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电影运动

新兴电影运动

左翼电影，就一般意义而言，指反映下层民众疾苦、倡导社会公正的影片，常与左翼社会思潮与政治势力有着关联，在中国特指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电影界进步人士，协同摄制的一批宣扬反帝反封建影片。据夏衍等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确认，当时总共产生了74部左翼电影，始于1932年底公映的《三个摩登女性》，除了《王老五》《夜奔》《镀金的城》3部因受时局影响推迟到1938年上半年得以公映，余者皆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7月前面世。围绕这些左翼电影的摄制而兴起的电影革新运动，史称“左翼电影运动”。

运动历程

左翼社会思潮

1930年3月，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简称左联）。11月，“左联”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提出了文学艺术的“大众化问题”。电影是符合这一要求的最佳艺术形式，这在当时已成为共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逐步将目光投向了电影界。1931年9月，以中共党员夏衍为主要发起人的左翼戏剧家联盟。

电影小组成立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激起了全民性的爱国意识和救国愿望。据当时的《影戏生活》杂志统计，在“九一八”之后的很短一段时间内，杂志社一下子收到了六百多封读者来信，呼呼电影从当时盛行的神怪片、鸳鸯蝴蝶派的漩涡中挣脱出来，告别低级趣味，转而拍摄反映现实生活和大众愿望的抗日影片。但是，战事的爆发和造成的破坏，给中国电影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不仅使电影放映市场急速缩减，而且使影业的主要生产地——上海的制片机构和电影院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为了跟上形势，也为了寻求影业出路，各制片公司负责人纷纷转向左翼文艺工作者，表示愿意合作。1932年5月，左翼“剧联”下属的“电影评论组”成立。1933年3月，在瞿秋白的直接参与下，由夏衍、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等五人组成的“电影小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对中国电影运动的领导。

电影小组的创作

左翼电影小组重视电影剧本的创作，认为这是电影的灵魂，强调应从编剧着手去影响和改造电影。在电影小组的鼓励和引导下，许多左翼作家积极参与了电影剧本的写作，从1932年起，为明星、艺华、联华等公司提供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剧本，如夏衍的《狂流》、田汉的《三个摩登女性》、阿英的《丰年》、郑伯奇的《盐潮》等。随后，电影小组有意识地为电影创作输入新鲜的血液。他们积极地把已在文艺界崭露头角、思想上比较激进的一批话剧、音乐、美术等方面的新人（如沈西苓、郑君里、袁牧之、白杨、聂耳、贺绿汀等人）介绍到各影片公司去。

左翼小组格外重视建设批评队伍，从舆论上影响和指导电影的创作和欣赏。从1932年5月起，上海的《时报》《晨报》《申报》《民报》《中华日报》等报刊陆续开辟电影副刊，一大批左翼文化人涉足电影批评，译介国外特别是苏联的电影理论，以宣扬左翼创作思想。1932年7月，“电影小组”还正式创办了左翼电影理论批评刊物《电影艺术》杂志。

制片公司转变

明星影片公司在左翼电影浪潮的冲击下，率先在创作上做出转变。1933年，明星公司公开宣告“时代的轮轴是不断前进的，电影艺术界不能抓住时代，于新文化有所贡献，必然为时代所抛弃。”同年3月，第一部左翼影片《狂流》公演。一年之内，又相继拍了《春蚕》《姊妹花》等22部左翼或在左翼影响下的从多个侧面反映当时生活的影片。这些影片在题材选择上多角度地表现了真实的社会现状，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充分显示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创作实绩。

联华影业公司在“一·二八”事变之后发生分化，形成两个制片厂，其中“二厂”顺应电影界形势的变化，又有蔡楚生、孙瑜、沈浮的加盟，贡献出了《三个摩登女性》《天明》《小玩意》等十一部进步影片，它们内容严肃，主题明确，演员的表演艺术也有了很大的长进，感染力强。

天一影片公司本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古装片”的始作通者，是一家粗制滥造，缺乏艺术严肃性的制片公司，但在抗日民族运动和左翼电影运动的影响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社会形势的推进和电影事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左翼电影运动的又一阵地一一艺华影业有限公司于1933年9月宣告成立。在田汉、夏衍、卜万苍等电影工作者的直接参与下，艺华完成了《民族生存》《肉搏》《中国海的怒潮》《烈焰》四部影片，都以反帝为题材，带有鲜明的抗日色彩。

电影统一战线

1933年2月，在“电影小组”的策划组织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建立了电影界的统一战线。这是个公开的群众性组织，由郑正秋、孙瑜、洪深、田汉、夏衍等32人任执行或候补执行委员，由夏衍、聂耳、沈西苓分别担任文学部、组织部、宣传部的领导工作,“协会”发表了宣言，提出开展中国电影运动的任务，号召电影界团结合作，建设“新的银色世界”，并讨论通过了电影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方针、任务，从而推动了各电影公司的影片创作。对于协会成立时提出的电影文化运动的方针任务，左翼电影工作者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讨论，保证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健康发展，出现了左翼电影运动的高涨。

由于左翼作家参加电影创作，提供电影剧本，1933年拍摄出大批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具有进步思想和爱国主义的影片。左翼作家提供的第一批剧本，都付诸拍摄，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推动了电影界的进步。

文化围剿

随着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的深入和文化革命的深入，蒋介石反动派对之也加紧了军事围剿与文化围剿。1933年10月，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并发出“查禁普罗文艺”的密令，以加紧文化围剿。

特别是在1934-1935年间，为迫害进步文化运动，先后颁发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还通缉进步作家，查封进步书店；同时也注意到蓬勃发展的左翼电影。为防止电影界的所谓赤化，国民党政府规定了一系列检查制度，设立了各种检查机构，甚至利用特务暴徒，在1933年11月12日揭毁艺华电影公司，制造白色恐怖。在反动压力下，1934年10月，夏衍等被迫撤出明星影片公司，编剧委员会也随之撤销。1935年5月后，田汉、阳翰笙相继被捕。这时左翼电影运动处于极度困难阶段。不过，左翼电影运动并没有被压垮，他们经过艰巨的工作、韧性的斗争，终于冲破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时期拍摄出了《渔光曲》《新女性》《神女》《大路》以及《逃亡》等进步的和抗日爱国的影片。党的电影小组还直接领导创建了电通影片公司，拍摄了《桃李劫》《自由神》《风云儿女》等优秀影片。

转向“国防电影”

后来，随着日军向华北五省的进攻及由此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到1936年出现了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潮。在共产党团结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左翼文化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36年，在上海随着“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在电影界也提出了“国防电影”的口号。这时，左翼电影运动转向了“国防电影”运动的新时期。爱国的艺术家们响应号召，同年就拍出了《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生死同心》《夜奔》及《青年进行曲》等一批国防影片。1937年还拍摄了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和相当艺术成就的《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和《夜半歌声》等优秀影片。

运动影响

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柯灵同志曾指出，左翼电影运动的影响，与其说在银幕上煽起了什么危险的革命风暴，毋宁说开辟了一个时代，拨正中国电影前期混乱的运行方向，使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合流，走到严肃的艺术大道上来。由于有了党的领导和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团结努力，创作了大批思想进步、艺术闪光的作品，为中国电影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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