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岳文集

张居正的文集

张居正的文集，编辑成书和刊刻的时间，应在万历四十年左右（公元1612年），是由他的儿子张嗣修、张懋修等整理编纂的，定名为《张太岳文集》。其著述的内容，分类编次为四部分，即诗六卷、文十四卷、书牍十五卷、奏疏十一卷，共四十六卷，后有《行实》一卷，总为四十七卷。是为明刻本，亦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收录的刊本。

张居正

（公元1525年—1582年），明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为诸生。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进士，改庶吉士。为徐阶等器重，授编修。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一个月以后入阁，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旋任《世宗实录》总裁，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穆宗死，神宗即位，他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万历初，神宗年幼，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前后当国十年。针对当时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和边患不断的社会现实，极力主张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甚仇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采取“得盗即斩”的残酷镇压手段。

明文别集

张居正撰。

张居正改革

为强化封建统治，他进行了一些改革。创立“考成法”考核官吏，督促公务。提出“大臣子弟不宜与寒士争进”，以及“立贤无方，唯才是用”的主张。严格规定各级衙门权限，知府以上文武官员均由中央任免，“事权归一，法令易行”，力图造成上尊朝廷，下守法制的局面。为了“税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都易采纳，而小民如获更生”，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下令彻底丈量全国土地，清查并追缴漏税田产。又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把力役杂税、土贡、田赋合而为一，按亩征银。“一条鞭法”虽因大地主阶级的阻挠而未能完全贯彻，但也使纳税土地从四百多万顷回升到七百万顷以上，政府财政状况有所改善。

为解决边患，他提出“赫然奋发，足食足兵”以御敌人的主张，选派得力将领驻守边境，“积钱谷、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加强防御力量。并争取北方鞑靼贵族，封俺达汗为顺义王，通贡互市，使蒙汉人民友好往来，“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对入侵沿海的倭寇，主张坚决打击，强调用兵次第，宜以海寇为先，在沿海地区设重兵严阵以待。他还曾派潘季训等主持修浚黄河，减轻水患。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也存在着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些共性。“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苍头游七入资为官，勋戚文武之臣多与往还，通姻好”。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死。此后顽固派张诚等屡次向神宗控告张居正，以至“居正诸所引用者，尽削殆尽”，并几次追夺居正官职及谥号，直至“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诏命，以罪状示天下，谓当剖棺戮尸而姑免之”。他家被株连至死者十余人。崇祯年间曾为其昭雪。

图书刻本

清朝前期有江陵邓氏翻刻明本，除少量避讳字作过一些改动或留空待补外，基本上保持了明刻本的原貌，书名和卷数亦与明刻相同。此后，陶澍又校勘重印，仍称《张太岳文集》，将原序另编一卷，计为四十八卷。光绪年间，由田桢主持，重新修订校勘，改变了原书的结构次序，计奏疏十三卷、书牍十五卷、文十一卷、诗六卷、女诫直解一卷，将原《序》、《行实》、《张居正传》和后人评论、缅怀的诗文等，辑成附录二卷，总共四十八卷，并将书名改为《张文忠公全集》，用红藤碧树山馆的名义刊行于世，后世简称为田刻本。

《张居正集》

以后出版的国学基本从书本、万有文库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本等张居正的文集均据此本刊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影印出版了《张太岳集》。卷一至卷六为诗，卷七至卷二十为文集，卷二十一至卷三十五为书牍，卷三十六至卷四十六为奏疏，卷四十七为《行实》。1987年荆楚书社出版了张舜徽主编的以田刻本为底本、参考了明刻本、邓刻本、陶刻本及其他相关书籍校注而成的排印本，定名为《张居正集》。分为四册：第一册为奏疏，第二册为书牍，第三册为文集，第四册为诗、女诫直解及附录。

张居正现存奏疏

表现了他对皇帝呈报的关于时政、国家大事的见解，是研究明史的绝好材料。他的言论主张保存在集中的，以《陈六事疏》最为纲领性文字。此文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先后辉映，同属重要的“政治宣言书”。他们在政治上的举措，都是按“宣言书”中所谈到的问题进行的。在这篇文章中，张居正请求皇上“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条条力陈，说理透彻，言简意赅。

“省议论”条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汉臣申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

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炫，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莅任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词藻，虽若烂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庭，群策并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能，士哗于伍，异论繁兴，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

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即以人言而遽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纷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

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付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

张居正的书牍

大都短小精悍，中多激励之语，足以立懦廉顽，使人读之气壮。如《答贾春宇》：仆久握大柄，天道忌盈，理须退休，以明臣节。况当于典礼告成之日，正息肩护驾之时。抗书乞休，甚非得已。乃圣恩留谕再三，未忍故求私便，辄复就列，徐俟再图。辱华翰勉以大义，具悉。

这封书信中虽说自己要退休，但仍可以看出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大志来。

张居正的文章

并非刻意为之，而其制作，“庄雅仲夷、真醇正大”。他的文大多阐述其进步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是他进行革新变法的理论根据，文章始终贯彻着尊法反儒的精神。如《杂著》其二：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

尧舜以前，其变不可胜穷已。历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极，天下日趋于多事。周王道之穷也，其势必变而为秦，举前代之文制，一切铲除之，而独特之以法，此反始之会也。

然秦不能有，而汉承之。西汉之治，简严近古，实赖秦为之驱除。而贡、薛、韦匡之流，乃尤取周文之糟粕，用之于元、成衰弱之时，此不达世变也。历汉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趋于矫伪。宋，颓靡之极也，其势必变而为胡元，取先王之礼制，一举而荡灭之，而独治之以简，此复古之会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国家之治简严质朴，实借元以为之驱除。而近时迂腐之流，乃犹祖晚宋之弊习，而妄议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识治理也。

张居正的诗作

多为应制、应酬之作，无甚可观之处。唯其写景、抒怀之作，清俊秀逸，或可一睹。如《月夜登城》：一叶已落人间秋，夜澄江空烟雾浮。月光入水影明灭，霜气薄人风萧飕。沙鸟欲宿寒未稳，城乌惊栖啼不休。酒酣对客发幽兴，清啸划然满沧洲。

又如《怨歌行》：“步出上东门，桃李夹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张太岳集》在乾隆年间几度被禁，原因主要是集中部分文章在论及边防时涉及到了后金的一些情况，远在清代统治者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如它曾被列入湖北、两江总督奏缴的禁书书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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