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战国末年，是从奴隶主所有制转变到地主所有制、从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代。春秋战国是我国哲学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屈原生活在由儒到法的过渡时期，其思想反映了儒、法两家思想的演变。他的政治理想“德政”，吸收了一些法制观念，形成为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和广大被压迫、被奴役人民的某些要求的思想。屈原作为一个诗人，从同情人民关心人民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的阶级矛盾，揭露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反动，为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而斗争。 屈原文化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为热爱大中国的爱国主义和同情最下层人民的民本思想，以及大无畏的批判精神。鲜明的荣辱观是屈原文化的核心。 屈原爱憎分明。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憎恨误国误民的昏君和奸臣。他正道直行，为朝廷竭忠尽智，结果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离骚》怨恨怀王，讽刺椒兰，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庄严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民本主义是屈原理想的核心，他思想上同情人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从政期间，他想通过改革使人民得到好处。在共赴困难的时候，他不愿离开人民，“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 屈原美丑分明。在治国上，他追求“美政”，以天下一统为美，以天下分裂为丑；以“有德在位”为美，以无德在位为丑；以“举贤授能”为美，以政权世袭为丑；以“循绳墨而不颇”为美，以“背绳墨以追曲、竞周容以为度”为丑。在修身上，他追求高风亮节，“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以清醒为美，以浊醉为丑；以“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为美，以同流合污为丑；以“受命不迁，深固难徙”为美，以“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为丑；以“高冠岌岌、长佩陆离”为美，以“细腰的朝臣、妇饰的儇子”为丑。 屈原善恶分明。他用自然的美表现道德的善，也用自然的丑表现道德的恶，他把属于美学范畴的美、丑，和属于道德范畴的善、恶紧密地结合起来，对美的善的乃是赞扬歌颂，对丑的恶的则是诅咒摈斥。他赞扬和批判的标准，是以人民之好而好之，以人民之恶而恶之。“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 屈原明美丑，知善恶，爱美爱善，憎丑憎恶，以美、善为荣，以丑、恶为耻，大是大非毫不含糊，原则问题从不苟且，知行合一，以高尚的人格树立了一座不朽的道德丰碑。
屈原精神光争日月。淮南王刘安在《离骚传叙》中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泥污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爝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是对屈原的思想、情操、品格和创作的恰当而崇高的评价。 屈原精神最感人的是他作为一个高尚廉洁、坚贞不屈的艺术形象的巨大魅力。这一形象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独特的，象《诗经》中的《小雅》被誉为“怨诽而不乱”，有反对邪恶的精神，但并没有美的政治理想；《左传》中的郑子产，《晏子春秋》中的晏婴，都是政治改革家，有政治远见，但没有高尚的情操；诸子著作中的一些寓言故事，有反剥削、反压迫和赞扬智慧的内容，但却没有爱国爱民的感情。屈原作为一个文学家则集中了政治、思想等各种优良品质，并且知行合一，成为许多世纪以来影响人们的高尚情操、爱国思想和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力量。 屈原精神感人之处，还在于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对理想执着的追求。屈原的理想就是实现“美政”。为了理想，他“虽九死犹未悔”、“虽体解犹未变”。当理想无法实现时，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效彭咸之所居，也不出走他国，不苟且偷生。汩罗江畔“惊险一跳”，定格成伟岸人格的永恒。屈原作品理想的特点，是他赋予自己理想以美女的品格，通过对女性的爱慕来寄托对理想的追求。这就把自己的理想描绘得特别崇高和纯洁。 屈原精神感召古今。汉代以来，屈原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日渐崇高，影响愈加深远。屈原的伟大，一是他矢志不移的爱国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不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二是他用毕生心血写成的20多首诗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 爱国主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检验个人行为的试金石。屈原之后，如北宋的杨业，南宋的岳飞、文天祥，明朝的史可法，南明的夏完淳，清朝的林则徐、邓世昌，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林祥谦、施洋、夏明瀚、吉鸿昌、江竹筠等，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使站在他们面前的刽子手吓得发抖。爱国主义的旗帜在他们手里越举越高，使他们成为民族的象征，为理想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真的猛士。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是爱国主义诗人，是人民诗人。他开创了楚辞体，是独立创作第一人，首开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鲁迅评价屈原及其作品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屈原的精神和创作对后代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郭沫若先生讲：“楚人是把在政治上统一中国的功名和产生了一位屈原的功名兑换了。……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中国人如果不灭种，中国文如果不消灭，《楚辞》没有毁灭的一天。楚人的功劳是不朽的，屈原是会永远存在的。”1953年，屈原以诗人身份，成为
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现实呼唤屈原文化。现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变化之剧烈，与屈原所处的时代有相似之处。变化之迅猛，超出屈原所处的时代。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客观上形成了人们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多元化。加之全球化与信息网络化带来的
外来文化的渗透，无一不对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提出挑战。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思想领域呈现“诸子百家”，新理论、新观点层出不穷，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美丑观、善恶观、荣辱观呈现多元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破除了人们的一些旧观念。但是，如何尽量减轻商业化浪潮对社会优秀传统道德风尚的冲击，却是个紧迫而严峻的课题。和谐社会需要一种内在秩序，一个精神缺失、进退无据、无所依凭的社会是不可能成为和谐社会的。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需要主旋律，需要基本的道德规范。重构主旋律和基本道德规范，既要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又要继承扬弃古代文化。屈原文化精华多于糟粕，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屈原文化拥有的和赞美的许多东西，正是我们今天所缺少的。屈原深恶痛绝、严加批判的很多东西，现在死灰复燃，甚至泛滥成灾。因此，现实呼唤屈原文化。
只有知荣明辱，才会视屈原文化为圭臬。如果荣辱颠倒，美丑混淆，就会把屈原文化当糟粕。在那些贪官污吏心目中，志洁行廉的屈原值得效仿吗？在那些尸位素餐的昏官面前，独清独醒的屈原值得学习吗？在那些见利忘义、背信弃义的人看来，清直忠烈的屈原值得敬仰吗？在那些“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者看来，屈原是非分明、毫不妥协无疑是不谙世事、不识时务；在那些卖主求荣、卖国求荣者看来，屈原的忠君爱国自然是愚不可及；在那些贪生怕死、苟且偷生者看来，屈原宁愿跳江，也不出走根本不值…… 只有知荣明辱，才会掌握屈原文化的真谛。屈原文化的进步性体现在爱国爱民，屈原的美政理想就是民富国强。屈原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以强国富民为荣，以误国误民为耻。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荣辱观，就读不懂屈原。如果我们从屈原文化中读不出荣辱观，就没有真正读懂屈原。 只有知荣明辱，才会让屈原文化发扬光大。在中国历史上，“知耻”与“无耻”始终是评判行为好坏的道德标准，寡廉鲜耻被看作道德沦丧、世风衰微的明显标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大量的关于知耻、知辱的论述。所谓羞耻心，是基于一定的是非观、善恶观、荣辱观而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求荣免辱之心，是人们珍惜、维护自身尊严而产生的情感意识。鲜明的荣辱观是屈原文化的内核，屈原的一言一行都受到荣辱观的支配，宁死不受辱。他的一生，是耿介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在一个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时代，屈原越发显得耀眼夺目。弘扬屈原文化，就是要行荣避辱，不能荣辱不分，更不能荣辱颠倒。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的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包括屈原文化在内的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又赋予了鲜明的时代性。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应该大力弘扬屈原文化，弘扬屈原文化应该从知荣明辱做起。屈原的伟岸人格，是衡量荣辱的标杆，是检验荣辱观正确与否的试金石。把屈原作为一面镜子，经常照一照自己，以屈原之荣为荣，以屈原之耻为耻，修身养性，自己就会不断高尚起来，纯洁起来，美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