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泉

革命烈士

张宝泉（1901年~1928年4月16日），字仲苍，又名宝全。陕西三原县人。

早年经历

张宝泉1901年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张宗厚在县城开杂货铺，常入川做生意。母亲是四川人，早年去世。叔父张宗福（字景秋），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任职于国民政府监察院。父亲、叔父和于右任系同乡同学，常有交往，因而在地方上有一定地位。

张宝泉从小很爱学习，他先在本县私塾及高等小学读书，1915年考入三原渭北中学，约半载，又转学西安省立三中。1920年农历腊月，他和堂弟张仲超及同学张乃华、李伯恂等一行数人，离开西安，奔赴天津，考入南开中学插班二年级。

求学生涯

五四运动之后，京、津一带新思潮风起云涌，青年思想极为活跃，张宝泉耳濡目染，深受影响，他阅读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特别喜欢读有关俄国革命的报导，对十月革命的俄国十分向往。

1922年，张宝泉加入了陕西旅京青年的进步组织——共进社，随后，又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当时，南开中学的陕西同乡武止戈、屈武、邹均、刘尚达、崔孟博等10余人发起创办了一个进步月刊《贡献》，这是一颗在五四雨露的滋润下，破土而出的小春笋。张宝泉热情地为《贡献》捐款，像园丁一样爱护和关怀它的成长。张宝泉和在南开的一些陕籍同学古文基础都比较好，作文成绩一般都在八九十分以上，常得到国文老师的夸奖。办起《贡献》以后，他们决心不写文言文，与同学们一起，相约用白话文给《贡献》、南开校刊、《新民意报》等报刊投稿，宣传革命思想。

1924年上半年，即毕业前一学期，张宝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起，他还担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和于方舟、邓颖超、崔孟博等一起，指导各校学生会及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成立、组织团员和青年纪念五一、五四，发动五七示威，亲自同团员一起，深入工厂调查，在各团支部设立售卖书报部及整顿女权运动同盟等各项活动。随后，党组织决定派张宝泉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他能够亲自到向往已久的俄国，夙愿得偿，他心情十分激动，积极进行准备，决心不虚此行。

1924年7月，张宝泉和武止戈等自天津乘船起程转赴苏联。在东方大学，他抓紧时间刻苦攻读马列主义理论。张宝泉性格比较沉静，平时不多说话，但却蕴藏着满腔热情，对党忠诚老实，对同志关怀备至，每次分发衣物时，他总是先让别人选合适的，最后剩下的自己用。劳动中他总是一声不响地抢着干重活，深得师生好评。当时，东方大学中国党团支部，定期张榜公布同学们的鉴定，张宝泉一向被公认为优秀学员。

他在东方大学学习约一年时间，由于“五卅”惨案发生，国内出现了反帝爱国运动新高潮，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1925年7月，张宝泉等相继被党组织调回国。

革命斗争

张宝泉回国后，被分配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先从事工人运动，后转搞地下交通工作。这期间，他的工作虽然十分繁忙，但对陕西家乡的革命运动仍然十分关心。1925年10月11日，他接到在三原举行的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的会议文件，阅后十分激动，立即提笔复信，阐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指出：“中国80余年来所受的痛苦，无一非帝国主义所赐”，“要使全国民众都明白吾国纷乱，政治黑暗、军阀争权、人民失所、民穷财尽等，都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豢养的走狗——媚外军阀——愚腐无耻的政客官僚所致。”他说：“怎样扫去这种乱源，使全国民众得到安宁、幸福、自由，惟有全国民众自己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打破自己的锁链，自己解放自己”。他高度评价了革命知识分子在宣传和组织民众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又严肃批评了那种“专好讲漂亮话”、言行不一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毛病，语重心长的表示希望共进社的同志不要做口头革命派。他激励大家“抱定此次大会的宣言，努力奋斗，以达到中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这封信旗帜鲜明，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革命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心。是张宝泉革命思想趋向成熟的标志。

1926年3月，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张宝泉的堂弟、北京大学学生张仲超在游行示威中惨遭杀害。张宝泉得知极为悲愤，乃函慰家属：“仲超为伸正义而死，为求真理而死，虽死犹荣，此恨终有报复之一日。”足见其思想愈益坚定。

1927年春，张宝泉随中共中央到武汉。未几，时局逆转，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武汉形势渐趋紧张。七一五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后，张宝泉又奉命秘密至沪，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参与了建立党中央地下领导机关和开展党内交通工作的复杂斗争。八九月间，中央机关开始迁到上海，张宝泉担任中央交通处内交主任（或称总交通）。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年代，党内交通是无形战线上和敌人拼搏的无名英雄，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出生入死，以高度的机警和智慧，在国民党军警和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为党传送情报，接通上下级的联系，是党不可缺少的“血脉通道。”

1927年11月，周恩来自香港来到上海，领导整顿了党中央保卫机关的工作。张宝泉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这对他思想水平和斗争艺术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逐渐养成了地下工作者所特有的机警和沉着的工作作风。

内交主任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要负责市内地下党组织之间的联络、传递文件、安排会议地址，还要接待、护送出入上海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同志。如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徐彬如、黄玠然、王凯、顾玉良等都和张宝泉联系过。1927年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后，护送武汉的党员学生赴苏联学习、给天津中共顺直省委送文件等，都是通过他安排，顾玉良同志执行的。由于他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灵活的斗争艺术，善于巧妙的应付各种复杂的环境，因而多次在惊险的环境中奇迹般地完成了任务，为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次，天色已晚，张宝泉突然接到组织给他的一项紧急任务，要他立即设法通知撤掉党中央和北方局的秘密联络点——镇余里1号。这是坐落在狄斯威路中段一个里弄里的一幢浅灰色的二层楼房，由长途交通王凯带着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孩子住在里面。时间紧迫，张宝泉顾不上吃晚饭，便朝镇余里奔去。穿过繁华的闹市，拐进狄斯威路进入镇余里时，路灯昏暗、行人稀疏。张宝泉先靠着一根电杆，点燃一支香烟，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动静，正当他准备走上前去时，突然一个被路灯照得修长的身影闪动了一下。“特务！”他马上意识到我们的联络点已经被敌人监视。为了引开敌人，他大步朝前走去，果然敌人像幽灵似地跟上了他，然而走了没有多远，敌人不见了。他回过头来朝镇里望去，方才跟踪他的敌人正在镇余里1号后门和另一个特务交头接耳，随即又向他走来。他急中生智，决定到前门去试一试，因为上海人出入一般走后门，前门终日关闭着。他和特务周旋了两个小时，终于把特务甩掉了。然后迅速拐回，轻轻敲开了镇余里1号的前门，通知了王凯。王凯夫妇收拾起文件、枪支和衣物，安全地转移了，党中央和北方局的秘密联络点没有被敌人破坏。

1928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湖北大捕共产党人，上海的斗争也越来越残酷了。为了便于更好地掩护地下工作，经组织批准，张宝泉和驻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黄婉卿结了婚，同志们凑钱为他们在老半斋举酒祝贺。但是，继之而来的并不是新婚的蜜月，而是更加艰苦的斗争。当时党的一些秘密机关被敌人破坏，地下工作者被捕的事，不时发生。当张宝泉得知少数意志薄弱者在被捕后，供出了党的秘密时，庄严地向党组织表示：“如果我被捕，我宁死也不泄露党的秘密。”

英勇就义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罗亦农是中共的重要领导人，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上海有很大的影响。他被捕的次日，上海报纸就传出消息。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新军阀认为“首要已擒，共祸可熄”，正欲趁此一网打尽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关。

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身为中共中央内交主任的张宝泉深知自己责任重大，马不停蹄地在各秘密机关之间穿梭。他先找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辑部，通知了编辑郑超麟。郑超麟给他换上了自己的黑色大衣。改装后，他又赶到周恩来处送情报。得知周恩来已安全撤离，他放心地离开，又沉着地前往别处。

不料刚到康脑脱路（一说西摩路，即现陕西北路），忽然遇见外国巡捕“抄靶子”（封锁路口，搜查行人）。张宝泉机警地吞掉情报，但身上的文件却被搜出，这样他被捕了。张宝泉被带到巡捕房，捕房见他身上携带有党的重要文件，断定他来历不凡，就把他当作一个“奇货”，急欲从他口中获知党的重要机密。先对他千方百计地进行诱逼，继而又施用各种酷刑拷打，其中一种是被称为“九尾猫”的所谓“科学的刑具”（这种刑具会使受刑者皮肉极端痛苦，却不会立即伤害生命）。但张宝泉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只说和于右任（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监察院长）有亲戚关系。捕房带他到于右任公寓，探问于右任夫人认识不认识这个人，于夫人说：认识，他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于先生的老乡，常到我家来玩。捕房搜查了于夫人及女儿于芝秀的住所，没有查出任何东西。搜查中，张宝泉态度镇定自若。当时在于公寓的还有他熟悉的几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他都装作素不相识，一句话也不说。

因为案情重大，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等亲自出面引渡，张宝泉遂被引渡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在龙华，他受到了更残酷的折磨，正像当时《布尔塞维克》杂志所揭露的：“因为龙华没有‘科学的刑具’，没有‘九尾猫’，只有亚洲式的极野蛮极残酷的刑法。”

刚到龙华，张宝泉即被提审，法官要他供认共产党员，交出组织名单。他拒不回答，立即遭到皮鞭的毒打，直打得全身血肉模糊，但他始终不吭一声。狱中难友看到这种情况，都感动得落泪。第二天又继续提审，他的双腿腿骨被打得粉碎，浑身上下皮开肉绽，几次昏死过去，又被敌人用冷水泼醒，但他仍咬紧牙关，怒目而视，回答敌人的只是一句话：“不知道！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兽性大发的敌人气急败坏，竟残酷地把半死的张宝泉拖到院子里的空地上，用七响盒子枪和三把刺刀，将他乱打乱戮而死。死后，暴徒们又一齐举着刺刀把张宝泉的尸体挑起，扔到七八尺高的围墙外面。共产主义战士张宝泉就这样壮烈地牺牲了。

人物评价

张宝泉牺牲后，上海的反动报纸没有一个字记载，这在“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白色恐怖下，是并不奇怪的。党组织得知了张宝泉的英勇牺牲消息和事迹后，在同年6月30日出版的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以《革命党人的一个好楷模——张宝泉同志》为题，作了报道。当时能够读到这个刊物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莫不深深为张宝泉同志的英勇献身精神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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