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钧

1911年，常有钧出生于辽宁省岫岩县洋河镇大弯沟一个农民家庭，别名常有君。

1919年，常有钧8岁时母亲病逝。不久，父亲又双目失明。

1920年，父亲带着哥哥和9岁的常有钧沿途乞讨，逃荒到黑龙江珠河县富国村落户，以开荒种地为生。

1924年，父亲病逝，为了谋生，13岁的常有钧跟着哥哥一起到三股流一带的地主家去放猪、扛活。常有钧自幼就饱尝了生活的磨难和艰辛。常有钧读不起书，但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通过自学，几年之间竟达到了小学文化程度。

1932年5月，日本侵略者占领珠河，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日寇的兽行激起人们心底的怒火，一时间，大刀会、红枪会等民间自发组建的反日组织纷纷建立起来。

1933年秋，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在常有钧的家乡三股流一带成立了珠河反日游击队，赵尚志任队长。游击队起初虽只有13人，但个个英勇善战。赵尚志率游击队拔据点，袭大排，炸铁路，毁桥梁，使敌人胆战心惊。各村屯也相继建立了反日会、妇救会、农民委员会、儿童团等抗日组织。常有钧积极热情地投入到反日斗争的行列，把自家的被褥、粮食无偿地送到游击队。平日，常有钧总是通宵达旦地为部队站岗、送信。常有钧的爱国行动深深地感染着周围的人，受到乡亲和战士们的称赞，被推选为屯农委会会长。一次，赵尚志率游击队与敌人战斗了一整天，滴水未进。常有钧得知之后，跑回家里，拿出早晨新做的干粮，装进提篮，顺着枪声向山上飞奔。这里山地险峻，荆棘丛生，且前一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雨，道路泥泞。常有钧甩掉鞋子，赤脚攀登，树枝划破了他的脸，野草扎坏了他的脚，子弹“嗖嗖”地从他身边掠过，但他不顾一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把干粮送到战场去。当常有钧一脸血痕，两腿泥浆地站到战士们面前时，这些刚强的关东汉子们都被他的赤热的情怀深深地感动了。珠河游击队在战斗中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抗日根据地也发展成片。面对如火如荼的抗日烈火，敌人如坐针毡。

1934年6月底，珠河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同年秋，日伪当局开始部署对哈东地区的冬季“讨伐”，事先在珠河周围的大小城镇和交通要道上的乡村分别设驻扎点，暗探遍布村屯。为粉碎日伪军冬季“讨伐”，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哈东支队向珠河外围伸展，以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哈东支队整编为5个大队，常有钧在此时加入了哈东支队，在第三大队（大队长张连科）当战士。

1935年1月，哈东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常有钧在第三团（团长张连科）当战士。常有钧时刻牢记着军长赵尚志的一席话：要想赶走日本鬼子，光有满腔的抗日热情还不够，还应该具有娴熟的枪法，既能节约子弹，又能稳、准、狠地消灭敌人。常有钧发誓要使每颗子弹都发挥作用，每到宿营地或行军休息时，总是一个人或站或卧用枪比划着，很快就练出了一手好枪法，而且还能双手射击，弹无虚发。在较为频繁的战斗中，常有钧凭着自己坚定的斗争意志和熟练的枪法，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当年夏，常有钧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常有钧担任东北人民革命第三军第六团政治部主任，后任该团团长。此时，珠河游击根据地大部分已被敌人破坏，许多村屯已成为戒备森严的兵营，铁路两旁的高秆农作物也被一律割除，游击队的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根据珠河中心县委指示，除留少数部队坚持斗争外，其余人员向外部转移，开辟新区。赵尚志率主力部队远征松花江下游地区，以打通与汤原游击队的联系。常有钧奉命带领六团在延寿、方正两县活动。延寿、方正过去也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经常活动的地区，抗联三军的声威在这一带影响很大。附近山头的义勇军、反日山林队常常被三军的勇敢作战和纪律严明所折服。但是，有一段时间由于三军执行“左”的政策，使这些部队与游击队总是保持一定距离。这次，常有钧带六团单独在这一带活动，根据党的“八一宣言”的精神，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以往的失败和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争取把附近的山林队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常有钧率部争取了“三江”、“天义”、“海山”等零散的抗日武装。常有钧率三军六团先后与十余支义勇军、山林队协同作战。在方正县牛尾岗，常有钧率六团与两支山林队紧密配合，偷袭了一个伪警察分驻所，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常有钧把这些战利品全部分给了山林队。此后，六团又和这些友军多次攻打五影山、二截力、双凤、黑瞎子等地，均获胜利。

1936年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与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汤原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以及谢文东、李华堂、祁致中等抗日武装领导人在汤原县吉兴沟召开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政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赵尚志当选为总司令。同年春，三、六军根据联合军司令部的统筹部署，共同建立汤旺河后方根据地。赵尚志率司令部直属队和三军五、六团开赴通河、巴彦、木兰、庆城、铁骊、海伦等地。常有钧率部随队远征。同年夏，远征部队到达木兰县蒙古山一带。蒙古山位于巴彦、木兰、通河的中心地带，有起伏的山峦和茂密的森林，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部队来到此地后，这里已是满目疮痍，断墙瓦砾之间长满青蒿。敌人早就将村屯捣毁，百姓被赶往戒备森严的“集团部落”，那里筑有围墙，各方有门，墙外挖有一米来深、两米来宽的护沟，沟上布满铁丝网、鹿柴等。四角砌有四座炮楼，部落里驻有伪军，大约还有日军一个小队。常有钧认为，想要在此地开展游击战，必须摧毁“集团部落”，解放老百姓，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援。一天，常有钧带领七八十名战士，于凌晨向正在睡梦中的伪军发起攻击。战士们搭起云梯越过城墙，常有钧首先奔向一个炮楼，端起冲锋枪一阵扫射。不一会，从炮台里跑出两名狼狈不堪的伪军，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别打了，我们投降。”常有钧命令身边的一个战士把他们押走，又继续往围门冲去，打开了门。外面的部队冲进“集团部落”，很快歼灭了大部分日伪军。正当常有钧指挥部队追歼逃敌时，从侧面突然射来一梭子弹，一股鲜血从常有钧袖口流淌出来。通讯员沉着地从身上撕下一片布进行包扎。常有钧推开通讯员，又在负伤情况下继续带领战士向敌人射击。这个“集团部落”被攻破之后，常有钧才感到左臂钻心的疼痛，头重脚轻，眼冒金花，昏厥过去。当他苏醒过来时，已躺在一户农民的家里。他看到守护在身边的通讯员，便焦急地问战斗情况。通讯员告诉他：伪军关押在一个大院里，两名鬼子关在团部。有五名战士牺牲，负伤的不少。常有钧伤势较重，又缺医少药，伤口开始化脓，只好在这家农户暂住下来。这家的老乡抱上家里的老母鸡，跑了几十里山路，到镇上换回了伤药。常有钧在大娘的精心护理下，伤口渐渐愈合，一个月后返回了部队。8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常有钧接任离队的刘海涛的三军一师师长的职务。同年秋，北满临时省委为粉碎敌人的军事“讨伐”，决定三军主力部队向铁骊、海伦、龙门一带转移。三军司令部指示常有钧的一师为西征先遣队，经东兴镇、庆城（现庆安）与王德富的九师会师，后共同向铁骊进发。9月下旬，常有钧率一师二百余人踏上征途。远征队在袭击呼兰河上游八道林子敌人据点后，遭到三百多名日伪军的追击。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常有钧沉着指挥战斗，独立营营长、神枪手薛和手提匣枪当场击毙七个敌人，部队迅速冲出敌人的包围。11月，先遣队到达铁骊，开辟了庆城、铁骊地区的群众工作，为主力部队西征准备了条件。在孙灵阁山一战中，常有钧率部与友邻部队200多人与装备有重机枪、迫击炮的日军500余人激战一天半，毙伤敌80多人，击毁重机枪一挺、炮一门，缴获轻机枪一挺、马三十余匹，使三军威名远扬。同年冬，常有钧所率一师返回依东，继续在方正、延寿、通河一带进行巩固游击区的斗争。当时，方正二吉力有个自卫团团长名叫王俭，是这一带的地主。因他养有不少家丁，日本人便迫使他组成自卫团，负责该地治安。但是，王俭心里明白，这是让他当炮灰，因此不甘心为日军效劳，但又苦于无法脱身。常有钧了解这个情况后，便约王俭出来密谈，给他讲明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反日爱国不分先后，抗联随时欢迎。在常有钧的工作下，王俭逐渐接受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中共的抗日主张。此后，他深切同情和积极支持抗联进行抗日斗争，常常借职权之便为抗联筹集武器弹药及其它物资，曾几次将日伪军进剿的情报及时传给一师，使一师迅速转移或设伏痛击敌人。恰在这时，日军命令王俭进山“讨伐”抗联部队。王俭带队来到山里，胡乱地往树林里放了一阵枪后留下弹药和给养，打道回府。不久，王俭勾结抗联的事情被日本人获知，敌人决定给王俭一点颜色看看，决定派一小队日军来捉他。王俭得到消息，感到大祸临头，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和手下士兵放火烧了自卫团大院，带领400人的队伍和家眷7口投到常有钧领导的一师。后来，王俭当了一师一团团长，于1937年壮烈牺牲。

1937年7月，抗联三军为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常有钧调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保安师师长（至1938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伪当局抽调各地兵力，对三江地区的抗联部队进行反复“围剿”，纵横“扫荡”。

1938年4月下旬，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第七次常委会议，决定北满抗联主力部队进行西征，开辟黑嫩平原新的游击区。6月，召开第三、六、九、十一军部队师、团干部和下江特委领导人会议，研究执行临时省委指示和有关西征问题，并制定了行动计划。北满抗联各军编成西征部队按计划从不同地点出发，陆续踏上西征之路。第一批西征部队由第三军政保师与第九军第二师四团、五团合编组成，由第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第三军政保师师长常有钧和第九军第二师师长郭铁坚指挥。6月下旬，魏长魁、常有钧、郭铁坚率部从依东出发，向黑嫩平原进军。当部队行至通河县苇子沟时遭到敌人袭击，魏长魁不幸牺牲。当部队进入庆城九道岗时，又遭遇敌人，常有钧与郭铁坚在突围中失去联系。常有钧独自承担起领导远征的重担。为避敌锋芒，他带领部队进入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8月，常有钧率部到达目的地海伦，与张光迪的六师会师。不久，抗联三军新编三师组建，常有钧任新编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师长许亨植）。休整后，军部命令常有钧带领三军八团和六军二师十一团到通北县、龙门县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这时，常有钧发现，因长期作战，给养缺乏，有些战士士气低落，情绪不稳。作为这支队伍的最高指挥员，常有钧深感责任重大。他首先把连队干部召集起来，告诉他们，形势确实对抗联不利，因此更需要大家同心协力，只有这样才能战胜眼前的困难，迎来胜利的曙光。大多数干部都表示坚决能克服一切困难。但是，由伪军哗变过来的六军二师参谋长韩铁汉不但不做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反而利用一切机会造谣惑众，挑唆战士离开抗联，另谋出路，受到了常有钧的批评。

1938年10月4日傍晚，常有钧率部宿营在通北县王治国山。山上有一个炭窑，常有钧和韩铁汉便把团部设在那里，然后命令炊事员烧火做饭，其他战士到山后休息。韩铁汉和副官李英臣借有事交代把常有钧叫了出来，从背后向他开了枪。常有钧壮烈牺牲，年仅27岁。此时，被韩铁汉抓起来也准备枪杀的六军二师十一团政治部主任王钧趁乱机智地逃脱，冒着生命危险，摸黑跑了一夜，到达海伦八道林子，找到六军参谋长冯治纲报告了情况。韩铁汉、李英臣裹挟着不愿投降的的十一团战士投降日寇，遭到王钧部队的追击，只身逃走。十一团被夺回。

2015年8月24日，常有钧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