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排斥

现代名词

居住排斥，是在城市改造中，将城市原有普通居民以及外来人员逐渐向城市边缘排挤的现象，使得城市中心逐渐成为士绅居住区，让有钱人住在城市中心，而能够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劣质住房不断减少。居住排斥或已成为政府减轻人口压力的重要手段。

名词由来

居住排斥居住排斥，来源于社会学家陈映芳主持的一项叫做“城市居住者居住生活救助研究”的课题。根据这项研究显示，在中国的特大城市，居住排斥可能正在成为政府减轻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研究过程中，陈映芳的学生卫伟也曾近距离观察过老旧小区的动迁改造，结果发现每一次拆迁，都把一群老上海人逐渐排斥出市中心。从租住者的角度看，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上海的旧城区日益士绅化，老房子越来越少，让有钱人住在城市中心是一种趋势，而能够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劣质住房不断减少。其实城中村、地下室虽然很乱，但是也有积极的意义，它能为刚到上海的人提供一个落脚的地方。

全球状况

国外

研究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城市而言，迁移、流动人群都是最重要的居住贫困群体。这些年来，陈映芳每一次到国外参加学术研讨会，都会被带着参观各地的贫民区、公租房和面向无家可归者的救助机构。无论是在大阪、东京、首尔，还是巴黎、里昂，她都见到了成熟的住房保障和住房救济系统。

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爆发，日本出现了许多因无法支付房租或偿还房贷而流浪街头的年轻人。后来正是在政府和一些民间救助机构的帮助下，许多人才得到安置并开始重归社会。我们之前一直觉得居住贫困群体是有一定边界的，但那次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即使有房产的人，居住生活其实也非常脆弱。金融危机与失业、失业与失房、失房与流落街头，几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在一起。

国内

上海市的一处城中村金融危机结束后，陈映芳开始了这项关于居住的研究。在她看来，中国的城市面临的情况是，“住房产权化的商品逻辑主宰了居住生活的逻辑”。

根据2015年9月公布的《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中国2005年的住宅私有率就已经达到81.2%。2012年，有新闻报道指出中国住房拥有率近90%。可与此同时，“在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生活着数万到数百万不等的居住贫困者”。

为了缓解住房短缺性的居住贫困，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各种限购令抑制房价上涨、建立以购买住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结果，这些“促进房地产总量与购房量的措施进一步排斥着居住贫困者”。

在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住房及土地成了政府参与经营的大宗商品。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人的生活有关的政府责任、以及相关的公共事业，都大大地滞后了。人本应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但被中国种种宏大的发展目标忽略、遮蔽太久了。

问题根源

制度问题

农民住的窝棚这项关于住处的研究开始时，陈映芳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为了找到城市里各种各样安置外来人口的床，包括卫伟在内，陈映芳的许多学生几乎跑遍了上海的犄角旮旯，甚至地下空间。

人防工程改造的地下旅馆，“越往里走越觉得寒气逼人”，可是每天60元到160元不等的价格，还是让这里房客不断。地下室里除了陈旧的木制床和床头柜外没有任何设施，这些潜伏地下的人们要取暖，只能依靠床上薄薄的棉被和床头柜上摆着的暖水瓶。

2009年，上海市政府宣布推出“四位一体”的保障体系，提供了“廉租住房、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征收安置住房(动迁安置房)”四种保障性住房。这些住房主要针对上海户籍人口和“城市引进人才”。可是上海的城市居住困难群体远不仅限于这些群体，相反，非上海户籍人口以及非引进人才才是数量上最多的居住困难群体。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城市就像一个城堡，救助体系也像一个城堡，外面的人要靠户口、经济手段才能进来。

上海已经是服务型的产业结构，其中多少是低端服务啊。在KTV、餐饮、洗发行业工作，他们工资普遍只有三四千元，能在上海找到什么房子，很多人觉得在市场经济中，你没有钱所以没法住好房子，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这样不对。城市一定要保证居住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而在德国，所有租房者的居住权利都能得到保障。国家会规定房租的定价，房东不能随意提高。即使房子被卖，租客也不会被临时赶出。法国从1956年起建立了“低租金住房制度”，人口超过5万的城镇中，廉租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不能低于20%，广大低收入家庭，甚至外来移民都可以申请。

人口减压

“居住排斥”可能正在成为政府减轻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拥挤的群租房和杂乱的城中村都被视为“顽疾”，北上广深等地都曾出台措施进行整治。有新闻称，2014年9月到11月，浦东新区共整治群租房9420套。在2011年上海启动的最大规模城中村“拆违整治”行动中，松江一个城中村就有58户546间7600平方米的违建被整治。

被这个看不见的大手调控的，并不只有外来者。研究过程中，卫伟也曾近距离观察过老旧小区的动迁改造，结果发现每一次拆迁，都把一群老上海人逐渐排斥出市中心。到2015年，她仍记得在拆迁的现场有个居民向她抱怨：“我们是穷人，穷人为什么不能住在市中心，即使不能住在市中心，也不要让我住在这么远的地方。”

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卫伟看着身边一栋栋高楼掩盖了低矮的老弄堂，上海人习惯的狭窄居住格局在崭新的楼房里再也找不到，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

从租住者的角度看，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上海的旧城区日益士绅化，老房子越来越少，让有钱人住在城市中心是一种趋势，而能够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劣质住房不断减少。其实城中村、地下室虽然很乱，但是也有积极的意义，它能为刚到上海的人提供一个落脚的地方。

存在隐患

对于异地务农的人来说，更方便的是窝棚搭起来不难，拆掉更容易。一个农民本来在3公里外的一块地方耕种，后来那块土地要开发，才搬到这里。他到上海以后已经换过好多地方，原来的地方基本都是土地被征掉了，只能重新找地方。

在塘湾村，土地可能会被继续开发征收，租赁土地的价格也可能上涨。这些每天凌晨一两点就起来送菜的农民，随时都可以再次搬走，甚至离开上海。那些竹子、塑料、木板搭起来的房屋，很快就能恢复到什么都没有的状态。

住宅和居住环境这一基础如果崩溃的话，由它所支撑的上部也会崩溃。卫伟也曾幼稚地问过火车站的流浪人员，“为什么不洗一洗衣服”，流浪汉问她，洗衣服的话“洗衣粉放在哪里，洗好的衣服又晾在哪里”。

那些年轻人一直搬家一直搬家，就会感觉自己很不稳定，所以就去贷款买房。但这么多人买房子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儿。日本的很多流浪者就是因为经济危机，失去工作后还不起贷款。我们现在很多人一个月要还几千上万元的贷款，可这是在最年轻力盛的时候，不是所有人的职位都会越换越好。

2014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民需要每月还贷款平均数近7000元，位居全国第一；压力第二的是上海，平均每月缴纳住房贷款为4238.8元；广州紧随其后，平均每月为4029.32元。为了如期缴纳住房贷款，这些家庭必须保证20到30年的高额经济收入。很难想象，中国经济一旦进入低迷期，以产权为核心的住房市场，每月高额度的住房贷款，以及几乎为零的居住生活救助系统，将会给城市居住生活带来怎样的风险。在住房问题上没有一个人是他者，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不要冷眼去看别人，居住的困难，实际上很可能就在你头上。

全国各地天气预报查询

上海市

云南省

云南省

云南省

云南省

云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