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寂百年》（副标题：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是雷颐的作品，描写了近代中国历史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容闳、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燕树棠、陈翰笙、闻一多、张申府、瞿秋白、冯英子，这十二位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经历串联起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军阀混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至一九四九之后沧桑巨变的百年。
主要内容
容闳、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燕树棠、陈翰笙、闻一多、张申府、瞿秋白、冯英子，这十二位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犹如历史星河中的寂寥星辰；他们的人生经历串联起自
鸦片战争、
洋务运动、
维新变法、
辛亥革命、军阀混争、
抗日战争、
国共内战，至一九四九之后沧桑巨变的百年。师夷长技，
德先生与
赛先生，
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
科玄之争，民主与专政，
治学与
问政，为传统与现代接榫……明灭浮沉之间，他们所展现的是
晚清民国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抗争奋斗史，是苦苦寻觅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与家国前路的探索史。
作者感言
安身立命的根本何在？我们从何而来？到哪里去？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提出“中体西用”到声张民主与科学、激烈反传统的“全盘西化”的主张，都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但是，这都是在民族危亡时刻的一种被迫的回答，因而必然带有救亡图存的功利性色彩。
这场争论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对实际政治的直接影响，而在于它揭示了思想上“独立的”自由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面临的困境。实际上预示了十余年后他们必须在国共两党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同是主张“新式独裁”，蒋廷黻、傅斯年等选择了国民党，而钱端升选择了共产党。同是主张“民主政制”，胡适选择了国民党，而张奚若选择了共产党。对他们来说，不论愿意不愿意，他们必须选择，做出丧失“独立性”的选择。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现代知识分子。对我而言，这种研究是合二为一的。通过对思想史的研究，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通过对知识分子经历的个案研究，我对那些“思想”产生的背景、
语境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对那些“思想”的认识也更深刻。《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研究、探讨的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
心路历程。
全部目录
【导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沧海一粟”
第一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容闳的独特意义
第二章：梁启超与现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转变
第三章：为传统与现代接榫——蔡元培思想透视
第四章：胡适与“整理国故”——兼论当代“国学热”
第五章：价值重建与政治困境——以丁文江为中心
第六章：在学问与政治之间——傅斯年思想矛盾试析
第七章：被遗忘许久的思想资源——燕树棠思想浅析
第八章：“中国农村派”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以陈翰笙为中心
第九章：现代知识分子闻一多的历史命运
第十章：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张申府
第十一章：瞿秋白的身后命运
第十二章：“老报人”与“杂文家”冯英子的个人史
【注释】
精彩选摘
探寻历史
超越时代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深刻的社会转型。正是在那真正天翻地覆大变动的时代，与传统的“
士”几无关系的
容闳能成为中国
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便是这种裂变、质变的深刻象征。容闳1828年出生在
广东香山紧邻澳门的一户贫困农家，在华夏文化版图中，此地长期处于“边陲”，被视为荒蛮之地。他从小就读于澳门为传统士大夫所不知甚至所不齿的
教会学校，一个偶然机会使他赴美求学，于1848年进入
耶鲁大学。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更感到中国的落后，在大学未毕业时就下决心：“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1854年回国后，他就为此目标终生奋斗。
为了实现理想，容闳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社会阶层，从
太平天国到
洋务运动，再到
维新运动，最终，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中，一个时代、一个阶段总是迅速被另一个时代、另一个阶段取代。前一个阶段的推动者、参与者，往往成为后一个阶段的反对者。现代中国，这种历史人物不可胜数，因为自身利益或思想观念的原因，多不能超越自己原来的立场、观点，然而容闳却能超越自己曾经参与甚至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阶段”。这种超越性源于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忠于、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团。换句话说，他一直在寻找、利用能实现自己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发现这种政治力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新出现的政治力量与自己的理想更为接近，便转身而去。独立性与超越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所以，容闳确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标志。
“士”的质变
作为具体的个人，容闳的经历纯属偶然；但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符号”出现的“容闳”，却是中国现代性转型进程中的必然。作为个人，容闳与“士”毫无关系，但作为一个群体、一个阶层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却是由传统的“士”脱胎而来，因此与“士”有着千丝万缕、藕断丝连、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从冯桂棻、
王韬、
薛福成等人开始，传统的“士”在一点点变化，而
戊戌维新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士”质变、作为群体和阶层出现的标志。公共领域由汇集的私人构成，个人成为独立自主的主体，成为有自我意识的个人。个人的汇集形成社会，通过公共领域向国家传达社会需求。中国现代公共空间的建立与扩展，
维新派厥功甚伟，也是使其成为“知识分子”的原因之一。
传承、创造、传播、运用文化，是知识分子的重要功能。在新观念引进、新知识生产中，最重要的是新“国家观”的产生。他们批判了旧的身份制国家观，而接受了现代
契约论国家观。梁启超此时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文，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新的国家观念。他强调，西方之所以民富国强，关键在其兴民权、开议院，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相反，中国传统是“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故曰私……使以一人能任天下的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将现代权利观念引入中国，引入到有关国家与人民关系的话语，以现代权利观念来划分君、国、民彼此关系，是维新派思想家的重要贡献，是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国家观念的实质性突破。
学术与政治
“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士”的传统。具有
专业知识、
独立精神、强烈
社会关怀和
批判精神，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传统的士转变而来，这种“关怀”自然格外强烈；加上当时政治的腐败黑暗、内忧外患不断，时处民族危亡之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能不深深地关心并卷入现实政治。
这些知识分子深度参与政治，却又无力真正改变政治。梁启超以政治参与登台亮相，一生中大半时间都在从政，但在他的晚年，却对政治深深失望，退居学苑。在梁启超之后，曾经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震惊于国内政治的黑暗，不得不参与政治，与丁文江等人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想依靠军阀组成“好人政府”，改良中国政治。结果，他们也被军阀视为掌上玩物。胡适沮丧地承认依靠军阀政治改革的梦想失败：“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
理想抱负
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一点是有专业知识，一方面他们有专业知识、专业抱负、专业理想，另一方面他们关心政治，形成一种难以摆脱的矛盾和内在紧张。
总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油然而生，在观念、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该书中的十几位人物，思想、观点、立场不同，命运
迥异，但都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中的“沧海一粟”。对他们言与行的考察，有助于人们深入透视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现代知识分子作用、使命、命运的理解。
作者简介
雷颐，著名历史学者。1956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数年。后当兵，又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年获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曾任《
近代史研究》副主编。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著有《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历史：何以至此》、《
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
取静集》、《
被延误的现代化》、《
历史的裂缝》、《
历史的进退》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