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式

马克思在《致斐·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伦敦）信中，针对拉萨尔在剧本的观念图解式，说：“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从马克思的原话中清楚可见，这里既有对席勒戏剧缺点的揭示，更有对拉萨尔的这种缺点恶性发展的批评。马克思所维护的是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规律，反对的是唯心主义的观念化的倾向。

席勒的剧作影响很大。恩格斯说他的剧本《强盗》，“歌颂一个向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青年”，《阴谋与爱情》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都得到了肯定的评价。但是席勒的剧作也有明显的缺点，主要是他的剧本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合生活逻辑、让人物宣讲作者政治理想、缺乏性格真实等等。这表现在上述两个剧本中是明显的，在《唐·卡洛斯》中更为突出。这种创作结果是席勒的美学思想的必然产物。他在《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认为：“在文明的状态中，由于人的天性这种和谐的竞争只不过是一个观念，诗人的任务就必然是把现实提高到理想，或者表现理想。”席勒就是重在表现观念理想的，强调用主观方式写作，这给他的作品增强了抒情色彩和动情效果，但有时也影响了社会历史真实性。

当然，“席勒式”不是指席勒的全部作品的全部特点，而仅仅在指创作中一种偏向，在接触席勒作品时，如果不是特别喜爱这种偏向，那席勒还是有不少经验值得借鉴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评的《济金根》作者拉萨尔，他对席勒特别偏爱，而且把他的剧作中的“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缺点，当作成功的艺术经验加以标榜，并且变成自己写作剧本的指导原则，以致最后写出了比席勒还席勒化的《济金根》，所以，马克思所指出的“席勒式”，与其说是揭示席勒剧作的缺欠，还不如说是批评拉萨尔的观念图解方式更为确切。拉萨尔在写作《济金根》时，他把济金根作为“普遍精神”的“化身”，并描写了这个抽象的观念，于是没落的必然要灭亡的反动骑士阶级，被写成了“时代精神”的代表，并企图以十六世纪骑士起义的失败，比附1848——1849年的革命失败，认为都是“智力过失”导致了起义的失败，实际是同情历史上的反动阶级，并为现实中的背叛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辩护。在拉萨尔的“席勒式”倾向中，他的“悲剧观念”是图解的思想基础。拉萨尔认为：“革命力量是在于革命的狂热，在观念对自己本身的强力和无限性的这种直接信赖。”据他解释说，“狂热”就是“忽视有限的实行的手段和现实错综复杂的困难”，所以关键问题在于“狂热”要达到革命的目的，“必须深入到现实错综复杂中去，必须借助有限的手段转入行动”。拉萨尔又认为“狂热”在转入行动时，很容易与“有限手段”搅在一起，委身这种手段，这时“狂热”就要“遭到破灭”。拉萨尔把“狡智”看作是“有限手段”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他得出结论说：“遭受失败的大多数革命——任何真正的历史专家都应该同意这一点——都是碰到这种狡智而垮台的，或者至少是一切企图专靠这种狡智的革命都遭到了失败。”其实，拉萨尔的这种悲剧观念，是他背弃对于历史运动进行科学分析，所凭空捏造的悲剧模式，其性质属于唯心主义的创作指导思想。然而拉萨尔的谬误，不仅在于他的关于写作的指导思想是错的，还在于他抱定这个观念不放，在历史的现实的革命运动面前，削足适履地让历史和现实适应他的悲剧观念，并以现实为牺牲品，用歪曲的形象图解他的观念——实际是演绎他“先行”的悲剧主题。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对拉萨尔的剧本，肯定它的矛盾冲突是可以成立的，但却否定了主题。因为，十六世纪骑士济金根领导的下层贵族起义和当时伟大的农民战争，这两种“国民运动”，前者反教会、反诸侯，后者全面地反对封建制度，形成了与封建阶级的广泛的社会矛盾，而这两种斗争的结果如恩格斯所说：“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的不坚决”。马克思虽然肯定了剧本的“悲剧性的冲突”，但却认为为作者“所选择的主题”，并不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也就是说，拉萨尔描写十六世纪错综复杂的封建社会的矛盾斗争的情节设置，虽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剧本并不是从这个实际社会矛盾中，提炼出事态应有的主题意义，而是用他的超历史超现实逻辑的悲剧观念为主导思想，拉来济金根以为图解，说明：“革命的狂热”委身于“狡智”，“狂热遭到破灭”，“观念的无限的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智之间的辨证矛盾”，是一切革命的中心点，叫人承认剧本的这一唯心主义宗旨。在马克思看来，这不仅不是剧本接触的十六世纪的社会矛盾冲突事实中所包含的主题，也不是1848至1849年德国革命失败的历史中所能开掘出的主题，它完全是拉萨尔的“幻想”。马克思批评了拉萨尔违背历史逻辑确定的“主题”，指出，拉萨尔借剧中的人物引发主题，以为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会胜利，这乃是不符合历史规律的幻想。实际上是席勒的表现理想的倾向一种更为观念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