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保加

海西首任州长

官保加，(1899－1981) 字立亭，蒙古族，海西首任州长。1901年生，青海都兰人。曾任青海蒙古各盟旗联合驻南京代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议、同仁县县长、国民党青海省政府参议。 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青海省文教厅编译室主任、省文协副理事长、都兰县县长、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州长、青海省第4届政协副主席、省第5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

从放羊娃步入官场

官保加是青海蒙古左翼盟和硕特部北左末旗 ( 今海西州乌兰县茶卡镇 ) 人，祖上世代以放牧狩猎为生。至祖父洪石巴时，逐水草到湟中县拉沙峡一带放牧。后因牲畜日渐凋蔽，其父朋措只好弃牧就农，种山旱地30余亩，全家有10口人，吃了上顿没下顿。不幸母亲又因贫病交加而去世。 8 个子女无法拉扯，父亲只得将老四送给茶卡外公家，老六同次女送给本村钟家。官保加排行老三，六岁时就给同村人放羊度日。幼年的官保加饱受了人世的辛酸。

在他 12 岁时，由于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而进了学堂。清末，清廷驻青海办事大臣为了笼络和羁廉蒙藏王公千百户，就在西宁设蒙番小学一处，饬命王公千百户送子入学。其名为“开发蒙番民智”, 实有挟其子女为人质之含义，故王公干百户大都不愿入学，但又碍于上命难违，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当时的茶卡王命官保加顶替自己的儿子入学。就这样，12岁的官保加成了蒙番小学一名公费生。他勤奋好学，颇为校方器重，后升入青海蒙番师范学校 ,22岁毕业。先后在都兰、玉树等地教学。由于他品学兼优，精通蒙汉语言文字，兼懂藏语，被左翼盟选中为该盟驻南京代表 ,1931年到南京任职。左翼驻京代表受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节制。不久被派往下属机构边政委员会工作。官保加多次奔走于川康甘青之间，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曾就青海蒙藏现状、山川地理、人口出产等编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蒙藏委员会。冀希于当局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有所重视，谁知报告上去之后，即泥牛入海，永无消息。通过这件事，使官保加认识到旧政权所谓建设边疆等高论，不过只是一句空话罢了。

1938年，马步芳撤换了官保加的驻京办事处代表，委以青海蒙古两盟驻省办事处副处长之职。这也是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闲职。只有一块牌子，两间房子、三个人的编制，年复一年，门可罗雀，无事可做。每月领取一份粮 (60 斤小麦 ), 三元硬币，如此而己。

一任代县长的所做所为

同仁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民族间的仇杀和教派之争时时发生。 1944 年冬，同仁隆务镇的回族又发生了教派冲突。双方啸聚 1000 多人，手持刀枪、斧棍，杀气腾腾，欲拼你死我活，一见高低。官保加得报后，不顾同事和家眷的阻拦，独自一人冲人闹事中心。只见双方头目已刀斧相加，四面吼声如雷。情急之下，官保加夺取一木棍，奋力架开了头目们的器械，大声呼叫住手，发张毗裂。双方头目被县太爷如此模样所慑服，放下了武器。官保加将为首头目传至县衙，据理调解，化解了一场重大的流血事件。

怒发冲冠的国大代表

1947 年，赋闲 2 年多的官保加，因为声望所系，被物色为青海省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在南京出席了国大代表会议之后，再无啥事可做。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全靠不多的几元维持。因苛捐杂税，日日相逼，难以度日。先后典出房屋七间，借款数百元。有一个时期，全家买不起柴，就以拆除角房木料烧饭。其穷困之窘态可见一斑。

为民族和解牵走

1949 年 9 月青海解放。官保加满怀着无限的喜悦，参加了革命工作。 1950 年 5 月，被任命为都兰县人民政府县长。

1950 年 6 月，县委书记方新、县长官保加等，奉省委之命，代表都兰县委、县人民政府，在都兰县香日德寺会见了十世班禅大师。就建政、民族团结等问题与班禅大师进行了亲切交谈，这次会见对加强民族团结和开展民族统战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解放初的都兰县，地域含今日海西州全境，并代管玉树州曲麻莱县，是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回族聚居的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搞分而治之，造成了各族群众长期不和，以至仇杀械斗的严重局面，遗留了一大批有关民族纠纷的要案，直接影响着都兰解放初期的建政工作。官保加在中共都兰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向各民族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身体力行，充分揭露蒋马政权制造民族隔阂的事实和实质·热忱地投人了调解民族纠纷，加强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他亲自写信给各王公千户、宗教界上层人士，要求他们在解决民族纠纷问题上带好头。他奉县委之命，出面解决了一些年深日久，十分棘手的民族纠纷，如蒙古族王家旗和藏族汪什代海部落、蒙古族香加旗和沟里藏族部落的草原纠纷，蒙古族柯柯旗和藏族日安部落的命案纠纷等。由于他能接党的政策办事，在各民族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又能一碗水端平，所以上述历史遗留的纠纷都得到了妥善解决。每解决一桩纠纷，就为民族间的团结增添了一份凝聚力。

在都兰县的哈萨克族群众，由于马步芳政权的极力挑拨离间，也由于哈萨克族群众先是遭到军阀盛世才的残酷压迫和掠夺，后遭马步芳贪得无厌的敲诈勒索，使之更加贫困不堪。在饥寒交迫之下，哈族群众被迫去偷抢蒙古族和藏族的牲畜，从而导致了三个民族之间多年的流血冲突。所以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和解，是建政初期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此，党和政府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细致的政治争取工作。宫保加先生积极参与了其全部进程。

民族的大和解、大团结，有力地保障了海西建政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官保加为此做出了积极贡献，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好评和爱戴。

开发建设的先行者

在都兰县建政之初，即开始了柴达木盆地的开发建设。官保加为建设家乡的宿愿终于实现而欢欣鼓舞，忘我地工作。

官保加先生任都兰县长不久，就按中央有关政策精神，结合都兰实际，亲自起草了《都兰县人民政府 1950- 1951 年度计划报告书》。就全县的民族团结、区域自治、治安司法、生产建设、财政贸易、文教卫生等各项工作，做出了周详而具体的计划，报告有情况、有分析、有任务、有措施。虽为年度计划，但海西地区的建设实践证明，这份很有前瞻性的报告，提纲挈领地涵盖了柴达木地区当时和日后很长时间内的各个方面。报告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拥护热爱的情怀，对民族地区光明前途的无限向往和追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报告中，表现出官保加可贵的创新精神。报告以很大的篇幅，着力提倡植树造林，保护草原及原始森林，强调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试种果蔬，引进优良畜种。提倡和奖励农牧民群众在搞好农牧业生产的同时，大力开展挖金子、熬础砂、采大黄、开煤矿、跑运输、织氆氇、擀毛毡，强调了多种经营和开发资源的重要性。官保加很有信心地写到：“ 柴达木地区工业原料遍地皆是，来日必富甲天下！” 今日读之，使人感到，早在五十年前，他那双经久阅国的慧眼，和那颗奔腾不己的壮心，似乎就已看到和感受到柴达木大开发、大发展的辉煌未来。

官保加早在青年时期，就为柴达木盆地丰事的宝藏不能造福于人民而无限惋惜。所以在他任都兰县长时，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地质勘查人员进入盆地。并为进入都兰的地质队提供了不少有用的矿藏分布线索。他还到处发动群众报矿，不少群众怀揣矿石，出入于地质队和他的家门，在全县形成了一个群众报矿的热潮。

1954 年，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成立，官保加任第一任州长。海西地区的经济开发进入了全面准备时期。当时，进入柴达木盆地的地质勘探队伍已增至数千人，大都活跃在昆仑山、阿尔金山及盆地西部人烟绝迹的戈壁荒野中。由于道路不通，交通工具和各类物资都十分短缺，使地质人员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异常严酷。如何保障数千人的地质勘探大军能够正常生活和工作，是一件十分繁杂而艰巨的任务。官保加根据州委的决定，亲自主持和组织了对地质勘探的支援工作。他深入第一线，充分发动群众，从上到下层层落实支援计划，很快就调集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支援队伍。官保加在日记中写到：“年初各机关、各乡和各地群众都已订出了支援地质队的计划。 3 月至6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州组织参加运输的骆驼有1711峰，牛4014头，马107匹，大车122辆；翻译、向导、驮运人员489人。驮运小麦、面粉120万斤，烧柴60万斤，煤炭45万斤，木料1500立方米，还有大量的百货日用品。动员民工929人，抢修格尔木以西翻浆路，还在通向西部的沿途，设置了临时性的饭馆、理发店、邮电局等机构。 ,,

1956年冬，地质普查大队的200 余人，在盆地西部阿拉尔地区，被大雪围困，继绝了燃料和其它生活必需品，造成了生活上的巨大困难。官保加奉省委、州委之命，同郝全珍同志一起，从西宁运送大批物资，在冰天雪地中艰难跋涉，昼夜兼程，历时9天，终于将救援物资及时运到。为此，曾受到了中央地质部领导的当面嘉奖，并赠给锦旗一面。

在海西州委和州政府领导下，经过全州人民的共同努力，有效地保障了全州大规模的地质勘探工作，为日后柴达木盆地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日柴达木盆地的各类资源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开发，应当说，在那波光粼粼的油海中，在那堆集如山的钾盐上，也有着州长官保加的一掬汗水，一份心血。

为民族教育尽心尽力

解放初期，广大蒙藏哈萨克族牧民群众既不了解党的各项政策，又不愿让子女上学读书。宫保加经常到各部落深入帐房，一方面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另一方面动员牧民群众送子女上学读书。他经常说：“我们少数民族文化落后，不上学，不读书，不识字，没文化，正如有眼的瞎子。这样下去，我们少数民族就永远不能进步。有了文化，才能懂政策，为大家办好事……”牧民们听了以后，有的把子女送到当地帐房小学，有的送到县民族学校，还有不少人把子女送到省上的民族公学。同时，官保加还经常挤出时间，亲自到附近各学校了解情况，指导改进教学工作，并经常给县民族学校讲授蒙文以及政治、历史等课程，受到广大师生的热忱欢迎。

1957 年下半年，在都兰县诺术洪地区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古文化遗址，其中有保存完好的一具元代武士干尸以及元代钞币等大量文物。据考证，这个古文化遗址，年代跨度大，内涵十分丰富。当时很多人不懂文物重要性和它的宝贵价值，开始有很大破坏。官保加先生了解这个情况后，亲赴现场，坚决制止破坏，并具体部署，多次督促严加保护。后来据省上有关部门的专家考证，定名为“诺木洪文化”。从而诺木洪文化闻名中外，丰富了西北地区的历史文物宝库。

满目青山留晚晴

十年动乱时期，官保加经受了考验。 1966年9月他被勒令回家“写材料”, 继而停发全部工资。年近古稀的人，以砸石块谋生，老伴帮人看孩子，月得10元。全家度日艰难，不得己只好靠变卖家具衣物补贴家用。艰难时日，不磨他热爱祖国拥护党的一片诚心。他积极参加街道组织的各项活动，热心于义务劳动，有空就读书学习，他教育亲友子女，对党的信仰丝毫不能动摇，跟共产党走的决心要更为坚定。他心地宽阔 ,1972年8月写“野望”诗一首，抒发情怀：“日日砸石心意畅，青山之下流水傍。汽车奔驰火车往，麦黄时节人人忙。”他放眼未来，坚信严冬将尽，春风又生。 1973 年正月写诗一首：“ 凛冽寒冬终收场，东风万里谁拒挡？我信天公能容物，岂叫秋霜年年狂？”表达了他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

粉碎“四人帮”后，宫保加恢复了工作 ,1979年被选为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同年又被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和人民的信任，更激发了他为四化建设献身的精神力量。在垂暮之年，他视察了不少地方，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提出了不少重要意见和建议。如在1980年，他根据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向省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保护和合理利用耕地的建议”, 在省五届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向大会提交了“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和海晏、祁连、共和等蒙古族聚居地区的学校加授蒙文”的提案，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曾多次亲自撰写“解放后青海牧业区的新成就”等文章，在电台广播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他身居高位之后，也不养尊处优，而是更加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生活检朴，一如既往。对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做法深恶痛绝，从不搞走后门拉关系的不正之风，严于律已，不为自己谋私利。上下班安步当车，不要专车接送。视察湟中、大通等地时，徒步翻山越岭，往返十多里，深入群众，不搞坐车观花，深受群众好评。

勤奋好学是官保加的又一优良品德。他在古稀之年，仍手不释卷，学而时习之。在他遗留的笔记中，有为搞清楚伊斯兰教中“清真”二字的含义，所作的长篇记述 ; 还有手抄《红楼梦》中的诗词、中外名人语录、学习心得等，其好学之风可见一斑。也充分体现了宫保加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

官保加1981年3月23日因患脑溢血溘温然而逝，终年82岁。党和人民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在悼词中写到“官保加同志坚定不渝地同我党长期合作共事，是我党的一位忠诚的好朋友。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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