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田翰

原日本汉学家

日本汉学家，自幼口吃，但对古籍有惊人的鉴别能力，由于他不喜英文，在日渐西化的日本无法出人头地，只能给人当助手，21岁时调查宫内省图书馆所藏宋明图书，写出《古文旧书考》，被称为划时代的开山巨作，后游历中国，1907年作为中间人促成帮助岩崎氏静嘉堂文库收购皕宋楼藏书，1915年因盗卖日本国宝被发现畏罪自杀。

汉学神童

岛田翰(1879 — 1915)，字彦桢，1879年元旦翌日出生在东京一个极负盛名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岛田重礼(1838 — 1898)，字篁村，是日本幕末和明治时期著名的汉学家；其母为幕末儒学家盐谷宕阴孙女。其父长期担任东京大学支那哲学科第一主任教授。日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汉学家，如《史记》研究专家泷川龟太郎、著名新闻记者兼《楚辞》研究家西村时彦，先秦经史学方面颇有成就的安井小太郎等，都是篁村双桂精舍时代和东大古典科时代的双料学生。另外，如林泰辅、市村瓒次郎、白鸟库吉、服部宇之吉、冈田正之、狩野直喜等等，这些日后在东京、京都两所帝国大学执掌中国学研究的大家，则是他在东大稍后期的学生。他被学生们誉为“解读汉书籍的第一人”，并与德国归来的井上哲次郎并称为“东西两腐儒”，虽有讥讽落伍之意，更是叹服学问之高深。篁村喜藏书，竭力访求天下善本古籍，自语其书斋是“老屋三间，破书万卷，平生志愿足矣”。要之，岛田篁村是日本西风渐盛时代传统汉学的重要传承者和发扬者。

岛田翰的一个胞兄、两位姐夫，也都是声名卓著的学者。长兄钧一(1866 —1937)，自幼师从父亲学习汉学，188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古典科，后为东京文理科大学教授、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斯文学会理事，在汉学界有令名。钧一之妻是著名汉学家川田刚三女。大姐琴子，嫁儒学家安井息轩之孙安井小太郎，晚年有“东京汉学界泰斗”之称。二姐繁子，嫁服部宇之吉，服部宇之吉以东洋哲学研究闻名中日学界，曾任东京大学文学部部长、哈佛大学教授。1902 —1909年间在中国，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总教习，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颇有声誉。繁子随夫生活在清末的北京，能操中国语，在晚清社会教育界颇活跃，曾策划和助成了秋瑾的东渡日本。岛田翰与繁子年龄最接近，自幼亲近，他1903年夏秋的第一次中国行，就是繁子夫妇安排和促成的。

岛田翰自小浸润于汉学氛围浓重的家庭环境中，万卷汉籍、众多善本触手可及，培养了他对于中国文献典籍天生的亲近感和研究兴趣。又因为他自幼口吃，至九岁不能如常人般利于言辞，不免性情急躁，不善交往，便更加沉醉于书斋古卷之中而不谙世情。他对汉籍古本敏锐的鉴别力，连他父亲篁村都惊为“天才”“神童”。在双桂精舍中，他与年长于他的学生们本应是同门师兄弟关系，却因为富有学识，小小年纪被学生们称为“小先生”。另一方面，岛田翰是41岁的父亲和39岁的母亲的幺子，自幼得到双亲和兄姐的宠爱，像一般上流社会子弟一样，聪明博识而不免文弱敏感，甚至任性自为，缺乏约束。1897年中学毕业，虽汉文汉学成绩优异，却因嫌厌弃学英语、数学这些新学科目，不能考入东京大学预科，进了当时免试升学的高等商业学校附属清语本科。次年，父亲不幸病逝，依据父亲遗命，随从竹添进一郎(1842 — 1917)进学。1900年，岛田翰从东京外国语学校清语科毕业后，随即作为竹添的私人助手开始了研究生涯。

竹添进一郎是岛田篁村的好友兼同事，担任东京大学支那哲学科第二主任教授。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竹添曾任驻华公使随员及天津领事，任职期间游历中国华北、江南并深入蜀地，有著名的《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沪上游草》《杭苏游草》等中国游记出版，与中国政界学界如李鸿章、薛福成、曾纪泽、俞樾、王先谦、沈曾植等人，多有过从和学术交往。竹添这样的中国背景，为岛田翰日后交往和见重于中国高层学界，提供了基础。

当时的日本社会，还颇留存着重门第、看出身、靠社会关系等等的风习，这使岛田翰生长在这样一个一流知识分子家庭的优越性，显得不可忽视；同时，随着1878年、1897年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两个最早帝国大学的建立，社会上重视学历，唯学历是举的风气也十分明显。像岛田翰这样没有一个过硬的帝大文凭，而且所学又是在当时越来越被看不起的“清语学科”，便极不容易在社会上谋得一个如他出身一样体面的职位，也是客观的事实。所以，一方面是家世的显赫优越，一方面是个人学历的短板；一方面是汉文汉学造诣的优异独到，一方面是近代社会的日益西化而汉学式微，岛田翰就是在这样双重矛盾的社会环境和个人条件下，展开了他20岁以后的人生历程。

校勘学研究

岛田翰在日本学术界被称为 “书志学家”，对应于中国学术界的术语，相当于 “版本目录学家”“校勘学家”，或统称为 “古典文献学家”。他的汉学造诣和在古典文献学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项工作上。

第一项，协助竹添进一郎出版《左氏会笺》。竹添进一郎对于《春秋左氏传》的校勘集作，起始于 1890 年。1893 年，竹添受聘为东京大学支那哲学科教授，两年后他辞去了东京大学的教授职务，专心于这项工作。1898 年后，岛田翰作为助手加入，使这项工作有了切实有力的推进。1903 年，34 万多字的《左传会笺》出版，为竹添在学界赢得重大声誉。三年后，竹添因此得到日本学奖和东京大学文学博士称号。

在本书的后记中，竹添回顾了自己十多年来专注于此，以致身染疾病的研究历程，却独独未有一句提及厥有其功的岛田翰。倒是两年后，中国学者黄绍箕有言：“去年嘉纳君寄赠竹添先生所著《左传会笺》，其书博观而约取，具有断裁，可称善本。今读君书（指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乃知作者于井井书屋，在亲炙之列。《会笺》之成，左右采获，与有力焉。” 恰如其分地肯定了岛田翰在这项工作中的作用。包括《左传会笺》的书名，最后也是由岛田翰决定的。

第二项，《古文旧书考》的撰著及出版。《左传会笺》工作结束后，岛田翰转而成为著名的报刊记者、时事评论家、学者和藏书家德富苏峰 (1868 — 1957) 的助手。1903 年底，德富苏峰花了一笔不小的金额，买入岛田翰的部分藏书。德富苏峰非常赏识他的学识，聘他为自己的藏书顾问和编目，希望利用他过人的汉籍版本学知识，为自己收集中日珍籍善本献策、鉴别。1905 年 3 月，在苏峰的资助下，民友社出版了奠定岛田翰一生学术地位的重要著作《古文旧书考》。

《古文旧书考》四卷，汉文著成，对日本所藏中、日、韩古籍珍本 52 种，进行版本源流、传布流播、校勘训诂等方面的考释。在考镜源流、点勘校雠、纠谬匡误中，显示了作者于经史子集四部博览群书，识见深广，学问淹博的学术功力。

岛田翰完成此书稿时只有 25 岁，这与他成长为学经历中独特的 “得书之便” 有关。在家庭中，得益于父亲丰富的藏书；从学竹添进一郎后，不仅遍阅竹添的书，又得益于宫内省图书寮等公私各家的丰富藏书。因为他出色的学识赢得宫内大臣田中光显的赏识，特许他进入宫内省图书寮 (即今宫内厅书陵部) 遍观群书，利用其中的宋元古刊本和日本古写本进行校勘。用他自己的话说：先大夫聚书二万余卷，上自唐抄宋刊，下至于近人著书，精鉴博索，兼收并蓄，无所不有。而井井夫子实多藏宋元旧刻，予既得而校之矣，其后，得纵观图书寮及千代田文库之藏，亦又何幸哉！

《古文旧书考》出版后，德富苏峰特别为其留出 150 部，分赠公私各处。赠送者名单中，机关单位有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及一些重要图书馆；个人包括汉学家、法政学家、教育家等二十多位宿儒时贤，还有中国学者杨守敬、李盛铎、张之洞、王先谦、俞樾等人。使得此书一时颇为学界瞩目，几乎被誉为年轻才俊的传奇性佳作。以下列举几条该书受到的嘉评：

德富苏峰：任何人在论及中国、日本的书籍时，都不可能跳过《古文旧书考》。他在校勘学上的成就，在现代，即使不是唯一，也是第一，这绝不溢美。《古文旧书考》是他二十五岁的著作，其学问的淹博，见解的透彻，论辩的精悍，文字的俊锐，令中国大儒俞樾赞美不止。如有公正的审查者，一部《古文旧书考》即可获得文学博士而绰绰有余。

俞樾曾是竹添进一郎旧友，此时年逾八旬，对老友学生著作的夸奖，虽出于鼓励奖掖之情，亦委实真心赞叹，甚至将曾国藩赠予自己的 “真读书人” 誉称，题赠岛田翰。

《古文旧书考》1905 年初版后，1927 年董康为其在北京藻玉堂重版刊行，以便在中国广泛流布。2003 年，北京图书馆再次影印出版该书，更名为《汉籍善本考》。近 100 多年间，此书作为中国版本目录学史上最早的名著，一直被引征、依据和讨论，虽然也有如长泽规矩也等人的置疑指谬，但它的开创性地位和学术价值是公认的。如 1932 年日本田中敬出版的《图书学概论》被认为是日本图书学研究的奠基性著作，而其书中关于中日古籍版本印刷方面的论述，多承袭《古文旧书考》相关论著而来。又如叶德辉说 “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四卷，于宋元古钞各书，考订至为精析”。瞿冕良称《古文旧书考》卷一、卷二所附之《书册装潢考》《雕版渊源考》实为中国书史的开创之作，其问世 (1905 年) 比我国叶德辉《书林清话》（1921 年刻印）早 16 年。

第三项，作中斡旋买入归安陆氏藏书及《皕宋楼藏书源流考》的写作。岛田翰作中斡旋，使日本买入陆氏藏书的经过，在其 1907 年出版的《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有记之：乙巳丙午之交，予因江南之游，始破例数登陆氏皕宋楼，悉发其藏读之。太息尘封之余，继以狼藉，举凡异日之部居类聚者，用以饱蠹鱼；又叹我邦藏书家未有能及之者。顾使此书在我邦，其补益文献非鲜少。遂怂恿其子纯伯观察树藩，必欲致之于我邦。而树藩居奇，需值甚昂，始号五十万两，三十五万元，后稍减退至二十五万元，时丙午正月十八日事也。

二月返槎，归而谋诸田中青山先生，不成。先生曰：“能任之者，独有岩崎氏耳。吾将言之。” 而予亦请诸重野成斋先生。今兹丁未三月，成斋先生有西欧之行，与树藩会沪上。四月，遂订议为十万元。五月初二日，吾友寺田望南赴申浦，越六月，陆氏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之书，舶载尽归于岩崎氏静嘉堂文库。

后世所论陆树藩卖书经过，以及中国学界对岛田翰之印象，多出于这段记载。近年有陆氏后人指出，岛田翰在这段文字中有贬损陆家，故意抬高自己在这桩买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嫌疑；近年研究日藏中国方志的专家巴兆祥，亦有文论及岛田在这宗买卖中的作用只是鉴定陆氏藏书价值等等。从岛田的身份和经历看，以下几点是基本可信的：

(1) 岛田游江南，在苏州、杭州等地，曾数访俞樾、丁氏兄弟等大学者和大藏书家，故而到皕宋楼，亦能有行家的信誉，获得 “破例数登陆氏皕宋楼，悉发其藏读之” 的机会，这是在 1906 年 3 月正式受静嘉堂委派查皕宋楼藏书之前的事。

(2) 陆氏有卖书的意愿，首先想在国内转手，而所接洽的上海张元济等国内公私各处，却都未能有能力出价购买，故而，陆书藩才寄望贩于日本人。这也是陆家能让岛田 “破例数登陆氏皕宋楼，悉发其藏读之” 的另一个原因。

(3) 为促成日本购买皕宋楼，岛田首先联系田中光显，田中当时身居宫内大臣的高位，又对古籍版本有兴趣且内行，其对岛田的赏识已见前述，故而岛田向他疏通也是合理的。然而，仍有 “不成” 二字，但田中推荐并承诺将动员三菱岩崎财团出手购买。

(4) 当时岩崎财团下属的静嘉堂文库由重野安绎 (成斋) 任文库长，而重野曾是岛田重礼的同事，岛田继而请示于重野，与之商议，最终促成之，也在情理之中。

所以说，作为陆家售书及日方买书的中间人，岛田翰的人脉关系和行家身份所起的双重作用，是不容否定的。皕宋楼藏书平安抵达日本，岛田翰详考陆氏藏书渊源流变的《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也面世，他先将之寄给了上海的友人董康，董康虽甚为叹息，但立即为其刊印流布。一则藉以引起国人对陆氏藏书流失的知晓和对类似事件的警惕，所谓 “保存国粹，匹夫有责” 也；二则也是对作者在江南藏书史方面著述成就的赞誉和首肯。其书详考皕宋楼外，兼及晚明有清以来三、四百年间江浙民间藏书的聚散、售卖情况，考镜学术，条分缕析，其学术价值更是素有定论。

出版图书

窃书事件

令人意外的是，这样一个天才式的学术俊彦，却因两度窃书 —— 私藏、私卖日本国宝级典籍而遭起诉，终至畏罪自杀。

足利学校《论语》事件

岛田年少时，父亲曾经对他夸耀过：“我家藏书之丰，无与伦比，能够胜于我家的，大概只有足利学校了。” 足利学校兴建于镰仓时代，是日本最古老的大学，堪称中世纪学问的中心，以富藏中国古籍而闻名。

1901 年 10 月，23 岁的岛田翰因私藏足利学校珍本《论语》而被起诉，开庭审理。这是他名声败坏，失信于社会的第一步。关于这件事，可从竹添进一郎写给当时司法大臣清浦奎吾的说情信中了解一斑。摘要翻译如下：

却说岛田重礼二男翰之事，重礼死后遵遗命师事于拙夫。弱冠之年而校勘之学深湛，当今硕儒恐无出其上者。拙夫爱怜其才，奖励其志，欲使其力尽用于校勘之学，自家藏书自不必说，至如秘阁及他家所藏古书，凡拙夫力所能及，尽量提供借览之便。目下拙夫正撰述《左传》之校勘，亦将足利学校的藏书借来供他阅读。未想即引起这桩意外事件。

要而言之，其为父母老年得子，幼年病弱，更受双亲怜爱而疏于严整管教，脾气暴躁，至于弱冠而疏于人情世故，竟将足利学校的书籍私自无端带归，于书上校勘之余，像对待自家父兄门下及拙夫的藏书一样，盖上自己的印章，视为自己的珍藏，或写上 “行年二十” 的字样。（中国文人往往有盖章写字此等习惯，后世以古书上有私记或印章，认为是增加书的光彩。岛田亦有 “若干年后为这本书增加光彩” 的自负心。）（在其父兄和拙夫的书上，也有过此等事。前年冬天我遇此事，苦笑了之。）如当时能够严厉叱责，亦不致有今日，深为后悔。援此通例，导致书癖发作。后来受到 “盗窃” 之嫌疑，狼狈之余，又因其一贯暴躁的脾气，态度倨傲、狂言，终至于被有罪告发。

希望籍您之权职，在不紊乱官纪的前提下，为罕见之读书种子，倾注一点怜爱之情。岛田所犯之罪迹，实出于疏阔世故、自命不凡二途，恳请谅察。

竹添此信，深文周纳，委婉曲折，既有对自己纵容学生的反省，更将此事件淡化为岛田翰的疏阔世故、自命不凡，可见作为为师者和被老友托孤者的款款情致。竹添与清浦是熊本同乡，且年长于清浦九岁，凭着其在政界和文教界的威望，这封信应该是起到了作用的。此后，岛田并未入狱服刑，继续做竹添的助手，完成《左传》的校勘工作。那本私携回家、盖有岛田翰私印、写有岛田翰识语的《论语》却已然丢失，不知下落。

以书牟利种种

这次风波侥幸过去了，而岛田翰并未警醒悔悟。作为行家的他，应该是深知古籍善本的巨大价值的，私藏足利学校《论语》事件，在他，应该不仅仅如竹添所说是不谙世事和自命不凡所致。从此后另几件与书有关的事件中，可以看到他以书牟利的种种行径。

1905 年年末，27 岁的岛田翰在苏州拜会 85 岁的俞樾。如上所述，俞樾曾为岛田的《古文旧书考》题词，十分赏识，此次相见，各抒敬慕奖掖之情，论学亦颇欢畅。末了，俞樾应岛田之请，将自己《春在堂全集》的部分手稿本赠与岛田，并在稿本上亲笔题写识语：“岛田君来访，求余旧著各书稿本，余原稿一经刊行，即毁弃之，未留底本。乃命余孙费半日之功，于筐底搜得四卷残稿，以报翰之求。物有幸与不幸者也。”

这部得自于自己所敬慕的中国前辈学者的手稿，在盖了 “岛田氏图书记” 之后，却不知何时被岛田翰转售于某个旧书店了。因为从现存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这部书稿可以知道，国会图书馆于 1912 年 3 月，从书店购得此书。真也算应了俞樾所说 “物有幸与不幸者也”。

也是在这次游历中国江南时，由驻苏州领事白须直（温卿）介绍，岛田还访问了苏州顾氏过云楼、湖州陆氏皕宋楼、杭州丁氏兄弟八千卷楼等著名藏书家。他曾向白须借过 250 美元，估计是用来购买古书的。对于那些买不起或者藏家不愿出售的好书，岛田曾以秋天再来中国时归还为约，借走藏书家的珍本古籍。而事实是，书往往就有去无还了。

1906 年下半年，白须曾几次写信甚至打电报，向岛田催还借款以及所借中国人的藏书。岛田曾有一信回复说，已将所借丁氏之书，从日本邮寄归还丁氏，可是白须后来的信中说，丁氏一直并未收到还书。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些珍本古籍到底是否完好地邮寄出来了？

同样，岛田还曾借走苏州顾鹤逸过云楼的藏书。张元济在给缪荃孙的信中曾述及：“岛田翰来，至顾鹤逸家购去士礼居藏元刊《古今杂剧》明本杂剧，《十段锦》残宋本，《圣宋文选》，闻出资者皆不少，令人为之悚惧耳。” 其实，岛田翰并未出资购买而是借走了这些书。一条出自顾家后人的陈述，揭示了他借书而又未归还的真相。

笔者于 1997 年秋至苏州，辗转得见顾鹤逸之孙、已七十开外的昆曲艺术家顾笃璜先生。据老人后来函告，《古今杂剧》等书并非售出，而是被岛田翰骗走的。岛田翰常来苏州访书，顾鹤逸对他精通版本之学颇为赞赏，以为他是学者而信任于他。当岛田翰商借《古今杂剧》等书时便慨然相借，不想他竟一去不返，此后顾鹤逸托其他日本朋友多次催讨，被告之岛田翰在日本犯案入狱，后因羞愧而在狱中上吊自尽，此事便不了了之。顾鹤逸所托多次催讨的日本朋友，应该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白须领事。这些有借无还的珍贵典籍，不知是否又被岛田翰拿到哪里去牟利生钱了。这不免让人想起 “借书一痴，还书一痴” 的藏书家古训。

金泽文库事件

1915 年 5 月 13 日，日本《报知新闻》上刊发了 “国宝二万余元卖却武州金泽文库怪事” 一文，岛田翰因涉嫌参与盗卖称名寺金泽文库书籍文物，再次被刑事起诉，陷入审讯调查中。

金泽文库是称名寺国宝库的一部分，建于 13 世纪中后期，是与足利学校齐名的日本中世纪典籍收藏的宝库。文库收藏多宋元刊本和明初刊本、手写本，以及同时期的 “和刊本”“和写本”，其中不少汉籍是中国已经亡佚了的，被日本称为 “国宝” 或 “重要文化财”。此外，称名寺还藏有北条氏家族及历代称名寺住持收藏的佛教文物等。

《报知新闻》文章报道的大致内容如下：

称名寺住持中村真禅师涉嫌出售国宝案暴露，舆论一片惊愕。神奈川县警察当局已成立调查组，查明称名寺丢失《宋版文选集注》《宋版大藏经》等一百数十件文物典籍，总价值在二万日元以上。

中村真 1908 年任职称名寺主持，授命整顿当时寺内十分紊乱的内务和收藏状况。在与旧住持交接期间，岛田贯（即岛田翰，报道中用此名，贯与翰日语发音同）曾带着中国人来寺中参观，一一浏览寺内的文物典籍。此后，岛田频频涉足称名寺，在前后七年的时间内，与中村达成默契，屡次将国宝《文选集注》等文物典籍带出寺外出售，对住持及相关者报以巨额回报。中村住持的罪行上月中旬业已认定，同时，与中村往来共犯的岛田贯亦被收押，警视厅的数名刑警对其审问调查国宝出卖的下落，其中《文选集注》的已知去向。

据考，岛田翰在 1909 年年底之前将《文选集注》拿出寺外，随即转手卖给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又拿了在日本市场出售，一卷要价上 2000 日元，称名寺无力购买，被岩崎氏购得 5 卷。明治以来，欧风渐盛，社会上 “废佛毁释” 势力强劲，致使寺院衰败，法纪无度，与此同时，其他寺庙也出现过宝物外流、监守自盗等现象。

1915 年 7 月 28 日零点五十五分，岛田翰在得知将被拘押至刑务所之前，于横滨自己家中开枪自毙。

余论

时势造英雄，故而江山代有人才出；时势也造悲剧，致使一些人空怀才志，一生在逼仄的狭道上跌宕坎坷。回顾历史，特别是学术史，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悲剧性知识分子形象。

把岛田翰说成一个悲剧性人物，应该不算是替他的“以书牟利”“盗书行径”作回护。因为时至今日，与其停留在对他知书盗书的道德审判上——他的决然自毙，某种意义上已是严厉的自我审判——毋宁通过他短促的一生，来增进对于促使他走上不归路的日本社会以及他个人因素的认识。

岛田翰是日本传统汉学延续到近代的最后一粒种子。借着家学的优势，他肆意发展着自己的汉学爱好，钻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故纸堆里，渐行渐远而不知返顾。那个时期的日本，一切以西方文化为标的。进入帝国大学进而留洋深造，是当时世家子弟、少年才俊最佳的出路，毕业后便能在社会上谋得重要的位置，经济保障不用说，体面和尊严也就有了。偏偏这个与时代渐行渐远的少年书生，在父母的溺爱下，偏科弃学，新式学堂必修的英语和数学，不仅成了他进入帝国大学的障碍，也使他坐失走上如他兄长和姐夫那样人生道路的机会。

书香子弟，除了为学，别无其他干才，他自述“质性迂癖，无用于世”。这一点若与他的同学田中庆太郎相比，更显出他的“无用”。田中庆太郎与他一样，有古书、汉学情结；与他一样，只有个东京外国语学校清语科的文凭。但田中继承了祖上乃京都皇家御用古书店的家业，在东京开设“文求堂”汉籍书店，成为既有学问又相当成功的书界商人。岛田翰死后，田中庆太郎还为他编辑遗著《访余录》，1921年出版。与田中相比，岛田缺少了商人精明务实的实际才干。

还有同样出身名门，与他同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的永井荷风、二叶亭四迷，日后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界成果丰硕。显然，岛田也缺乏像他们那样成为小说家的文学天赋。

于是，空怀才学而不为世用，只能以替父辈大学者作书俑或秘书，来获得自己立足于世的经济保障。而这，远不是他的人生志向、学术抱负。他对自己的学术是抱有自信和厚望的，认为是将有大作为的“明治校勘学”：“仆尝私以为考据自阎、钱诸老，理学从程、朱诸先生以下，分毫拆丝，无复余蕴矣。其可藉以辟秘发幽者，唯独校勘一道。盖皇国建学，参取唐制，有使，留学有生，求法沙门来往不绝，而古文旧书亦取次舶载。上下千有余年，其出于兵火风霜之余，存于野店僧寮之间者，亦复不少。于是而校勘异同，定是非，以立明治校勘学，以开末学之非，仆之志业如此耳。”在其他几篇文章中，他也多次说到过类似的意思：纵观中国学术发展史，考据、义理都已走到末路，唯校勘一途，颇有展拓前景，特别是日本保存珍稀秘籍不少，有的在中国本邦业已失传，因此，建立“明治校勘学”“大勘学”，日本人是得天独厚而责无旁贷的。或许，这是他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寻找的意义和位置。

可惜天不假年，所谓“有才无命，有学无行”。一个天才式的汉学俊彦，一个处在急剧变动时代的没落读书人，就这样在学术史的星河里溘然隐退，倏尔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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