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叶事件

1957年4月发生的事件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其间，记者与负责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发生口角。5月8日的上海《文汇报》报道了此事，对左叶进行批评，“左叶事件”的提法也遂出现。反右斗争开始后，凡报道过这件事的报纸都作了检查，不少发表过批评左叶意见的人被打成右派。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新闻工作者获得平反。这一事件对此后的新闻事业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事件简介

1957年4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刘少奇的陪同下参观农业展览馆，由时任农业部部长助理的左叶担任向导，并负责维持秩序。由于去的人较多，放进去的记者也多，因此在采访的摄影时发生了拥挤，左叶由于重任在身，变得急躁起来，恰在此时，中国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韩德福拉了他一把，要他闪开点以便拍照，双方于是发生了争执，左叶出言不逊，引起各报记者反感。

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在场参加摄影采访的记者洪克写了一篇题为《部长助理与摄影师》的小品文，不点名的批评了左叶。《文汇报》发表该报记者的北京专电《新闻记者的苦恼》，报道了这个事件，同时还专门配发了社论《尊重新闻工作者》，对左叶进行了较为尖刻的讽刺。《北京日报》、《光明日报》也报道了这件事，《北京日报》还举行了记者座谈会。当时《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要学会尊重人》的文章和《官僚架子滚开》的诗，并配发了讽刺性的漫画。其他一些报刊也都发表了类似的文章。1957年5月11日，新华社又发了通稿，使这件事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并由此引发了全国新闻界关于新闻工作者地位和反官僚主义的大讨论。

反右斗争开始后，凡报道过这件事的报纸都作了检查，不少发表过批评左叶意见的人被打成右派。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新闻工作者获得平反。这一事件对此后的新闻事业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左叶事件”本来可以促使各方反思新闻媒介同政府部门的关系，却因权力的介入走向反面。

事件背景

1957年4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等陪同下，参观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全国农业展览会。这一天的观众达数千人，获准进场的文字、摄影记者和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工作人员也有60多人，盛况空前。这天，当场内群众瞥见刘少奇、伏罗希洛夫在人口处露面时，激动得热烈鼓掌，一拥而前，立时形成了两道间隔仅一米的密密人墙。而记者、摄影人员也争先恐后，抢占有利位置，力求靠近贵宾，因而一时出现了拥挤现象。

事件起因

关于双方冲突的经过，《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洪克写了篇《部长助理和摄影师》，率先在《中国青年报》上做了介绍：（注：以下内容节选自《部长助理和摄影师》）

在刘少奇同志陪同伏老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的时候，跟着采访的中外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都随时准备着拍摄一些精彩的镜头，并且都想从伏老的前面去拍。当时，随同采访的记者很多，还有一些参观人员，秩序比较混乱。一位矮胖的同志总是站到刘少奇同志和伏老的前面，紧紧挡着摄影机的镜头。

又是一个好镜头来了，那位同志仍然挡在伏老的前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韩德福实在没办法了，便走过去轻轻地拉了一下那位同志说：“同志，请你让开点！”那位同志扭过头来，理直气壮地说：“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他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十分吓人，韩德福一时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只得走开了。

接着，粗暴态度成为命令传达下来：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同志来了，他朝我和《北京日报》的一位摄影记者说：“你们别挤了，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盛气凌人，实在难忍，我对他说：“同志，你说什么都好，可是骂人不好啊！ ”

“这不是我骂的！ ”他说，“是我传达别人的！ ”

他不肯告诉我们他是传达了谁的骂人命令。后来，我打听清楚了，原来那位骂人的同志就是那位挡着摄影师镜头的人，他是中央某部的部长助理（左叶）。

事件进展

同年5月7日，中国青年报首先发表了该报参加农展会摄影采访的记者洪克写的一篇题为《部长助理与摄影师》的小品文，震动了北京。梅朵立即电告上海编辑部。5月8日，文汇报把杨重野的报道易题为《新闻记者的苦闷》，作为不署名的北京专电发表，又把彭子冈撰写的《谈苦经》一文易题为《尊重新闻记者》，作为本报社论同时刊登。5月10日，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的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方成的讽刺漫画和梁汝怀的小品文《要学会尊重人》。此外，首都不少报纸以及其他省市报纸，也都相继刊载有关“左叶事件”的新闻、评论等。

“左叶事件”披露后，引起了全国新闻界和知识界的较大反响。1957年5月11日，在北京日报主办下，首都11家报社、通讯社、电台和新影厂的记者和摄影记者40多人举行了座谈会，与会者举出许多事例，说明“左叶事件”不过是新近发生的一个例子罢了，实际上在采访活动中，有些单位和领导人都不够尊重新闻记者。如有的采取宗派主义的做法，限制有些报纸和非党员

记者的采访活动，有的借口保密，规定了繁琐的采访手续，甚至派人监视记者活动。记者们希望有关领导部门能积极地来解决这些问题。座谈会上，不少记者本着整风的精神，对本身不遵守纪律和秩序的不良作风等等，也作了自我批评。其他如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新闻界也相继召开座谈会，与会记者的呼声是相仿的，希望改善记者的工作条件，取消一些不必要的限制，以便更好地完成本职业务。从座谈会的发言来看，多数人的发言是善意的，提出的许多意见是合理的，这对于党改进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有益的。当然，不排除个别人的发言是偏激、过头的，甚至是借此发泄私愤的，但这仅仅是个别人。

事后，有些地区和部门的党委就采取了边整边改的措施，指示下属单位尽可能给记者以采访活动的便利，不粗暴干涉和刁难记者，保障记者的正当权利。

至5月下旬，“左叶事件”的风波渐渐地平息下来了。

事件后续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社论发表以后，上面为“左叶事件”定了性：“这件事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加以夸大渲染，借以发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在右派分子有意夸大宣传的影响下，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为此专门于同年7月13日召集了一次座谈会，身为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的邓拓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左叶对自己“态度急躁，说话的口气也不妥当”做了检讨，但他声明没有说过“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样的话，农业部的官员也都为他作了证。接着，各个媒体对自己的“夸大不实报道”做了检查。最后，邓拓做了总结发言，他宣布了对此事件的定性，并补充说：“有一些同志有偏激情绪，没有冷静下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核对一下事实，问问当事的双方，问问在场的证人，分析一下事件的性质，就滥加批评，影响很坏。”邓拓还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身份检讨说：《人民日报》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错误。

事件结果

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报》一版以“新华社13日讯”为电头，发表《新闻工作者协会调查证明：“左叶事件”报道失实》的文章。文章说：右派分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有意用这样一个并不真实的事件来向党和国家进攻，企图煽动新闻界起来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各种制度，要求恢复资产阶级的所谓“新闻自由”。当天的《人民日报》还配发社论《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说5月间北京上海的报纸喧嚷一时的“左叶事件”，没有查明事实，即轻率地、错误地发了一些关于这件事情的消息和文章，客观上起了替右派分子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凡报道过这件事的报纸都作了检查，不少发表过批评左叶意见的人被打成右派。所幸《人民日报》的袁水拍、方成、袁鹰没有因此打成右派，但也写了书面检查。

各省市的新闻界都把“左叶事件”变为“右派分子在凭空捏造”、“右派分子向我们党和国家的猖狂进攻”。凡是在报刊上对此写过报道、言论、小品、诗文，画过漫画，或在鸣放座谈会上发表过议论，提出过意见的编辑、记者，乃至有关主管，无不受到牵连，反复追究，迭经批判。许多人被划人另册。即如在全国记协召开的座谈会上作过认真检讨的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和为他的讽刺诗配漫画的方成，最终也未能逃脱“右派”的厄运。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小品文《部长助理与摄影师》的摄影记者洪克和编发此稿的文艺部主任昊铿，双双被划为“右派”，后者并就此含冤去世。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全国各省、市有81家报刊的负贵人，由于卷人“左叶事件”而被撤职，其中不少人还被打成右派分子。

“左叶事件”最终成为“右派分子捏造”的“失实”报道，很多写文章批评过官僚主义的人，也相继被打成右派，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才得以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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