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由英国学者R·H·托尼创作的社会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26年。
内容简介
作品回溯了宗教改革前夕直至17世纪末叶经济生活逐步摆脱神学理论控制的过程，并以此为背景，考察分析了神学理论本身发生的变化，尤其是英国清教的产生、发展和转变，如何影响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作品目录
创作背景
托尼非常关心基督教经济伦理究竟如何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制度（信贷制度）的转型提供了空间，这种制度从一种小生产者的升级手段发展成融资者和商业资本家的国际货币市场。威尔逊和其他传统思想家把信贷作为经济伦理学中一个问题的态度，最终被一种更加中庸的、道德上更加中立的经济伦理学所取代，正是为了试图把新的生命注入到这种旧的、已经被击败的基督教伦理学之中去，并且把这种经济和社会的观点展示给自己的同代人，于是才促使托尼写了《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等著作。
作品思想
作品主要反映了以下观点：
第一，“劳动者是最像上帝的”。这种观点似曾相识，因为在马克思劳动哲学本体论的语境中，劳动者不是最像上帝，从劳动创造世界的层面看劳动者就是上帝。托尼旁征博引，把新教劳动观中的这一思想一览无余地展示给读者：“加尔文赞同地引用圣保罗的话：‘不劳动者不得食’，像所有功利主义者一样激烈地谴责不加区别地布施，坚决主张教会当局应定期探视每个家庭，弄清它的成员是否偷懒、酗酒，或做其他不合道德准则的事。奥科兰帕迪乌斯写了两本论济贫的小册子。布林格痛惜修道院的慈善以及一个分裂的大寺院用以维持一所学校、资助赤贫者的稳定津贴造成了行乞大军。在茨温利1525年起草的苏黎世重新组织济贫的计划中，严格禁止一切乞讨行为；游乞者得到救济的条件是第二天离开该城镇；专业机构为病人和老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当地居民，凡过于讲究衣着、不上教堂、玩纸牌或做其他不体面事情的人，没有权利得到救济。他的整个方案的基础是经常劳动的义务以及削弱工作动机的危险。托尼构筑的意象世界二级对立，一方是有劳动能力但不劳动而仅靠乞讨为生的人，另一方是有劳动能力且确实靠劳动为生的人。为了说明靠劳动为生的人是如此正当和光荣，他便引证茨温利的话借以强调自己的观点，劳动具有像上帝创造世界一样的神圣性，与此必然相连，从事劳动的劳动者具有像上帝一样的神圣性。
第二，深信劳动和事业是通往天堂之路。任何劳作都处于三维的时间结构之中。过去为现在提供前提条件；现在为将来作准备。将来是什么样子呢？马克思劳动哲学本体论语境中的将来是劳动制度无愧于和适合干人类的本性。在新教的精神世界中，将来是蒙上帝恩典的召唤，进入天国。如何能得到蒙上帝召唤的恩宠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托尼为读者刻画清教徒的形象：这“是一幅严肃得近乎苛刻但却并非没有感染到一种有节制的得意的肜象 这是严肃的、热情的、信奉上帝的一代人，轻视虚浮，按日劳作，定时祈祷，节俭而又兴旺，对自己和自己的天职充溢着得体的自豪，深信艰苦劳作就是通往天堂之路，这是一群和荷兰的加尔文教徒一样的人，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同他们钢铁般的新教主义同样著名，他们是富有思想、严肃、颇具耐心的人，深信劳动和事业就是通往上帝之路的职责。”在这里，劳动是职责，是手段，职责和手段都为一个将来的目的服务，这个目的便是把劳动的世俗性存在变为步入天国的通行证，最理想的境地是成为神圣性的存在。在具体内容上，新教劳动观与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二者之间没有相通之处，但在劳动现背后的时间结构上，还是应该承认，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第三，“劳作就是崇拜。”在新教产生以前，基督教中盛行沉思的修行方式。这种方式旨在告诉人们，独自的沉思默想是与上帝沟通和蒙上帝召唤的最好方式。新教的主张正好与此相反。它倡导践履即不断劳作的修行方式，这种独特的修行方式无意间倡导和确立了一个重大而基本的原则：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相对于理解这一原则而言，托尼的论述富有教益。“宗教应该是实践的，不应该仅仅是沉思的。沉思其实是一种自我放纵。贪欲会毒害灵魂，但它的危害比不上懒惰。”理论的内容不一样，实践的方式有区别，但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基本主张上，新教劳动观与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二者之间是一致的。
第四，用商业去服务上帝，商人同样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宠。亚里士多德对商人及其行为是蔑视的，新教以前的基督教对商人及其行为是仇视的。新教反其道而行之，赋予商人及其行为以神圣的性质。“生意的要求和宗教的要求之间，不但不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而儿两者可以携手并进。由于天命的关系，基督徒必须具备的美德——勤奋、谦虚、严肃、节俭，正好就是最适合于商业成功的品德。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精明，精明则是对他的开销‘加以正当限制’、‘并且教导商人要最人为出的神圣智慧’的另一个名词。产业会随精明而来，而产业既是为自己牟利的，又是符合美德的。产业使商人不会‘经常并且不必要地光顾小酒店’，会让他牢牢呆在自己的商店，‘而这咀才是最能指望得到上帝的光顾和祝福的地方’。”这种对商人劳动看法的根本性改变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向人们表明，新教对劳动的颂扬没有禁区，不管劳动的具体性质如何，需要的劳动技能是什么，只要能在养活自己时为他人和社会带来助益，那么，这种劳动就是上帝所赞许的，就是逐渐接近上帝的行为。概括地说，劳动不分性质和形式如何，都是奉上帝之召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救赎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态度如何和成绩大小，恰好是对上帝态度好坏的试金石。
托尼这本书与韦伯的进路构成强烈的紧张。韦伯阐述的新教伦理坚持说，赚钱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享受。只有这种精神气质所表现的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而且劳动是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是一项天职，新教徒个人就应该服从于他的“天职”。不论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到底是什么，他都将对此有责任和义务。这种信念牢牢地受新教伦理支配，这才导致了企业家精神，主要就是创新的精神。新教徒会不安于现状，他们具有确定不移且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以及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的能力。这些人是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是社会扩展的基本动力。最终，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给他们提供了有节制的生活，他们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般。
托尼则完全反对韦伯把宗教与世俗生活完全联系起来的方法。实际上，这与特洛尔奇和韦伯之间的紧张有类似之处。托尼与特洛尔奇，这两位都敏锐地意识到近代资本主义中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都从教会组织、清教活动对底层资本主义作用的有限性展开论述。托尼在这里表现得像一个宗教史家，第一章写中世纪神学背景；第二章介绍路德和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第三章谈英国教会；第四章谈清教运动；第五章就是结论。全书显得单薄。但只有仔细读，才能发现每一段都贴着底层的不为人关注的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在谈。作为一个坚持彻底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托尼把自己包装成宗教史家，连这个手法都和特洛尔奇一模一样。其实托尼熟知近代经济思想演变的过程，但他这么做，只是因为更清楚地看到，“中世纪思想的重要性不在于产生价格和利息理论，而在于它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经济机器。”
托尼并不认为宗教拯救从世俗生活中退隐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当宗教的道德从经济生活中消失之后，结果是人成为工具，效率成为目的，而“如果把效率从一种工具转变为基本的目的，这样就会毁掉效率本身”。他引用凯恩斯的话说：“现代资本主义是绝对反宗教的，它没有内部联合，没有多少公共精神，通常（虽说并非总是）仅仅是一群有产者和逐利者的聚合体。”托尼警告人们，在生气勃勃的经济生活的面具之下，资本主义的巧取豪夺、钻营逐利正在毁掉人类生存的根据，人的精神世界如果不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进化的话，人类的命运必然是可悲的。
作品影响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是西方学界公认托尼重要的著作，此书出版于1926年，是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批评与补充。甫一出版就受到学界重视，学者如奈特（Frank Knight）等都纷纷为之撰写书评。
作者简介
R·H·托尼（R.H.Tawney，1880—1962），英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教育家。曾先后任教于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并担任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其代表作有《16世纪的土地问题》（1912）、《贪婪的社会》（1920）、《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中国的土地和劳工》（1932）等。
除此之外，托尼也是一名积极的社会政治活动家和改革家，他服务于不少公共教育团体并长期担任英国政府的经济顾问。50多年持续的社会实践及其思想和人格，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望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