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历狱

历史事件

康熙历狱，又称汤若望案。康熙三年（1664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书，斥汤若望西洋新历法十谬。当时康熙帝年幼，尚未亲政，执政的顾命大臣鳌拜不满外邦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结果汤若望以及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钦天监官员（天文学家）被判处斩。后因天空出现彗星，京城又发生地震，改判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免死，但是李祖白等五人依然被斩。康熙帝亲政后，决定对该案进行平反。

事件背景

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进入北京，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内城居民迁出城外，准备让八旗官兵屯驻。汤若望于五月十一日上书清廷，请求准许他仍住宣武门天主堂传教。翌日，清廷内阁颁下满文告示，张贴于宣武门天主堂门前，允许汤若望仍住天主堂。从此，汤若望将传教希望寄托于清廷。

六月，他再次上书，说他自己曾用西洋新法厘正过旧历书，制造过许多天文仪器，近闻已遭毁坏，准备另造进呈。并把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第二年正月望日食详细情况，依照新法推算京城所见亏蚀分秒，并起复方位图象，以及各省能见到日食的不同数据等，都开列呈览。摄政王多尔衮遂命汤若望修正历法。

七月，汤若望又将自己所制造的浑天球一架，地平、日晷望远镜各一具，并舆地屏图一幅，呈进清廷。清廷礼部大臣等经过研究，决定将汤若望修订的历书定名为《时宪历》，从顺治二年起颁行全国。

八月初一日日食的这一天，内阁大学士冯铨等奉命与汤若望及钦天监各官到观象台测验日食，结果只有汤若望的新法测验准确，而大统、回回二法均不准。对这一次的测验日食活动，在清代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内阁大学士批日：经与大臣等会同置设观测仪器测验，大统历错一半，回回历差一时，西洋新法吻合，时刻分秒，毫厘不爽。明朝二十年来不用新法，我大清国不过施行几日，一测即验，犹如合对兵符，真可谓为神奇者也！全可尽心详录新法，以传为万年之楷模。”汤若望的新法一矢中，使汤若望深受清廷信任。当年十一月，汤若望奉命掌管钦天监印务，一应进历、占候等项，悉听汤若望决断。

顺治二年，汤若望对《崇祯历书》进行了修改，又加进部分新作，编了《西洋新法历书》。同时，汤若望在钦天监组织各官学习西洋新法，定期进行考核，检查学习情况。顺治十一年，汤若望疏称：“去岁八月内，考试属员，学精新法者已多。今年三月内又考试学习者，亦皆谙晓。其天文漏刻之官，亦习新法。”由于汤若望主持钦天监工作成绩显著，不断获得晋级封爵，在成为钦天监最高长官监正之后，历任太常寺少卿、太仆卿、太常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秩正一品。顺治帝赐号“通玄教师”，先后加封其为通议大夫、光禄大夫等。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直接掌管钦天监工作的西洋人。汤若望的精通天文历法是他最好的进身之阶，使他在清廷中获得了相当高的地位，又得宠于顺治帝福临。顺治帝赏银给汤若望重修了宣武门天主堂，又赐亲笔所书“通微佳境”堂额，恭悬于教堂，还给撰写碑文，镌刻于教堂门前。这些都成为汤若望及在华传教士们传教的最有利条件。当时在北京和外省共有旧建、新建天主堂三十座，分布于北京及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湖北、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各天主堂均有西洋传教士传教。而“每堂每年六十余会，每会收徒二三十人，各给金牌、绣袋，以为凭验。”据汤若望自己讲：“凡入我教之人，各给《教要》一册，及铜像、绣袋、会期。一年收徒二百余人。一月四会，讲演天主教。”据西洋传教士毕嘉统计，“1651年（顺治八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的十四年间，全国领先入教者，至少有十万零四千九百八十名，而在这以前，自1581年（明万历九年）至1650年的七十年中，却仅有十五万人左右。”入教者既有达官贵人，也有太监、百姓，既有男，也有女。在汤若望得宠的这一段时间里，天主教在中国发展很快，影响也迅速增长。但天主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及推行西洋新法，又恰恰成了引发本案的客观原因。

事件起因

顺治十三年，杨光先从歙县来到北京，他于十五年见到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画像，才肯定天主教就是耶稣教，“从此即有弹劾之念”。杨光先对天文历法并不精通，“既不会计算，又不能作出任何使人看到他的学说的试验。”杨光先也承认自己“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教”，“但知历之理，而不知历之数”，也“未习交食之法”，杨光先自称是“圣学”的崇拜者，由他自己撰写而由其侄王泰征署名的《始信录·序》说：“先生（即杨光先）之真奇，不在于劾权要，而在于尊圣学。”杨光先说：“若是皇上敬天法祖，尊经黜异，直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脉，帝王之学唯皇上独得。”他的这种思想代表了墨守成规、沿循旧制的保守势力利益。他认为天主教是一种“邪教”，而汤若望的历法“件件悖理，件件舛谬”，用百刻计算的方法是“历代成法”，不能变更，而以九十六刻计算是“西洋之法”，必不可用。他主张“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杨光先的顽固守旧的思想主张，乃是引发本案的主观原因。

杨光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顺治十六年五月作《摘谬论》一文，摘汤若望新法十谬，又作《选择议》一文，摘汤若望选择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之谬，并亲赴礼部呈告。当时，礼部尚书渥赫、王崇简认为，“杨光先为历书事呈请题疏、因六部从无代人具疏之例，故将其原呈退回。”当年，杨光先又作《辟邪论》上、中、下三篇，刊行五千余册，批驳天主教，指出天由二气结撰而成，并非天主所造。耶稣是彼国谋叛之罪魁，因事露而被正法，绝非造天圣人。倘若天下之人，“只爱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越之干禁”，那就无异于“爱虎豹之文皮，而豢之卧榻之下”。同时，杨光先又作《中星说》等篇章，指责汤若望私自更改羲和之法。顺治十七年，杨光先又作《正国体呈》一文，于五月二十三、二十七日，两次亲赴通政使司具投，被通政使司正卿雅布兰等驳回。同年十二月初三日，杨光先又赴礼科控告汤若望在《时宪历书》封面上题写“依西洋新法”五字，目的是“借大清历以张其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并说汤若望借西洋新法阴行邪教，而“谋夺人国是其天性，今呼朋引类，外集广澳，内官帝掖，不可无蜂蜇之防”。从以上不难看出，杨光先是从天文历法乃至天主教等诸方面，对汤若望全面进行抨击。只是因为福临帝尚在位，汤若望宠遇正隆，所以杨光先虽曾多次呈告，但都未予受理。

康熙初，汤若望经与在京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商量，让钦天监夏官正李祖白执笔，撰写了《天学传概》一书，刊行五六十册。《天学传概》是针对杨光先指责天主教为邪教之说，说明天主教并非邪教，而是正教。据李祖白讲，明朝崇祯皇帝曾赐给汤若望“钦褒天学”匾额，所以称天主教为天学。《天学传概》一书称，“天主上帝开辟乾坤，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孙聚居如德亚国。”其后生齿日繁，散走世界各地，而“在中国为伏羲氏，乃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如德亚国即犹太国。又有国子监助教许之渐于康熙三年（1664年）正月间为《天学传概》一书作了序。

事件经过

《天学传概》一书刊行后，杨光先马上作出反应。康熙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他先写信给许之渐，指斥天主教是邪教，《天学传概》是妖书，敦促许之渐举揭。但许之渐认为《天学传概》中并无谬论，他所写的序言也没有不妥之处，拒绝举揭。七月二十六日，杨光先再赴礼部具投《请诛邪教状》，控告汤若望“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谋渐张，令历官李祖白造《天学传概》妖书，谓东西万国皆是邪教之子孙，来中夏者为伏羲氏，六经四书是邪教之法语微言”。“又有邪党于济南、淮安、扬州……并京师，共三十堂，香山岙盈万人，踞为巢穴”，他们“内外勾连，谋为不轨”，请求朝廷早日剪除，以免养虎贻患。杨光先又将《天学传概》一本，《邪教图说》三本、金牌一面、绣袋一枚、会期一张、顺治十八年汉字黄历一本、《正国体呈》稿一本、《与许之渐书》稿一本，一并具呈礼部，要求依律正法。

八月初五日，清廷密旨礼部会同吏部审讯汤若望。康熙三年八月初六日，审理开始，前后经过礼、吏、兵、刑、三法司等衙门，以及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等反复会审，经过近一年时间，方才结案。

康熙三年八月初六日，礼、吏二部开始正式审理本案，十一月十一日，礼、吏二部提出了如下处理意见:

一，通微教师、通政使司通政使、钦天监掌印汤若望，拟以革职，交刑部议。西洋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拟交刑部议．天主教徒太监徐乾，拟交刑部议。汤若望义子潘尽孝，系为武职，拟交兵部议（兵部议拟革职戋也交刑部议）。《天学传概》执笔者夏官正李祖白，拟以革职，交刑部议。《天学传概》作序者国子监助救许之渐，拟以革职。钦天监监副周胤，拟以革职。天主教徒春官正宋可成、中官正刘有泰、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保章正尹凯、张文明，俱拟革职。原告杨光先，拟交刑部议。其他与本案有关人员，如原通政使司通政使现左都御史觉罗雅布兰、原礼部尚书渥赫、王崇简，以及礼科给事中徐星等，拟免议。

二，各省教堂西洋人仍在传教，收纳教徒，请密敕各该督抚缉拿西洋人，押解京城，拟交刑部议罪。

三、汤若望所住天主堂，理应拆毁，因钦命赏银汤若望修理该堂，且又鸸给碑文。所以，拟仍留存该堂，仅毁天主画像等物。又利类思所住东堂，虽系钦派佟吉购房所赐，但伊等拆毁原赐之房而建堂。所以拟将利类思等所住东堂以及阜成门外教堂，一并交工部拆毁。

四，拟将汤若望、利类思等所住两处教堂内现有西洋教画像、书籍并《天学传概》书版，俱行焚毁。

五，虽钦免查议入教之人，但发给伊等铜像、绣袋、会期、《教要》、《天学传概》等，理应俱行查收，送交礼部销毁。凡为外省者，可饬交该督抚严行查收销毁。其在省天主堂、西洋教画像、书籍等，亦应交该督抚销毁。

六，居住香山岙西洋人去留问题，请一并密敕广东督抚核拟议疏，另行议拟。

七，捐银西洋人修建教堂的佟国器、许缵曾二人，俟押解到京时，拟另议疏（后作革职处理）。

十一月十九日，题本批红：杨光先所告邪教等案既皆属实，可免交刑部。在省西洋人，着免缉拿，可送至京城议奏。拆毁天主堂一案，俟本案议结之日，着复请旨。余俱依议。康熙三年十二月间，刑部审理本堂，提出如下处理意见：汤若望、李祖白、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徐乾、潘尽孝共谋立邪教，又编造新书，蛊惑众人属实。所以，主犯汤若望，拟以立即凌迟处死。从犯李祖白、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潘尽孝，各杖四十，流徒宁古塔。徐乾系满洲包衣，拟加枵三个月，打一百鞭。题本批红着三法司核拟具奏。

康熙四年正月二十日，礼部尚书祁彻白等审理误选业亲王葬期一案后，又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汤若望、李祖白既然在刑部受审，拟将此案并交刑部议。

二，宋可成、朱光显、宋发、刘有泰拟交刑部议。

三，漏刻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宏量，俱拟革职，交刑部议。

四，原监副贾良琦及刘有庆，既已故去，拟无庸议。

五，刘有庆子博士刘远、宋可成弟博士宋可礼，俱拟革职。贾良琦子监生贾文郁、刘有庆子监生刘奎，俱拟罢黜。以上四人，俱交刑部议。

六，刘有庆、贾良琦、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朱光显、宋发、刘有泰等九人无官闲散子弟，亦拟并交刑部查议。

题本批红依议。

康熙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尚书尼满等审讯汤若望等人后，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俱拟凌迟处死。

二，刘有庆、贾良琦既已故去，拟无庸议。

三，刘有庆子刘必远，刘奎、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朴、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拟斩决。

四，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人不及岁之子，并妻室、家人、地亩、财物等，均交该员严查入宫。

五，宋可成弟宋可礼，又杜如预等之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一处之人，并伯叔兄弟之子，已咨五城及浙江等四省督抚详查缉拿，一俟到部，将与宋可礼一并详查议报。

题本批红: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详拟具奏。

康熙四年三月十三日，和硕康亲王杰书等经过会议之后，同意刑部意见。题本批红汤若望系掌印之官，于选择事情不加详慎，辄尔钤印准行，本当依拟处死，但念专司天文，选择非其所习，且效力多年，又复衰老，着免死。杜如预、杨宏量本当依拟处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皆伊等勘定，曾经效力，亦着免死。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并干连人等，又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并于连人等，应得何罪，仍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再加详复分别确议具奏。

康熙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礼部题报刑部如下处理意见：汤若望案内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徐乾，因恭遇康熙四年三月初五日恩赦，俱行免罪开释。题本批红：汤若望等所供奉天主画像，不焚毁，给还伊等，但不准供奉。利类思等所建之堂，在省之堂，俱停拆毁，可准住入。

康熙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和硕显亲王富绶等议政王大臣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种意见：因汤若望专司天文，选择非其所习，又杜如预、杨宏量勘定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钦命免死。奉此，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俱拟责打四十棍，其家口妻孥一并流徒宁古塔。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伊等专司选择，却用不当用又颠倒五行之洪范一书进行选择，故前俱拟凌迟处死。汤若望等，既俱着免死，则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亦俱改拟立斩，其妻室、不及岁之子，以及家人、房屋、田地、财物等，俱行入官。现有查获刘有庆子刘必远、刘奎、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朴、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皆系千连人员，俱拟免死，俱行责打四十棍，其家口妻孥一并流徒宁古塔。杜如预、杨宏景等祖孙父子兄弟，以及同居之人，伯叔兄弟之子，一俟查送前来，亦将责打四十棍，流徒宁古塔。

另一种意见：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及其家口、妻孥，一并流徒宁古塔。为首三人，既已钦命免死，则将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亦拟免死，俱行责打四十棍，并其家口妻孥一同流徒宁古塔。宋可成子宋哲朴，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伊等皆系千连人员，俱拟免罪。皆随其父流徒。刘有庆，贾良琦已死，其妻孥亦并流徒。杜如预，杨宏量案内干连之祖孙父子兄弟，及同居之人、伯叔兄弟之子，俱拟免议查拿。

题本批红：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俱着即处斩。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俱着免打流徒。伊等之罪，既供着免，其汤若望义子潘尽孝，及与杜如预、杨宏量干连族人责打流徒，亦着俱免。余依前半所议。

康熙四年四月初一日，吏部尚书阿思哈等为立春前日起管事，对有关人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张其淳，拟以革职，交刑部议。

二、已死钦天监官员潘国祥、朱廷舒、张光祥、左云和、周世昌、黄道隆、盛明，拟无庸议。周世瑞、徐虎、鲍英齐、欧吉武、司尔畦、周世泰、张卫应等，应当革职交刑部议，但念伊等之罪皆在康熙四年三月初五日赦前，故拟俱免罪。

题本批红

康熙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礼部尚书祁彻白等为安插西洋传教士事，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从各省送来北京的西洋传教士栗安党等二十五人，仍驿送广东总督，待安插香山岙西洋人后，亦将伊等安插之。二，汤若望、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亦拟一并遣送。

题本批红：栗安党等二十五人，着照所议送回广东。汤若望、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着仍留此。其送回广东者，着该督抚不时严查。其留此地者，着尔部不时严查。恐彼仍传邪教行乱，亦加饬交继任各官防范。

至此，汤若望案内所有关联人员，都已处理完毕。

事件结果

汤若望被革职后，于康熙五年七月病逝于寓所，汤若望多年培养起来的能够推算新法的骨干队伍也完全瓦解。同时，杨光先于康熙四年四月初七日出任钦天监监副，八月初五日升任监正。他引昊明煊为监副，以大统术治历，停止推行新法。从表面上看，杨光先似乎已经获得了完全胜利，但实际上本案并没有真正完结。

杨光先主持钦天监工作之后，错误连续不断，康熙帝知道杨光先实难胜任，便决定起用南怀仁治理历法，又经大学士图海等与钦天监官员共同测验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结果“南怀仁所指，逐款皆符，吴明烜所称，逐款不合”。于是，康熙八年三月，清廷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将康熙九年的一切历书等交给南怀仁推算，从此又开始用九十六刻推算的历书。又根据南怀仁的建议，将无象可推的紫气星不再编入七政历书内，对推算历法并无用处的候气旧制，亦令停用。不久，南怀仁、李光宏呈告杨光先依附鰲拜，捏词陷人，将历代所用的洪范五行称为灭蛮经，致李祖白等各官正法，汤若望等无辜下狱。因此，当年八月十一日，康亲王杰书等议政大臣议复称：杨光先系妄生事端，殃及无辜，捏造无影之事，诬告汤若望谋叛。至于供奉天主，系沿伊国旧习，并无为恶实迹。决定恢复汤若望的“通微教师”之名，照原品赐恤，给还教堂基地，但仍禁止传教士们聚会，或散发《天学传概》，以及铜像等物。许缵曾等受革职处分官员，准予复职。李祖白等被处死的五人，照原官恩恤。所有流徒子弟，准予取回，有职者复职。李光宏、黄昌、司尔畦、潘尽孝等原受降革之职，仍行给还。康熙帝指示说，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奉教外，恐直隶各省复又立堂入教，仍着严行晓谕禁止。余依议。至此，汤若望案基本平反。而杨光先本人，原议拟处死，但康熙帝念其年老，从宽免死，发遣回藉，寻死于途中。

争论要点

在审理本案过程中，汤若望、杨光先多次在法庭上交锋，杨光先从天文、历法、地理、宗教诸一方面对汤若望进行批驳，汤若望也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现将双方争论的要点罗列如下：

1、进历之争

中国历代王朝都很重视制订历书，视其为国家兴盛之象征。杨光先指责汤若望只呈进200年历书，是其不忠，因为“天将笃祜皇家，享无疆之历祚”，应该推算出“万年历书，才能谓为臣子”。汤若望指出，以新法推算出的历书，“不仅有二百年，亦有无疆年表”，之所以分为前二百年历书后二百年历书，只是为了方便而已。

2、《时宪历》封面上题写“依西洋新法”五字之争

杨光先说，汤若望敢于在颁行天下的《时宪历》封面上特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而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是借大清之历，以张大其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实欲天王西洋而鲁大清也。”汤若望指陈，在《时宪历》封面上所写“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掌印戈承科之事”，并非他自己有意书写。

3、时刻之争

杨光先说，按旧法将一昼夜分一百刻，再分为十二时，每时为八刻三十三秒三二微三十三纤三芒。而新法不知计算秒微纤等数，将一时改为八刻。又说，中国“自古不用九十六刻，而用百刻计算”，这是历代成法。汤若望说，将百刻分为十二时，必有余数，难以计算。将九十六刻分为十二时，则无余数，不难计算。太阳行一昼夜，或以百刻计算，或以九十六刻计算，均不增减，区别仅在于计算之复杂与简便。

4、置闰之争

杨光先指责新法于顺治十八年置闰七月是错误的，应置闰十月；汤若望则坚持应置闰七月，而置闰十月是错误的。为此，汤、杨二人在法庭上进行了一次辩论。杨光先说，“月之内有一节气，有一中气，此常月之法也。有一节气而无中气，则以上半月为上月中气，下半月为后月之节气，此置闰之法。”据此，他进一步分析顺治十八年历书，他说，若照新法推算，闰七月十四日酉时正初刻交白露，八月节。那么，十四日以前作七月用，十四日以后作八月用，这就是有节气而无中气的置闰法。但是，新法又定十二月十五日申时正三刻交立春，正月节。倘若果真如此、此月有节气而无中气，与置闰七月法相同，岂不是一年有两个闰月吗、而实际上，顺治十八年实闰十月，新法谬闰七月。汤若望说：“凡闰之月，太阳之躔某官，先后会月者三。是本月之内，太阳不及交宫，因无中气，遂置为闰月。乃旧法置闰，用平节气，非也。新法用太阳所躔天度以定节气，与旧法不同。”他指出，“某月中气若见于下月内，则某月无中气，仍属下月之中气，故置上月为闰。”因此，“顺治十八年七月之后一月，应为八月，但八月之中气仅见于下月初，是以置七月之后一月为闰七月。至十二月之中气，即见于十一月三十日，又怎可以置十一月为闰？”他进一步指出，“所谓中气者，即指进入宫宿矣。每月皆有宫宿，不可有误。十一月之后一月，已入十二月宫宿，而七月之后一月，尚未进入八月宫宿。是以，置闰七月者，无所质疑矣。”因此，置闰十月谬。审理此案的各大臣对二人观点孰是孰非无法判断，所以又传钦天监各官博士等二十余人，当堂讯问顺治十八年应如何置闰。结果，有人按新法推算，应置闰七月；有人按旧法推算，应置闰十月，终无定论。

5、节气之争

杨光先说：“按节气，当从赤道十二宫均分，每一节气该一十五日二时五刻一十七秒七十微八十三纤。今新法以黄道阔狭之宫算节气，故有十六日、十五日、十四日之差，所以置闰、立春皆错”。汤若望说，旧法平分节气，以十五日为限，此与天数不合。新法则按天度推算，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或十六日置一节气，多寡不一。”

6、二至二分之争

杨光先说，至分之数，时刻均齐，无长短不一之差。自冬至至夏至，夏至至冬至，自春分至秋分，秋分至春分，均为一百八十二日七时半。这是因为太阳日行一度所致矣。汤若望说不然，自冬至至夏至为一百八十二日二时，夏至至冬至为一百八十三日一时弱。自春分至秋分为一百八十六日九时二刻十分弱。秋分至春分为一百七十八日五时五刻五分。这是因为太阳之行迟疾所致。

7、太到行迟疾之争

杨光先说：“太阳之行，原无迟疾，一昼夜实行一度。夏至太阳躔申官参八度，参八出寅宫入戌，昼行地上度二百一十九度弱，故昼长。夜行地下度一百四十六度强，故夜短。苟因夏至之长而谓太阳之行迟，则夏至之夜短，太阳应行疾矣。迟于昼而疾于夜．有是理乎？冬至太阳躔寅宫箕三度，箕三出辰宫入申宫，昼行地上度一百四十六度强，故昼短。夜行地下度二百一十九度弱，故夜长。苟因冬至之昼短而谓太阳行疾，则冬至之夜长，太阳应行迟矣。疾于昼而迟于夜，有是理乎？”汤若望说：“昼夜之分，历家皆从子午起算，一岁行度，日日不等，其差较一刻有奇。新法独明其故有二，一缘黄首道夏迟冬疾，差四分奇。一缘黄赤二道，广狭不同距，则率度必不同分也。”又说：“夏至昼长夜短，冬至昼短夜长者，与太阳之行迟疾有关，即与夏至太阳在地上所行轨道长，在地下所行轨道短有关。冬至反之，在地上所行轨道短，在地下所行轨道长。天下各省昼夜长短不一，北辰与各省相距亦不一。若接杨光先所言地为方者，则各省北辰高应为相同。诚然如此，各省昼夜长短亦为相同矣。杨光先言太阳入戌，行地上度二百二十九度，诚然如此，各省所见北辰皆相同矣，岂有此理？杨光先所言冬至、夏至亦皆非矣。”

8、更调觜参之争

杨光先说，四方七宿，俱以木、金、土、日、月、火、水为次序。“今汤若望更调参水猿于前，觜火猴于后，古法火水更调矣”。汤若望说：“在《恒星历指》、《新法表异》以及顺治十四年呈部声明中皆言称，将火、水分为觜火猴、参水猿者，皆系人为定编次序矣。诸曜渐次东移，实行天度，自然于新法内定参水猿在前，觜火猴在后。查诸考论，务必从天，每日抬头可见，仝以为凭，无须多言。若按火水次序，不更调参水猿于前，觜火猴于后，则必不合于天。”

9、删除紫气之争

杨光先说：“古无四余，汤若望亦云四余自隋唐始有。四余者，紫气、月孛、罗喉、计都也。如真见其为无，则四余应当尽削。若以隋唐宋历之为有，则四余应当尽存。何故存罗、计、月孛，而独删一紫气？”又说：“夫紫气者，乃东方木生之气，万历丙辰年东方出现一道白气，直冲紫微垣，经观测后，奏以紫气所变。不久，太祖皇帝兴兵，不到三十年，世祖皇帝进入北京一统万邦。紫气乃我朝创业之吉祥星宿，而汤若望将四余中独删去紫气一余，不知其为何意？”汤若望说：“紫气一余，已于顺治十四年呈部说明过。紫气于天上，欲测候，无象可明，欲推算，无数可定，欲论述，无理可据，明系前人妄增，后人传会。唐以前未闻有此，唐以后皆弃而不用，故于《时宪历》内不存留。至月孛、罗、计，皆言有理有数，故而留之，仅删无理无数之紫气一余。”又说：“至该一道白气，小的亦曾眼见，确为彗星在空中，非在天上，数月之后即散，故不可言其为紫气。”

10、颠倒罗、计之争

杨光先说：“罗、计自隋唐始有，而新法以罗为计，以计为罗。但不知若望何以知隋唐之罗是计，计是罗耶？罗属火，计属土，火土异用，生克制化各有不同，令民何所适从？”汤若望说：“顺治十四年曾将此事已呈部说明。罗喉、计都之名，原所有之，实因月之交行所致，故又称为正交、中交，亦有称为龙首、龙尾，或天首、天尾。盖亦初宫为首，月行而交，谓为正交矣。以六宫为尾，月行而交，谓为中交，罗喉一星自初宫起计算，而计都一星则自六宫起计算，首尾分明，正中成次，杨光先何以妄言罗计颠倒？若光先言罗属火，计属土，则天上象体数理无凭可稽矣。”又说，所谓各有吉凶者，“惑世诬民，莫此为甚”。

11、中星之争

杨光先说，满天星宿皆拱天而不动，惟独七政日、月、金、木、水、火、土可动。若言二十八宿动而不在原处，则足见汤若望不知天象矣。又说，二十八宿及群星皆随天而行，一日过一度，久而久之，即为三百六十五日三时弱，比太阳差一分五十秒，比岁差矣。久而久之，经过六十六年又八月之后，天比太阳退度。汤若望说，宗动天自东往西移动，上列十二宫，此自古不变者。众星天自西在东移动，只其移动甚缓，每岁各行五十一秒，须日久方有感觉。各星宿向东移动，久而久之，自然与宗动天错开，故日岁差。所谓子、午、卯、酉四宫，则为不动者矣。星、房、虚、昂四宿，则为可动者矣。动则不在原处。又说，倘各宿不往东移动，何以尧时冬至太阳在虚，今时冬至太阳在箕，而虚东移五十度？

12、选择荣亲王葬期之争

杨光先说，汤若望等人不用正五行选择，而用洪范五行选择柴亲王葬期，因而年犯三杀，月犯生杀，日犯党杀，时犯伏吟，四柱无一吉者。又说洪范五行，又名灭蛮经。汤若望等人则说，历来选择都用洪范五行。

13、立春前日起管之争

杨光年说，每年十二个月，有二十四节气，都以律管葭灰观测，此乃定理。康亲王杰书等也说，汤若望等不遵会典旧例，每年立春前日起管，谎疏春气已应。汤若望说，飞灰观测，置而不用已久。再者，地有硬软干湿不平现象，实难求其吻合。又说，定例于立春前日起管，况且立春前后，空气中已有不冷不热之地气，此时春气已应。

14、地球圆说之争

汤若望曾刻印舆图十二幅，标有宫分度数。杨光先见此极为恼怒，认为“天主教得行于中国”，就是因为推行“西洋新法”，而“新法之妄，其病根起于彼教之舆图”，因此他把汤若望绘制的舆图比喻为制造种种罪孽之根，而将自己的观点比喻为一面镜子，特撰写《孽镜》一文，以批驳汤若望的所谓错误观点。杨光先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可笑的，但是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中国，确实让人解释不清。譬如，汤若望刻印的舆图是球体的，于是杨光先说，如果地球是大圆球，“万国错布其上下四旁，球之大小洼处，即是大小洋水附之”，那么岂不是“球上土人之脚心，与球下国土人之脚心相对”吗？“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只有“蜾虫能横立壁行，蝇能仰栖，人与飞走鳞介，咸皆不能”。又说：“予顺立于楼板之上，若望能倒立于楼板之下，则信有足心相对之国。”他又说，水是天下最平的，不平则流，“果大地如圆球，则四旁与在下国土洼处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倾？”难道有“圆水、壁立之水、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他又比喻满盂之水说：“若望能侧其盂而水不泻，覆其盂而水不倾，予则信大地有在旁在下之国土”。不然，“则大地以水为平，而无似球之事”。他说，天和地“如二碗之合，上虚空而下盛水，水之中置块土焉。平者为大地，高者为山岳，低者为百川，载土之水，即东西南北四大海。”

15、天主教之争

汤若望等人说：“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而来中夏者为伏羲氏。”又说，中国太古之时，曾有天主教，秦始皇焚书之后，天主教也在中国失传。中国四书五经上所载“上帝”者，就是天主教所供奉的“天主”，上帝与天主，虽字不同，而义相同。“西汉元寿年间，天主耶稣降生，救赎世人，又派圣徒多莫来中国传教”。他还说：“天主教乃全世界之正理”。杨光先说，天主教非正教，而是邪教。天主耶稣是叛国无君的贼，实如中国的白莲、闻香邪教。又说，他们造传的书，是蛊惑人心的妖书。又说，他们惑众入教，以结人心，内外勾连，谋为不轨。

以上十五点，仅是汤若望，杨光先所持立场观点的梗概情况，也是本案的中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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