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妓

汉语词语

家妓，读音jiā jì，汉语词语，亦作“ 家伎 ”。指豪门大户家中所蓄养的歌妓。

解释

家中所蓄养的歌妓。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一六．香奁艳语》：“苏子瞻贬惠州，家妓都散去，独朝云依依岭外。”《喻世明言．卷九．裴晋公义还原配》：“或假作家妓，或伪称侍儿，遣人慇慇懃懃的送来。”也作“家伎”、“家乐”。

起源

家妓，起源在战国时代。赵吕不韦，曾以家姬，赠秦公子子楚。

史纪吕不韦列传云：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舆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逐献其姬。姬自匿其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逐立姬为夫人。邯郸诸姬，本属官妓，不韦纳之，畜于家中，以供个人娱乐，逐为家妓之滥觞。（摘自历史学家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初版）

出处

(一)家妓的始行时期

秦以前一般官僚贵族蓄养家妓的情况，史籍记载的很少。《左传·襄公十一年》：“郑人贿晋侯以女乐，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事情发生在周灵王十年(公元前562年)，晋悼公将郑国送来的乐师、歌女、乐器的一半赏赐给大臣魏绛，以奖励他和戎的战功，其中有女乐八人。《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同居。”这或许是家妓的滥觞。纵观历史，帝王后宫妃嫔无数，更有大量女乐、宫妓以助其声色之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侯将相，官僚贵族竞相仿效，也在家中蓄养数目不等的能歌善舞的美女，这就是“家妓”。

《后汉书·梁冀传》：“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因行道路，发取伎女御者。”梁冀身为大将军，骄奢不法，把持朝政近二十年，更蓄养上千名歌妓供其淫乐，每次出游，“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以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

《后汉书·钟长统传》也说当时的富豪、商贾“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

大儒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但他“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字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汉书·马融传》)

（二）家妓的极盛时期

魏晋的时代是一个格外注重精神生活的时代。人们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就产生了所谓“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从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的特征来看，是指士人言语的“清谈玄远”，行为的“放荡不羁”，思想的“放任自流”，气质的“粗犷浪漫”。

从行为方面论，其时，无论是世代簪缨之族，还是钟鸣鼎食之家，多纵情声色，蓄养家妓，“宠臣群下，亦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鸿商巨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玄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太平御览》引裴子野《宋略》)因而使家妓的发展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

王书奴先生就魏晋南北朝时代蓄养家妓的九种不同情形做了归纳：

(1)因蓄养家妓而贪污受贿者有之

“太宗泰始中时，欲北讨，使勃还乡里募人，多受货贿。上忽下诏曰：‘沈勃轻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色放纵，无复剂限’。”(《宋书·沈演之传》)

“幼文所贪横，家累千金，女妓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帝微行夜出，辄在幼文门墙之间，听其管弦。”(《宋书·杜骥传》)

(2)因蓄养家妓而极尽奢侈者有之

“好筵宴，京师珍羞，罔不毕有。……大起园囿，殖列蔬果，延致秀彦，时往游过。妓妾十余，常自娱乐国。”(《北史·夏侯道迁传》)

“阮佃夫，权亚于人主，宅舍园地，诸王邸第莫及。妓女数十，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及也。每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宋书·阮佃夫传》)

(3)因贪家妓声色快乐而非朝贺不出门者有之

“妓妾数十人，竞美容工艺，庆之优游无事，尽日欢愉，非朝贺不出门。”(《宋书·沈庆之传》)

(4)因贪恋家妓美色老而不疲者有之

“居室豪富，妓妾盈房。或有讥其衰暮蓄妓，坏曰：‘我少好音律。老时方解，平生嗜欲无复存，惟未能遣此耳’。”(《南史·张坏传》)

张坏到了豁牙半齿，说话漏气，眼神欠佳，迎风掉泪的年纪，却依然蓄养家妓，捏住小女子的玉臂，从脸看到胸，从头品到脚，实乃老而胡涂，老而失态，老而不尊，老而不识务，贻人笑柄耳!

(5)因取悦家妓高兴而纳其为妾者有之

“惟以声色自娱，有妓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以悦其情。”(《北史·高聪传》)不管有子无子，家妓均注籍为妾，高聪已不要脸到了饥不择食、礼仪扫地的地步了。

(6)因争夺家妓而丢掉乌纱帽者有之

广州刺史何恢走马上任前，宴请朝廷权贵阮佃夫喝酒，岂料家有数十位家妓的“权执”又看上了何恢的家妓张耀华。“佃夫见耀华，频求于恢。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怒，遂讽有司以公事弹恢坐免。”(《南史·何恢传》)何恢是个既爱官职又爱美人的呆子，最终让阮佃夫找了一个借口罢了官，报了一箭“夺色受辱”之仇。

(7)因蓄养家妓而媲美于帝王之家者有之

仅就蓄养家妓的数量之多，纵欲享乐的华侈而言，北魏的元雍和元琛可与帝王之家媲美。《洛阳伽蓝记》云高阳王元雍“宅第匹于帝宫，俊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所未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发响，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繁竹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

河间王元琛更效仿西晋石崇、王恺故事，与元雍明争暗斗，试比风流谁更高。史载，他大兴土木，营造馆舍园囿，蓄养歌舞家妓三百人，艺貌冠绝当时，“曳罗绮，饰金翠”，家庭侈靡，声妓纷葩，极尽风流之能事。他还时常大会宗室宾客，“陈女乐及诸名马”，借以炫耀。他遗留后世的名言为：“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一副暴发户心态昭然若揭。

(8)因争豪斗富杀家妓取乐者有之

西晋时，新贵石崇和世家贵族王恺争豪斗富，发展到竞相杀人以助兴取乐的地步。王恺请豪客到他家饮酒，使家妓吹笛助兴，家妓吹笛时稍微走了点声韵，王恺立即叫人将她拉出去打死，席上一座改容，而王恺却依然谈笑风生。石崇更变本加厉，草菅人命。《世说新语·汰侈》载：“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宴，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大将军王敦为激怒石崇，每当美人向他劝酒时故意不饮，石崇一气之下，竟在酒席上连续杀了三个行酒家妓，如此残恶，令人发指。

石崇放浪形骸，赏玩家妓的方法也古怪离奇。他常常挑选容颜相近、服饰相同的前妓侍立两侧，身上分别佩带雕玉龙佩和溶金凤钗，召唤她们时不呼姓名，而依听龙佩声和看凤钗色，玉声轻靠前，金色艳者居后，以此分辨美女，决定美色家妓进出的顺序。又如，他将沉香末撒在象牙床上，让妓妾上床践踏，倘若沉香末上没有留下脚印，便赐给珍珠百粒；倘若沉香末上踏有脚印，即令其节食减肥，以示惩罚。

石崇在众多的家妓中最宠爱的是绿珠，然而因争夺绿珠，他却丢了性命。《晋书·石崇传》载：“石崇有妓绿珠，美而工舞，孙秀使人求焉。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数十人曰：‘任所择’。使者曰：‘受旨索绿珠’。崇曰：‘绿珠吾所爱重，不可得也。’使者还告秀，秀劝赵王伦杀之。”孙秀恼羞成怒，遂告发石崇结党齐王司马冏图谋不轨，赵王司马伦遂发兵围捕石崇。结果强权战胜了富豪，绿珠被迫跳楼自杀，石崇也终遭斩首弃市之报应。

(9)因蓄养家妓追赶时髦而不管母亲寒苦者有之

本来狎玩家妓是贵族官僚有钱人家的专利，可流风所及，一些文人士子不管家境状况如何，也寻找感官的烈性刺激，仿效这种生活方式。刘宋时的范晔是最典型的例子。《宋书·范晔传》载：“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止住单巷，唯有一厨，盛樵采，子弟冬无被，叔父单布衣。”为了日夜风流，却不管年迈母亲和幼小子女的死活，留了一个坏名声，遭千年唾骂。

蓄妓赏妓、放荡不羁，是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子们自命风流的标志，不仅仅是为了享乐，而且被视为一种审美的境界。他们不拘礼制，为所欲为，“借客马追婢，与婢累骑而归”(《晋书·阮籍传》)，甚至“相互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晋书·五行志》)。《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的王隐《晋书》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这些中朝名士谈理兴学不及前贤，但饮酒放诞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一时期的“酒徒”、“酒鬼”、“色癖”、“色狂”达到盛况空前的地步。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与性的觉醒，既有思想上、哲学上高度进步的一面，也确有社会政治上消极、颓丧、淫靡、腐败的一面。

(三)家妓的抑制时期

隋朝虽然是个短命王朝，但却保留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蓄养家妓的习尚。《隋书·杨素传》说他“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罗绮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隋书·字文述传》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后房妓妾百余人。”隋初立有战功的武将，皇帝除加封晋爵外，还赐女乐作为奖赏。如越国公杨素“风气陈主妹及女妓十四人”，“(杨)谅之妓妾二十人”(《册府元龟》卷三八三)；宋国公贺若弼“赐女乐二部”(《隋书·贺若弼传》)；右武卫大将军窦荣定是隋文帝杨坚姊夫，因率九总管入大漠击突厥有功，“赐西凉女乐一部”、“吴乐一部”(《隋书·窦荣定传》)；左武卫将军樊子盖因征辽东有功，进爵济公，“赐女乐五十人”(《隋书·樊子盖传》)；又如左骁卫将军董纯、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上大将军杨义臣均因战功显赫，而赐“女妓十人”。

隋炀帝设立教坊，其目的在于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但此御用机构正式开张之后，女乐受其管理，官妓开始兴盛，贵族、官吏在外嫖妓颇为便利，客观上对家妓蓄养之风起到了一定的阻抑作用。

唐代有关家妓蓄养的情况，不绝史书。有关家妓的称谓，也不尽相同，有“女乐”、“歌舞人”，有“音声人”、“侍姬”等。裴鉶《昆仑奴》描写大历年间(766—779)一等勋臣郭子仪家中竟有“十院歌妓”。《太平广记》卷二七三载：李愿为刑部尚书时，家有“女妓百余人”。《全唐诗话》云：长庆二年(822)李逢吉为兵部尚书时，有“姬四十余人”。《钗小志》曰：大和九年(835)郑注迁工部尚书，充翰林学士，家有“姬妾百余”。除去这些贵族官僚外，富商大贾也不例外。如长安富户孙逢年家中，“妓妾曳绮者二百余人”(《云仙杂记》卷八)。

唐朝的文人也大多热衷于此道，故唐诗中也经常有咏及家妓的诗名。白居易曾携家妓与牛家妓乐合宴联欢，好不风流，诗人诗兴大发：

玉管清弦声旖旎，翠钗红袖坐参差。?

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秋雨时。?

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

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

(《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

司空睹生性风流，家蓄散花仙子、美妓霓裳，过着“小红低唱我吹箫”的富贵生活。岂料“白发红颜未了情”，自个就年老体病、万般无奈只好将家妓转让。豁达之余赋诗一首，既是惋惜，又是感叹：?

万事伤心在目前，一身垂泪对花筵。?

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

(《病中嫁女妓》)

家妓大多是由买卖、赠送、转让等途径而来，也有的完全是被强夺来的。武则天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家妓窈娘，色艺冠绝，朝野闻名，“知之宠之，为之不婚”。梁王武延嗣垂涎已久，竟强行夺去。乔知之思念不已，痛愤成疾。窈娘知悉，泣泪成血，遂暗中请人传诗给他，“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随后，投井自杀。武延嗣迁怒于乔知之，将他诬陷下狱而死(《朝野佥载》卷二)。此例一；李逢吉闻刘禹锡“有妓善歌，时称尤物”，便阴谋夺之。一日，他在中堂前摆宴，邀刘禹锡与朝中几个大臣赴宴。宾客各携宠妓，如期云集。酒足饭饱，李逢吉却扣住刘禹锡的爱妓不放，众人“倾都惊异，无敢言者”。刘禹锡计无所出，忍气吞声，回家作诗一首致李，请将家妓放还。第二天，刘禹锡约了几个朋友前去拜谒，李逢吉“相见如常”，含笑曰：“好诗，大好诗!”可就是不放人。众人目瞪口呆，黯然而退。刘禹锡无可奈何，遂愤懑而作《怀妓四首》，其中有“凤得新巢有去心”、“虽有生离死一般”等句(《太平广记》卷二七三)。此例二；宁王李宪家有宠妓数十人皆姿色出众，可他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仍不知足，偏又看中了邻近卖饼师傅的漂亮老婆，遂强夺进府。一年之后，忽问她：“汝复忆饼师否?”她默然不语。宁王良心受到谴责，遂将饼师召来，让他们夫妻相见。当时在座客人见这夫妻俩抱头痛哭，无不为之凄然。宁王令诸文士以此事为题赋诗吟咏，王维才思敏捷，先成一首曰：“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本事诗·情感》)随后，宁王便放她回家与丈夫团圆。先仗势欺人、强霸民妻，后咏诗消遣、物归原主，宁王的冷酷阴险、沽名钓誉“异于禽兽者几希”。此例三。

互相抢夺家妓，肆意虐待家妓，甚至争风吃醋、摧残致死家妓，在唐朝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以致变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一社会问题，朝廷并非放任自流，而是依据官员品级的高低作出明确规定。《唐会要》卷三十四载：神龙二年(706)九月唐中宗李显下诏：“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天宝二年(743)九月二日，唐玄宗又再次下诏：“五品已上正员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旧唐书·职官志》、《唐六典》，也均有类似的记载。

(四)家妓的衰微时期

唐代对于官吏，没有“冶游”禁令，故官吏都风流放荡。宋代对官吏嫖妓约束甚严，规定凡“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古今图书集成·娼妓部》引《委巷丛谈》)张舜民《画墁录》说：“嘉祐以前，提刑点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否则，一经发现，便会受到处罚。此略举一二如下：

刘涣官并州，与营妓游，黜通判磁州。?

(《宋史·刘涣传》)

蒋堂知益州，以私官妓，徙河中府。?

(《宋史·蒋堂传》)

王洙权同判太常寺，坐赴赛神与女妓杂坐，黜知濠州。?

(《宋史·王洙传》)

当时，中央派往各州县的地方官僚，一般是不带妻子赴任的，于是许多地方官僚便蓄妓纳妾，以解性方面的燃眉之渴。由于宋代对于私人蓄妓并无官品限制，故一些中下层官僚、文人士大夫也纷纷仿效，蓄妓之风较为普遍。

宋代蓄妓之风尽管较为普遍，但规模和人数比之前朝却少多了。韩琦官至宰相，“家有女乐二十余辈”(《宋朝事实类苍》卷八)；熙宁七年(1074)代王安石为相的韩绛，“家妓十余人”(《侯靖录》)；宣和二年(1120)王黼代蔡京执政，勾结宦官梁师成，公开卖官，贪黩无厌，也只不过“家妓十数人”(《玉照新志》)；苏轼“有歌舞妓数人”(《轩渠录》)；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姝”(《韵语阳秋》)。

明朝自朱元璋始，皇帝有赏赐诸王“乐工二十七户”的规矩。因而明代宗室各王仍旧蓄妓玩妓，“游戏无度，挟娼乐，裸男女杂坐”(《明史·鲁荒王檀传》)。如此荒淫无耻，有失体统，引起了朝野的关注。嘉靖四十四年(1565)，“礼官言诸王府有广置女乐淫纵宴乐，或因而私娶致冒滥者，及诏令后各行裁革。如遇迎接诏敕拜进表箴，朝贺宴享当用乐者，即于本府吹鼓手教演充用。”(《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明世宗朱厚遂下令裁革诸王妓乐，对家妓的盛行给予强有力的压制，在当时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明世宗死后，神宗朱翊钧即位，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大权在握，实行改革。张居正改革取得了比商鞅、王安石变法所取得的更大的成果，为垂危的明王朝赢得了生的转机。然而，张居正的生活却是穷奢极欲，妻妾成群，沉迷于房中术。他的“下部热症”，王世贞说：“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八，申时行传)沈德符也说，张居正“以饵房中药过多”，内热不仅发于下部，还发于头部，冬天不能戴貂皮帽(《万历野获编》卷九)。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等人上疏奏请恢复诸王乐户，神宗敕曰：“即以先年各府所退出者给还二十七户备用，但不得狎近女乐，致有冒滥之弊”(《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至此，明世宗下令裁革的诸王妓乐，又得以复辟、回潮。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然而，尸骨未寒，对他的残酷清算已被煽起，有力地支持过改革的明神宗，这时转而反对改革，而原来受到打击的保守势力，这时迅速集结到皇权下。万历皇帝以张居正“罪该断棺戮尸”，给予抄家、夺爵的极端惩处，酷吏借机“大加拷问，穷追硬索”，“居正家属毙狱者十数人”，制造了一桩更大的冤案。

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改革的清算，意味着政治上的大倒退。生活上，明神宗是个酒色之徒，他在沉湎女色的同时，又玩弄“十俊”——十名俊秀的小太监，“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万历野获编》卷二一)。所以年纪轻轻，身体却虚空得很，经常头晕目眩、不能视朝。万历十七年(1589)大理左评事雒于仁以极大的勇气写了一本奏疏，批评皇上品行与私生活：

“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万历邸钞》，万历十七年己丑卷)

结果明神宗不但不听，反而摘了雒于仁的乌纱帽。万历皇帝好酒、好色、好财、好气，终其一生，都未曾改变，为后世子孙留下一个极坏的榜样。所以，明末官妓依然醉舞酣歌，家妓回光返照，正如张笃庆《明季咏史》诗云：“国耻不言教战士，明危亟欲选才人。”

总而言之，家妓是私家蓄养的女乐、歌舞人，是主人身份、地位和财富的重要表征之一，是主人的娱乐工具和享乐工具。作为官妓制度的补充，它随着中国官妓制度的消亡而消亡。

《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四年》：“ 威武节度使、知抚州李德诚有家妓数十。” 宋洪迈《夷坚丁志·郭提刑妾》：“ 政和末，陕西提刑郭允迪招提举木筏叶大夫饮酒，出家伎侑席。” 宋姜夔《莺声绕红楼》词序：“甲寅春，平甫与予自越来吴，携家妓观梅于孤山之西村。”《三国演义》第八回：“ 允曰：‘教坊之乐，不足供奉；偶有家伎，敢使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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