翔图绘的不是“虎”而是“猫”时，他不是没有雄心壮志，而是他的“雄心壮志”在诗意的审美中超越、越拨了世俗的层次，进而抵达了诗意栖居的境界。

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如果没有诗意地筑居，诗意地栖居便难免空中楼阁。为此，我必须从姜怡翔的“筑居”来入手，进而考察他的“栖居”。

清人方士庶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故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水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或率意挥洒，亦皆炼金成液，弃滓存精，曲尽蹈虚摄影之妙。”

无论是“游水鸭”，还是“下山猫”，抑或“芦花鸡”甚至其他的花鸟虫鱼，姜怡翔大都率章挥洒，曲尽其妙。他的妙处在神不在形，尽管他的创作一直很有“形”。姜怡翔的笔下，物之“形”，不是没有，也不是不重要，而是他的关注点已不在那里。他关注的是日常生活是如何成“形”的。因此，他的笔下，哪怕是花鸟虫鱼，也一定即事、即物、即景、即心。

这样的好处是贴近生活。帕斯捷尔纳克说过，诗不必到天上去找，要善于弯腰，诗是在地上的。但是，如果诗人不把自己弯腰找到的诗重新送到天上，他就不可能抵达事物的深处以获得意义。姜怡翔的作品之所以具备诗的境界与意味，就在于他不仅弯腰，而且仰望星空。

问题是，以下山的姿态仰望星空的姜怡翔究竟在哪此方面完成了他的“诗意筑居”？

逸。

“逸”之一格，并非姜怡翔的独创。即使是元气淋漓，笔法苍秀的笔墨风格，也非他的创造。董其昌就有此格。秀逸如倪瓒、润逸如吴门画家、狂逸如徐渭，傲逸如八大。逸的审美维度上，古人发挥的淋漓尽致。作为后学，姜怡翔有关逸的审美维度又该指向哪里？

首先，姜怡翔认真研习古人有关“逸”的精髓。如此做法，也就是前人所说的“致广大”。在“致广大”之后，他又有着自己的“尽精微”——他选择了“枯逸”。

他的“枯逸”与“枯寂”和“枯淡”两个美学概念有关。

我们知道，“枯淡”是宋以后的中国文人所偏爱的。苏东坡评韩柳诗，言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此可为“枯淡”美学开山之纲领。这一纲领及其衍生的美学概念，在禅诗中也不少见。但是，“枯寂”则与日本的美学追求有关。

在物哀、幽玄之外，日本美学又特别强调“枯寂”。在《日本风雅》一书中，译者王向远先生曾总结“寂”这个字。他说，“寂”在外层和外观上，表现与听觉上的“动静不二”的“寂声”；视觉上以古旧、磨损、简素、黯淡为外部特征的“寂色”。在内涵上，“寂”当中包含了“虚与实”、“雅与俗”、“老与少”、“不易与流行”四对子范畴，它们构成了“寂心”的核心内容。

此外，还有“寂姿”。它包含枝折、细柔等。当“枯寂”与“枯淡”合而为一时，姜怡翔的创作便逸出了古人以及当下时人的审美范式，有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其实，“逸”字最早的本义就是逃脱。当姜怡翔借助“枯逸”逃出古人范式并自立一格时，他的“枯逸”之所以并不使人觉得突兀，就在于他的“枯逸”概念还有很多远亲，比如纵逸、简逸、英逸、野逸等。也唯其如此，他的“枯逸”有了“道不孤”的品格。

“长安画派”之后，陕西的画家很少没有不受其影响的。姜怡翔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在关注生活这一维度上。不过，”长安画派“之外，世界画坛关于艺术与生活的表述似乎更加见血。在杜尚那里，一个小便池就可以告诉你，艺术就是生活；而在博伊思那里，艺术就是社会。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而在安迪·沃霍尔那里，艺术就成了传播，它是可传播的事件。

心向“枯逸”的姜怡翔并没有像国外大仙们走得那么远，但他们对于艺术的表述与创作也的确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的创作，故此，姜怡翔的”枯逸“之中，又多了一点点悠闲、一点点热情、一点点冷漠、一点点幽默、一点点感伤、一点点无奈、一点点欢喜。所有的要素都是那么一点点，不多也不少。用人们评述才情和尚苏曼殊的话说，便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和古人不同，和今人也不同。但又处处有着古人的微笑以及今人的温暖。枯逸之中，姜怡翔没有古佛青灯，也没有占山为王，弄个“上山虎”的姿态显摆自己的威武。他只是猫下腰来“深入生活”，然后又远远地审视自己笔下的生活。而这个藏在“枯逸”之中的“远”，我一直没有说破。其实，所谓的“远”，在诗学之中，不是指空间距离，而是指心理距离，是指艺术家对于外在世界的一种远远的观望。诗人们总是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中把握现实。阮籍说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得就是这个理。

下山之后，天地宽广。是虎是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诗意，以及如何诗意地把握自己、把握生活。

“相见无杂言，但话桑麻长。”这是陶渊明的名句。如果不是因为还有更为丰满的精神生活作背景，陶渊明的这句诗就和田头农民的家常话没有区别。而中国文学史之所以重视陶渊明如此诗歌语言，其间究竟，不言自明。而姜怡翔的“下山猫”恰可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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