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语（四川话拼音：Ba1su2yu3；国际音标：[pa55su21y53]），又称为蜀语，是西汉至元代流行于巴蜀地区（中国四川省及重庆市一带）的主要语言，是古汉语的分支之一。蜀语发展至蜀方言，最终形成今四川方言 。由于明初与清初的两次“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使巴蜀地区的人口构成发生巨变，巴蜀语最终和各地移民方言融合演变，发展成为了现今的四川话。四川话中继承和保留了部分巴蜀语的词汇和音韵特征，但本质上是一种新起的语言（岷江小片部分地区除外），巴蜀语仅是四川话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
源流
蜀语，是
汉语的源头之一，“蜀语”发展至“蜀方言”，最终形成今“四川方言” 。
四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省份，蜀语和其他方言区的语言产生大量接触与融合，四川方言的成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蜀语到蜀方言，再到四川方言，这个过程既有传承也有消亡，现在的四川方言和蜀语已经相去甚远，现代没有人会说真正的古蜀语了，只能通过文献，去考证哪些字在古蜀语中使用，但发音已经无法确认。
远古时期，蜀人与中原各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进入农耕社会后，蜀人逐渐与中原隔绝。在秦灭蜀之前，蜀人语言与中原语言已经有了大的差别，秦人入蜀之后，蜀语吸收了秦语等的成分，成为独具特色的华夏语地域方言。
根据地域名称以及行政归属的演变，把中上古时期的蜀地人（不含少数民族）语称为“蜀语”，把宋元明时代蜀地人语称为“蜀方言”，把清代以后的蜀地人语称为“四川方言”。众所周知，语言在时间的延续中既有统一，也有分化，蜀语也一样。“蜀语处于不断发展中，这种变化是渐变的，它不是脱胎换骨，因而蜀语具有存古的性质。”
汪启明发现，从蜀语到四川方言经历了六个漫长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无文字记录的“
史前时期”，包括岣嵝碑、三星堆符号、巴蜀图语等，因为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这时的蜀语有自己的体系和通行区域；
第二个阶段，有文字记录的
上古时期，先秦时代。通过文献的只字片语，推测蜀语在那个时候和秦语一起，成为汉语的优势方言，是华夏通语的主要成分之一。刘逵曾在《蜀都赋注》里说，秦灭巴蜀后，“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但研究后认为，这个论断是错误的，“早在商周时期，蜀语与秦语、晋语、齐语、楚语等华夏语就有接触，有一个例子，就是彭祖。《史记·楚世家》中写道：‘彭祖氏，殷之时当为伯侯。’由此可见，彭祖这个蜀人，在商朝做官。那么，他所说的蜀语，当然不会是别人听不懂的语言，而是与中原华夏语相同的语言，甚至是一种优势方言。”
第三阶段，为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由于蜀地战事频仍，蜀语的发展也因此缓慢。”
第四阶段，宋元明时期，
宋代建立了四川行政区划，成为今天四川方言区的基础；
第五阶段即明末到“
五四运动”以来，受文学作品的影响，四川方言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以中上古蜀语为底层，主要成分变成北方方言区的
西南官话。
有了这个基础，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五四运动”至今，成为现代
汉民族共同语的
北方方言的一个次方言了。
留存地点
在现存
语言中，岷江小片，特别是乐山话及其附近方言[3]与巴蜀语关系最为密切，保存了最多的巴蜀语特征，是中古巴蜀语在现代残存的孑遗。这是由于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四川各地受到的破坏程度相差很大，川东、川北地区受战乱影响严重，而川南地区，特别是
乐山、
峨眉、犍为一带，却受影响十分轻微。但由于中国政府的推广普通话政策，巴蜀语在现代唯一的孑遗也正面临灭绝的危机。
特征
巴蜀语形成于西汉时期，由中原华夏语与古蜀语、古巴语融合而成，最初被称为“梁益方言”，与秦晋方言较为相近。但由于四川盆地较为封闭内向的自然条件，至宋代四川便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语言区，与四川地区以外的语言较难沟通。宋范成大旅居蜀地时在《石湖诗集》卷十七
《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诗注中有如下记载：“蜀人乡音极难解，其为京洛音，辄谓之‘虏语’。或是僭伪时以中国自居，循习至今不改也，既又讳之，改作‘鲁语’。”从中可以看出巴蜀与中原语音完全两异。有学者通过对包括苏轼、苏辙、苏洵在内的宋代四川文人的诗词用韵进行分析后，得出了宋代巴蜀语家麻与皆来通押、“关、上”押家麻、“亩”押东钟、阳声韵不同韵尾通押、阳声韵寒先部的“言”字读人真文部、药铎部的“祈”读与屋烛部的“秃”相同、有合口化倾向等音韵特征。还有学者指出，由于与闽语有相似的形成过程，宋代巴蜀语可能与宋代闽语较为相似，因而与现代闽语也有一定相似之处。
四川话存留的巴蜀语特征
音韵
家麻与皆来通押家麻与皆来通押，在宋代四川诗人的诗韵中有家麻杂入皆来（含与之相类的阴入通押）的现象，具体说来即是部分家麻组字中含有[-i]韵尾，这种现象在今四川话岷江小片（如
邛崃、眉山、乐山、
宜宾、泸州、江津等地方言）中普遍存在。在这些方言中，假摄精见组：“些邪姐且写野也爷借谢夜”等字读韵母；章组：“者社蛇”等字读[ei]韵母。而即便是受官话影响严重的成渝片中，“些”字也保留了[ɕi]的白读音，说明这一特征确实应当是巴蜀语遗韵。以乐山话为例，假蟹二摄自可协韵，下表两侧的字均可押韵。
“关、上”押家麻
“关、上”两字杂押入阴声韵家麻，此种通押在宋代四川诗人的诗韵亦有出现。从音理上讲，个别阳声韵字押入阴声韵应当是反映了它们鼻尾弱化或消失。如“关”等字，在乐山、峨眉、眉山、阆中、天全等地韵母均为鼻化韵[ã]；而“上”字在荣县、屏山等地韵母为半鼻音[an]，这些读音均可以与家麻韵形成音近通押。
“亩”押东钟
阴声韵字“亩”押东钟部，在宋代四川诗人诗韵中也有出现。“亩”字是流摄明母字，现代四川话中，普遍存在着流摄部分字读为鼻韵尾的现象，如“某”、“茂”、“亩”、“谋”、“贸”等字在几乎全川（包括成都、重庆、乐山、自贡等地）方言中韵母都为[oŋ]，仅声调不同。
阳声韵不同韵尾通押
不同韵尾的阳声韵之间的通押，阳声韵尾的[m]尾并入[n]尾，这个语音特征在宋代通语中不见，只见于四川等地。但明代官话中也发生了侵寻并入真文、监廉并入寒先的音变，致使汉语中[m]韵尾全面消失。目前尚无法判断四川话中这一特征是来自巴蜀语还是明代官话。
词汇
巴蜀语拥有大量特有
词汇，如“百丈”（
牵船绳）、“溉”（江边道路）、“块”（坟墓）、“秃”（砍）等，其中部分仍然存留于今天的四川话中。将文献中记录的上古、中古时期巴蜀语特有词在现今四川话中的存留情况进行统计，可以看出上古文献中收录的巴蜀语特有词汇约有一成保留于今四川话中，同时中古文献中收录的巴蜀语特有词汇则有较为可观的三成得到保留，包括“坝”（平地）、 “偏
涷雨”（夏日暴雨）、“波”（老人）、“
腊子鱼”（鲟鱼）在内的众多词汇仍在现今四川话中使用。
古籍记载
清代傅崇矩《
成都通览》做过统计：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不断的影响、融合、消亡、再造过程中，最适合表达的语言得以流传。
西华大学的纪国泰教授曾做过统计，明代李实《
蜀语》共收集567个词条，在蜀方言中仅有184个，占32%，而与现代四川方言形音义相同的只有132个，比例更小。在《中上古蜀语考论》中，通过对扬雄的《方言》、杭世骏的《续方言》、张慎仪的《方言别录》和李实的《蜀语》等文献进行全面的梳理，将742个蜀语词汇编进，以表列出。
与眼睛有关的很多动词，比如“眨眼睛”的“眨”、“瞠目结舌”的“瞠”、“眯眼睛”的“眯”，都是来自古蜀语；一些自然现象类的词语，比如“烟雨濛濛”的“濛”、“旋涡”、“彩虹”的“虹”，也都沿用至今；还有的人物称谓，古蜀语的叫法和现在也一样，比如“地主”“伙计”“亲家”“恶少”“雇工”等，都是现在汉语中常用的词语。
此外，那些带着四川地道民风的古蜀语能流传至今，则更有意思。李实在《蜀语》里写道，蜀人把平原叫作“坝”。叠词有“坝坝”，合成词有“院坝、河坝、坝子”，地名有“中坝、北坝”等。这个意思从南北朝到近代，再到现代，没有变化。还有隋代无名氏的诗《绵州巴歌》有“白雨”一词，意思为暴雨。现代四川方言中，尤其是绵阳一带，“白雨”仍然流行。最有趣的是，现在不少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老子”，蜀地先人早就在用了，《后汉书·韩康传》中，就记录了这个蜀语词，其意为：对人自称。
古蜀语词：痨。它表达的意思为“毒”。“李实《蜀语》：‘以毒药药人曰痨。’今天川北方言有‘痨人’，如：“我的饭不痨人。”“我又没有给你下痨药。”“他喝痨药死了。”这个在四川独有的说法，其实并不是原生词，这是蜀人从其他地方学来的，结果现在反倒在四川才能听到。
蜀语的演变具有内外相互影响的双向性，而这个过程，四川的历史名人，功不可没。扬雄是西汉蜀郡人，24岁到长安为官，中途两次回到成都。他出蜀后，著有《方言》，收录20条古蜀语词。比如蜀地将短衣、短袄，叫做“曲领”，而当时长安称为“襦”。苏轼，21岁出蜀，他讲的方言对海南至今都有影响，他文字中提到的“鲜翠”“元修菜”等蜀语，比比皆是。长期生活在蜀地的杜甫，在《闻斛斯六官未归》中，有一句“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这里的“土锉”就是一种蜀语，表示一种炊具，也就是今天的砂锅。陆游在《邻曲》里，写下“拭盘堆连展，洗酺煮黎祁。”这里的“黎祁”，指的就是蜀人做的豆腐。此外，在陆游的作品中，还屡次出现“三老”“招头”等蜀语词，指的是船工。
古蜀语词汇
有些蜀语流传至今，而更多的蜀语却由于使用减少而消失。
蜀语使用率下降或消失的原因是运用越来越少。东汉《
说文解字》中记载：“蜀人呼母曰姐”，就是说当时的四川人，把母亲叫作姐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外来语言的融合，在四川，母亲是“妈妈”，姐姐才是“姐”。“不过，据查证，四川仍有少数地方称母亲为‘姐’，如广元、广汉、威远、西昌等地，那就是当地受到的外来冲击不大，能一直沿用。
赵静从《华阳国志》中发掘了几乎已经消失的13个蜀语词。比如，对一些事物独有的叫法，“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这里说，在开明帝时，当地的人把酒称为“醴”，把音乐称“荆”。而最复杂的，莫过于古蜀人对茶的称谓——“葭萌”。除了这个艰深的词语，唐朝的著名茶学家陆羽在《
茶经》中，还总结了茶的另外几种说法，“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四川安岳文史研究学者陶元甘认为这五种茶名都是借用汉字对译古蜀语：“槚、葭、蔎音近，用这三个字指茶，是只取其音，未用其意。”而司马相如《凡将篇》将茶称为“荈诧”，《尔雅·释木》中写道：“槚，苦荼。”“荼”即“茶”。
一个字，在蜀语中这么多叫法，其实并不稀奇。杜鹃鸟在蜀地的叫法更是林林总总，又叫名巂、布谷、各顾、鸣鸠、巂周、子巂、杜鹃、杜宇、催归、子归、杜主、望帝等。赵静认为，“‘杜鹃鸟’可能是中原华夏语的音译叫法，来到蜀地，到了各个地方，受不同方言的影响，就有了这些差异化的叫法。”但纵然蜀语中有千百种叫法，随着历史的发展，茶叶最后还是叫“茶”，“杜鹃”也是杜鹃最常用的名字，所谓优胜劣汰，在语言界也是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