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钰

1917年1月14日，张蕴钰出生于河北省赞皇县武昌村一户普通的农户家庭中，字海城。

1930年春，张蕴钰的家乡一带成为赞皇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发源地。同年10月，赞皇的第一个党组织，在张蕴钰家乡邻村吕庄成立。张蕴钰求学的赞皇简易师范学校进步氛围浓厚。加之赞皇党组织已经领导了名震冀西的“三七”农民暴动，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简易师范，正是赞皇党的主阵地和营养钵。张蕴钰深受革命进步思想感染，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全面抗战爆发后，20岁的张蕴钰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中断学业，和兄长张蕴珊一起投身革命。

1937年10月，张蕴钰参加八路军。同年11月，张蕴钰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平汉游击队副队长。

1938年3月，张蕴钰在与日军作战中负伤。多年后，他故地重游，慨然填词《忆秦娥·故里思》：“枪声烈，回车西岭染我血。染我血，日寇枪近，村人逃绝。战友挽我催步捷，过祖坟前仍流血。仍流血，奠我乡土，抗战心决。”5月，张蕴钰任赞皇独立团参谋、参谋长。10月，张蕴钰任独立支队司令部队列训练股长。

1939年3月，张蕴钰任晋冀豫军区（边纵）司令部参谋，曾带一个连用200多头毛驴两次运子弹1000万发，由辽县石拐经皋乐，过嶂石岩、黄北坪往晋察冀军区，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军政委黄镇表扬。之后，张蕴钰被任命为为边纵一大队大队长，马芳庭为政委，以一个连为基础，到赞皇县、高邑县、元氏县等地区组建部队。张蕴钰还参加了清河、马岭、大陈庄等战役战斗。

1940年1月，一大队改为晋冀豫军区边纵七团，张蕴钰任副团长。3月25日，张蕴钰率两个营在纵队政委黄镇统一指挥下，生俘日军，缴获山炮，还在赞皇张楞村北击落日军飞机一架。黄镇高兴地说：“步枪打下飞机，这样的事情在太行山从来没有过！战士们真了不起，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百团大战中，张蕴钰率全团在京汉铁路柳林镇进行破袭战。11月，张蕴钰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

1941年6月，张蕴钰回到赞皇，任太行军区一分区独立营营长，与敌人作反“蚕食”斗争，曾袭击南壕村敌据点哨兵，引起敌伪震惊。

1944年，张蕴钰调任分区教导队长，参加了分区地委整风领导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蕴钰被派往石门市办事处任主任，驻获鹿县永壁村。由于国民党军队很快进入石家庄，我军不能进城。

1946年元月13日，张蕴钰带34、35团占领正太铁路的程家站和旧关据点。在占领的一周时间里，张蕴钰接运了晋察冀军区运往太行军区的大量弹药。事毕，张蕴钰带部队回赞皇、元氏一带整训。3月，张蕴钰随秦基伟、陶希晋到石家庄参加停战谈判。5月，张蕴钰到北平，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第二十五小组组长。

1946年7月29日，发生了驻天津美国军队配合国民党军进攻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的安平事件，我军伤亡十余人。由于这是张蕴钰负责的地区，他到安平镇作了实地调查，又随叶剑英前往南京向周恩来汇报，留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工作一个月。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住处共三座院落，17号、35 号是办公处，30号是周恩来的住处，张蕴钰被安排在参谋组，住17号院。其中，还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共代表团租来一部美国电影《女战士》放映。影片中有美军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画面。原子弹的火球、冲击波、倒塌的房屋、烧焦的尸体，这一切给张蕴钰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8月15日，叶剑英参加了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方会议。经过争论，通过了北平军调处关于“安平事件”的调查程序。当天下午，叶剑英返回北平，临行前指示张蕴钰留在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帮助工作。进入9月，国共摩擦不断，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蕴钰回北平前，周恩来要他向叶剑英传达“执行部人员疏散，留少数人坚持工作，准备坐监狱”的指示。回北平后，张蕴钰于10月回到赞皇城太行军区一分区司令部，任参谋长。

1947年8月，张蕴钰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七旅参谋长。9月，张蕴钰随部队过黄河，参加解放宜阳县、鲁山县、宝丰县以及解放洛阳和郑州的诸次战斗，后又参加淮海战役。战斗中，张蕴钰根据一个班长挖的立式掩体提出在平坦地形挖堑境接敌（迫近作业）的战术，收效显著。

1949年2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张蕴钰调任军副参谋长。淮海战役胜利后，15军向长江边开进。3月5日，部队由河南周口出发，行军22天，行程1500余华里，于3月28日进军到安徽省望江县一带，控制了长江北岸的华阳镇渡口。出发前，张蕴钰估计前进途中不会有重要战斗，重点应该考虑的是士兵多是北方人，过了淮河就到了南方的地理气候环境中，在长期行军中如何保持战斗力和人马健康。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并向部队提出相应的要求，收到良好的效果，后来作为军队经验推广到第二野战军。在渡江前，张蕴钰拟制了渡江水上的战斗队形，并事先在湖上进行了训练，实战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渡江后，15军前击到浙赣铁路线，继续向福建千里追击敌人，用穿插堵截战术俘虏了大批敌人和车辆。9月，张蕴钰随部参加解放广州战役，之后进军昆明。

1950年5月，部队开到四川泸州。张蕴钰参加了西南剿匪的斗争。7月，张蕴钰被任命为15军参谋长。12月，15军奉命入朝，张蕴钰改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参谋长。

1951年3月下旬，张蕴钰随部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4月22日，志愿军开始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15军向汉城方向发动了进攻。

1952年，战争转入相持状态，15军在朝鲜中线进入阵地防守。敌我阵地相距很近，张蕴钰提出用冷枪冷炮消灭敌人，取得了很好的战果，这一经验在志愿军广泛传播。10月，张蕴钰协助军长秦基伟指挥了上甘岭战役，苦战43天，粉碎了敌人进攻，坚守住阵地，取得了举世闻名的胜利。十二军参战后，张蕴钰到五圣山前指当军事顾问，协助李德生副军长指挥十二军、十五军参战各部。作战过程中，他能参善谋，有“孔明先生”之称，被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评价为“最放心的参谋长”。秦基伟说：“我有两个好参谋长，一个是何正文，再一个就是张蕴钰。”秦基伟晚年回忆，十五军在上甘岭战斗之所以打得好，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战斗前在守备阵地上筑了一座地下“坑道城”。这是秦基伟顶住不同意见的干扰，坚持己见的结果。秦基伟回忆：“我同张蕴钰和师长们交换意见，他们也是这个看法。当时反对挖坑道者议论很多，张蕴钰则真正理解准备打大战的思路，力排众议，坚定支持，并将这一巨大的筑城工程实践完善。”炮火最激烈的时候，张蕴钰三上上甘岭，为十五军决策作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冒着枪林弹雨，和师团指挥员一起察看地形，选择运动与攻击道路；和机关干部共同研究如何支援坑道斗争；和炮兵部队商量确定炮火配置。面对前所未有的伤亡情况，他向秦基伟提出了适时放弃表面阵地，转入坑道战斗的建议。秦基伟十分赞赏，当场拍板，一锤定音。而后，张蕴钰被指定前往德山岘负责统一指挥。有军史专家认为，张蕴钰的建议，是十五军在上甘岭大战中由战术性反击转变为战役性反攻的指导性思路，也是该战役由被动挨打转变为积极出击的关键一环。黄继光牺牲后，他洒泪亲笔起草电文，向志愿军司令部报告烈士牺牲的经过，使这位“特级战斗英雄”的事迹传遍了祖国大地。从此以后，黄继光所在的15军135团2营6连，这支源自张蕴钰将军故乡赞皇的英雄连队，有了一个无上光荣的名字——“黄继光连”。张蕴钰特意写下了一首《破阵子·颂黄继光烈士》缅怀烈士：“上甘岭前鏖战，阵地易手几经。脚下寸土皆是血，黄继光举千弹胸。中华一列兵。百万美金伤口，溃敌未止心惊。一舟风雨中朝事，抵得外侮喜光宗。休戚共英雄。”

1953年6月，张蕴钰调到志愿军第三兵团任副参谋长。

1954年底，张蕴钰回国。抗美援朝结束后，张蕴钰荣获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两枚、二级国旗勋章一枚。

1955年1月，志愿军第三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张蕴钰任参谋长，随曾绍山副司令员率部接管辽东半岛旅顺、大连苏联红军的防务。这是中国军队自甲午战争60年以来第一次进驻旅大地区。6月底，中苏军队交接完毕。7月1日，苏军撤出中国领土。10月，由叶剑英元帅领导组织了陆、海、空军辽东半岛抗登陆军事大演习。这是迄今为止我军举行的空前规模的军事大演习。苏联、蒙古、朝鲜、越南4国派了高级军事代表观看演习。我国党、政、军领导人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彭德怀等都观看了演习，张蕴钰担任演习第三集团军参谋长参加了此次演习。张蕴钰成为我军三军联合作战指挥实践最早的指挥员之一。

1955年9月，张蕴钰被中央军委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56年，中、苏、朝抗登陆演习在三国交界的海参崴举行，张蕴钰又担任了中方第三集团军参谋长参加了这次演习。他在旅大连续3次对防御坑道工事进行勘察定点选位，在南起老铁山、北至庄河以及外长山各岛构成沿海岛屿的骨干工事。

1958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核试验靶场，张蕴钰由第三兵团参谋长调任核武器试验靶场主任。8月初，在北京开会的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在电话中告诉张蕴钰：“你的工作有变动，电话中不讲，你立即到北京来，我在北京饭店等你。”张蕴钰于第三天由大连乘火车到达北京，当晚即由曾副司令员带他到灵境胡同41号去见陈赓副总参谋长。到了那里还没坐稳，陈赓就对他说：“张蕴钰，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建设好了交给别人，可以吧？”张蕴钰回答说：“好！服从命令！”在张蕴钰心目中，陈赓宽宏大度，是可敬可亲的首长，在他面前张蕴钰说不出个“不”字。陈赓继续说：“好！你去找安东，叫他给你说说情况。”陈赓快人快语，几句话就将张蕴钰的工作和生活引到了一个新领域。次日，张蕴钰到总参装备部去见安东副部长。1955年驻旅大苏军撤退回国时，因为中苏两军交接防务和装备事宜，安东曾在大连工作数月，和张蕴钰有过很多接触，算是熟人了。安东告诉张蕴钰，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和高级步校政委常勇已经带领一些人到西北地区勘察地形，选试验靶场位置去了，现在到了什么地方还不知道。他让张蕴钰先回旅大交代工作，然后再返回北京。9月初，张蕴钰举家迁到北京，住在广安门内志愿军办事处宿舍。在这期间，张蕴钰见到了常勇。常勇直爽热情，向张蕴钰详细介绍了勘察选场的前期情况。他说，中央军委确定建立核武器试验场后，国防部组织了选场委员会，成员有陈士榘、江文、唐凯、常勇、塞风等，他们与安德列耶夫等4位苏联专家研究了选场方案，陈士榘司令员已带领委员会成员和二机部的郭英会及4位苏联专家到敦煌地区进行了实地勘察，认定敦粕城西约160公里处的后坑适合建场。这一选场方案已经得到了黄克诚总参谋长的正式批准。常勇还告诉张蕴钰，为了保密，勘察大队的代号是0673部队，让张蕴钰去敦煌时在柳园站下火车，有人接迎。10月21日，张蕴钰抵达敦煌。勘察大队住在城南关，由张志善任大队长。张蕴钰到住地后很快见了常勇、张志善、史国华、卫垒等，他们都在这里辛苦工作几个月了。在这里，张蕴钰看了苏联顾问对核武器试验场的设计，设计指标为可试验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他暗想，我们建个试验场却只能试验2万吨级的原子弹，起点太低了，2万吨和1000万吨在一架天平的两端永不会平衡，2万吨支撑不了一个6万万民族！张志善带张蕴钰到城内走了走，看了看敦煌的市容。张志善说，敦煌虽是有名的古城，但现在还十分贫穷，县政府和民房都是土坯的，这里属内陆性气候，干旱少雨，蒸发量大，常常要用毛驴到很远的地方驮水，日常生活燃料主要是牛粪。令张蕴钰诧异的是，国营商店里竟有海参、鱼肚、干贝等海货。这些东西当然是无人问津，因为这里“高消费者”不过是往返格尔木的汽车司机，他们也仅仅是吃些烙饼、炒肉、牛肉拉面而已。敦煌全县5万人口，多数群众的生活还很贫困。次日，常勇宣布了军委决定由张蕴钰担任0673部队主任的任命，接着张志善、卫垒和史国华带张蕴钰去看已选定的靶场区——后坑。在途中必经之路玉门关小憩后，继续前行一会儿就没路了，只有原先勘察队走过时留下的车辙引导方向。沿途所见不过是稀疏的芨芨草、罗布麻和野梧桐树，大片地区则是草木不生，地质上叫“大孔土”。如果车轮陷下去，没有救援就不能前进。历经艰难，他们终于找到了预选靶场的中心桩。归途中，张蕴钰陷入深思：试验场距敦煌100多公里，太近了，大孔土能搞工程建筑吗？施工和生活用水从哪里来？这个地方不行！张蕴钰回到住地后，与常勇、张志善、史国华和卫垒谈话，考虑到预选试验场的不利条件，只能试验数万吨的当量的核爆炸，距敦煌太近，地质不好，百里内无水源，容易破坏文物古迹等等，并建议将这些因素上报以便上级决策另行选场。很快，张蕴钰回到北京，分别向安东副部长、陈士榘司令员、总参军务装备部长万毅汇报了情况和意见。在陈赓副总参谋长召开的办公会上，张蕴钰汇报完预选的敦煌靶场的不利情况后，陈赓作出了结论，说：“那里不好，你另找一个吧！”会后，张蕴钰立即将会议结果通报常勇、张志善，并随即于12月15日回到敦煌，着手筹备穿越戈壁向新疆境内另找新靶场的工作。在最初的选场方案作业图上，敦煌以西有两个方案，其中一案是罗布泊。这是他们向西勘察的最后目标。勘察队人员有张蕴钰、张志善、史国华和总参测绘局的朱处长，上尉杨金岭管理汽车和生活。勘察队带了1部电台，准备了10天的饮水、油料、粮菜、罐头和柴，还有帐篷等生活用品，分乘4辆吉普车和4辆生活车，于12月24日出发。车队行至天黑，他们就地搭起了帐篷，生火做饭，吃罐头煮饼。饭后架起电台进行联络。然后，大家用枯孔柳根烧起篝火，真是野趣横生。那时，他们用的地图是沙皇俄国绘制的新疆地形图。从图上看有一条南北连绵不断的“白龙堆”。这“白龙堆”到底是什么样的地形，大家都不清楚，中午到达此地一看，才知是一条绵直数百里的白沙滩。一座座沙山绵延起伏，高的十余米，矮的五六米。这些银白的沙堆绵亘远去就像一条玉龙曲身卧在广漠的戈壁滩，故此得名“白龙堆”。他们从沙堆豁口低凹处通过，继续前进。后来，张蕴钰从一些书籍中看到，西晋时通西域诸国的使者和商人，为避开三垄沙和白沙堆，由玉门关向西北找到一条新路，直通哈密王属地，想必那时通过白龙堆的路就断了。张蕴钰等人却以50年代的后勤保障条件克服了困难，通过了白龙堆。车队继续前进，他们边走边勘察地形，评价着所过之处的价值。再前行，进入了地质学上所称的“雅丹地貌”区。这种地貌是由于冲积土被风蚀而形成的。沙漠上天长日久吹来的热风将地表“雕琢”成一座座峭立的土丘。它们或楞角分明，或体圆如柱，似碑似塔，参差不齐。面对这神秘莫测的奇异地貌，他们不敢深入到里面去，只好向绕道而行。刚拐过去不久，张志善发现了车辙是解放牌汽车新压的车印，顺着车辙走了不到五六公里，在一个转弯处看到了几顶帐篷。一位解放军中尉见到他们格外兴奋，告诉张蕴钰，他们是总参测绘大队的一个班组，担任着对位于新疆民丰县境内的导弹试验发射弹着区进行测量的任务，在外已经两个月了。他们用水是从罗布泊取的，离此大约50公里。张蕴钰一行顺着解放军中尉指的那条取水的路，日落时到达了罗布泊。孔雀河的水日夜流入罗布泊，河两岸生着柳树、芦苇，对于戈壁行人来说，这真是个美景宝地。他们尽情地洗了个痛快的澡，连汽车上的尘土也洗干净了。当晚宿营在罗布泊，次日逆河而上，继续勘察。

1959年春，张蕴钰和基地的创业者穿越漫漫沙海，西行百余里，来到罗布泊西北博斯腾湖畔。目测了一下这片戈壁滩，起伏不大，基本平坦。这里方圆数百公里都是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既能进行原子弹试验，又能进行大当量氢弹试验，既可进行塔爆试验，也能进行不同高度的空爆试验，还能进行地下核试验，而且对环境的影响能降到最小，也有利于保密，为核试验基地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得天独厚的良好基础。之后，我国进行的几十次核试验全是在这里爆炸成功的。每念及此，同志们都由衷地敬佩张蕴钰司令的远见卓识。他们选了一个中心点，再分别往东南、东北、西北、西南各个方向踏勘地形地貌。结论是：这里完全适合选场条件，他们庄重地打下了一根木桩，就此选定了我国核武器大气层试验靶场。由于沙滩上盛开着的一片马兰花，张蕴钰说：“你们看，马兰花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还长得这么好，我看此地就叫马兰吧。我们要在这里画一幅大画，写一首大诗，放一个大炮仗！”由此，基地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马兰”。5月下旬，张蕴钰率领刚刚组建的5万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开进罗布泊。不闻连天号角，没有金戈铁马，从硝烟战火中走来的新中国军人将在千百年前经历过血与火浇铸的古战场上，静静地拉开铸造核盾牌的序幕。经过几年的建设施工，基地初建规模，这时的马兰已建起了自来水厂、机械厂、发电厂、拖拉机修配厂和营房、招待所、礼堂、幼儿园等等设施。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国防工业调整期间，上级机关的干部来马兰说：“机关可先搬到无锡，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再搞建设。”对此张蕴钰却十分固执：“不！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两年不搞我等两年，中国总要有原子弹！”他鼓励同志们：“现在国家要还债，没钱。我们就坚持在这里，有一分钱先干一分钱的事情。”在那最困难的时期，“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成了基地全体同志最响亮的口号。车辆少，口粮运不过来，他就和常勇政委一起带领机关人员往返20多公里，一袋一袋往回扛；施工中机械、工具不足，部队就想方设法就地取材，用红柳条、榆树枝自制工具；粮食不够吃，蔬菜供应困难，战士们就挖野菜、采榆叶充饥。张蕴钰有胃病，一饿就疼得难受，吃不下饭，但他仍坚持让炊事员每天用草籽和野菜做一顿饭。每当他外出时，炊事员就悄悄往他挎包里塞几块烤焦的馒头片。

1961年2月，核试验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张蕴钰任司令员。同年，张蕴钰晋升少将军衔。

1963年12月底，张蕴钰带领5万大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于完成了核试验场的所有建设。公路、机场、地下工事修筑齐全；指挥、通信、监控、检测、观察等设施均建成并测试完毕；102.438米高的铁塔也庄严地矗立于戈壁之中。在经济困难、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民族的自尊心、历史的使命感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

1964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同贺龙、陈毅两位老帅在北京召集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同志，对核试验事宜作了最后的布置。毛泽东主席也很快批示，同意在10月至11月间进行我国首次核试验。张爱萍与刘西尧旋即于9月27日再抵场区，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和毛主席的决定。经中央军委批准，由68名委员组成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正式成立。张爱萍任主任委员，刘西尧任副主任委员，张震寰、张蕴钰（兼秘书长）、朱光亚、程开甲、毕庆堂、朱卿云等任委员。此外，还有一些不到试验现场的委员，都是研制和试验核武器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与领导干部。10月初，核爆装置的部件安全运抵马兰，被运到离预定安放核装置的钢塔有150米远的地下装配室中。按照预定试爆时间表，核试验第九作业队队长李觉请求批准将核爆装置于14日18时从装配室启运，19时吊装上塔。“试委”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再次强调了安全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张蕴钰提出，按动起爆雷管时由他上塔和技术专家们在一起，此时由他受权管理主控站的钥匙。张蕴钰带着钥匙上塔，直到核爆装置完毕。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经过考虑，决定由张蕴钰和李觉、朱卿云一同去铁塔监控核爆装置的安装，张震寰和基地副政委邓易殊去主控站。一切准备就绪，人们又担心起天气来了。负责气象预测工作的是中国科学院的顾震潮教授、总参气象局的贺格非局长和基地气象处的韩云升处长，爆心地区设有已坚持5年不间断地收集气象资料的阳平里气象站。核试验对气象条件的最佳选择是碧空无云，能见度50公里以上以便于远近照像站的摄影，高度500米以下要求西风。因场区工作人员都在西面，3000米以下合成风向要求向西南，以保让高空放射性尘埃不会飘落到北京，高空风速大有利于放射云扩散，更不能降雨，以便放射性尘埃落在一个地区。预测全部满足试验条件的好天气是不容易的，当时我国的气象台站数量少，设备落后，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气象预测人员还是选到了满足核试验条件的好天气。1964年10月16日，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接插上起爆雷管，由方正知、陈常宜两位专家担任这一工作，至10时工作完毕。由张蕴钰和李觉在塔上陪同方、陈进行最后检查，确认无误后，张蕴钰等人于10:30分准备下塔，下塔前张蕴钰将墙上贴了数月的那份操作规程取下，签上日期标记——“1964、10、16、10:30”，以留纪念。随后，4人乘吊篮下塔，李觉在塔下合上通向主控站的电闸。在警卫班撤出后，张蕴钰和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杨采才最后离开。乘车回到主控站后，张蕴钰将启动原子弹爆炸的钥匙亲手交给张震寰，这才算松了一口气。在此期间，由基地副司令兼参谋长张英负责指挥的现场人员展开了紧张的行动。10时前所有人员已撤到安全线以外指定位置，张蕴钰于14时许回到基地指挥所。14时30分，张爱萍副总长向主控站下达开始试验的命令。取样飞机进入指定空域。主控站发出K1指令……发出K2指令，进入自动程序……进入倒计数，“9、8、7、6、5、4、3、2、1，起爆！”强烈闪光3秒钟，磨菇云开始升起，继而听到两声巨响，7分钟后磨菇云上升到7000—8000米。此时，张爱萍兴奋地拿起话机，向千里之外的北京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大声报告：“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首次核爆炸取得了成功。力学、光学、核测量三大项38个题，测试仪器53种1129台套，全部取得了理想的数据，飞机、炮射伞也都取得足够数量的核分析样品，一阵惊雷震九天，自此，中国成为有核国家。当晚，张蕴钰激动万分，夜不能寐，疾笔写就气势恢宏的《长相思》：“光巨明，声巨隆，无垠戈壁腾立龙，飞笑触山崩。呼成功，欢成功，一剂量知数年功，敲响五更钟。”毛泽东主席后来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点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会说你不算数……”

1965年5月30日，张蕴钰作为新中国一、二次核试验有功人员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文革”中，张蕴钰曾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当了锅炉工。

1971年，张蕴钰任沈阳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1975年，张蕴钰国防科委副主任兼核试验基地司令员。

1978年后，张蕴钰历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司令部参谋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等职。虽已年逾花甲，但他始终坚持在一线，不遗余力地推动了国防高科技的“三大战役”——我国第一颗洲际导弹、第一颗潜地导弹、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的试验任务，为国防科工委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1985年，张蕴钰在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职务时离休。后任解放军红叶诗社顾问，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1988年，张蕴钰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同年，张蕴钰因我国核武器大气层试验的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与程开甲一起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他直接将国家奖励4000元捐给赞皇家乡村里的小学做了桌椅、买了图书。

2008年初，张蕴钰因患呼吸道感染住进了北京301医院。汶川大地震后，病床上的张蕴钰为灾区捐款2000元，交纳特殊党费8000元。这一年，正值马兰基地成立50周年，他在病床上写下祝贺信：“马踏西陲，兰花问早，精心梳妆五十年，神韵世人晓。基业再兴，地阔天高，喜看马兰新一代，盛世创业豪。”这首诗是藏头诗，每句第一个字合起来就是“马兰精神，基地喜盛”，这首饱含深情的诗成了将军的绝唱。8月29日，张蕴钰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弥留之际，张蕴钰没有对子女留下只言片语，却反复说着两句话：“日本鬼子投降了！300万当量够不够！”他不愿给组织和任何人添麻烦，早就立下遗嘱：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骨灰送回赞皇老家和马兰基地。就这样，将军又回到了他最初战斗的地方。

爱护生命

1959年6月13日，基地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在马兰的一个地窖召开。地窖中，一窝小燕正在破壳、出世。一大早，张蕴钰就站在地窖门口，轻声嘱咐每一个来开会的人：“把脚步放轻一点儿，把嗓门压低一点儿，别惊扰了燕子。”他常常对大家讲：我们是搞原子弹的中国军人，我们更要知道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爱护这里的一草一木。

尊重科学知识

基地职能不同于作战部队，定位至关重要。张蕴钰组建基地就提出基地要为科学实验服务，为科学家服务。有人说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他说：党和政府讲为人民服务，部队讲为打胜仗服务，我们试验基地为科学试验服务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基地一开始就养成了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传统。他深知搞国防尖端事业离不开知识，离不开知识分子。张蕴钰经常穿上便衣去大学走访，请专家们指教；一个个地与来报到的科技人员谈话；一次次地动员大学生们：“你们都是国家的‘宝贝’，搞原子弹试验要靠你们，你们都要做无名英雄，像无花果一样，结出最香甜的果实，却不让人看见艳丽的花朵！”他提议，研究所的两位副所长程开甲教授和董寿莘教授按基地首长待遇，给他们配通信员和业务秘书；对科技人员的生活，坐车、吃饭，甚至抽烟，他都一一过问。有一次，张蕴钰和“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在家中接受采访。程院士回忆，当年有一个工程，经他测试离标准差了一点，要求返工修改，但工程已接近完成，部队也很疲劳，如果返工，成本和工程量很大。会上发生了激烈争执。张蕴钰的选择是，承担施工标准不够的责任，同时坚决支持程开甲的意见。谈及此处，程院士眼含泪水，声音哽咽。尊重和担当换来信赖，这种战友情一旦建立，终身不衰。张蕴钰90岁生日那天，程院士送来亲笔写的贺寿条幅：德高望重，一生功勋。程院士说：“张蕴钰是我最尊重、最敬仰的领导，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张蕴钰为程院士写诗赞其：专家学者风沙里，同与战士历苦辛；戈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称师。对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情况，一经发现，他就严肃批评，耐心教育。在他倡导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基地蔚然成风。制定《核武器试验法》是科学指导工作的又一范例。核武器试验对我国来说是个新事物，谁都没有经验。1961年2月，张蕴钰未雨绸缪，提出制定《核武器试验法》，从核试验的组织架构、职能分工、工作流程、内容标准、协同保障和安全警戒等方面制定了规范。他以参加并指挥过的辽东半岛抗登陆联合演习的实践经验，结合预设试验工作流程，由张英副司令员组织机关和各要素单位反复研究，两年多编成《核武器试验法》。实践证明，《核武器试验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参试各单位少走了很多弯路，保证了核试验庞大的组织工作既有条不紊又高效率进行。基地研究所先后涌现出10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培养了30多名科技将军。据统计，50年来，基地有20个人和单位获得荣誉称号，60个人和单位荣立一等功，420个人和单位荣立二等功。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荣获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抗美援朝结束后，荣获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两枚、二级国旗勋章一枚。

1988年，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同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张蕴钰将军被称为“核司令”。他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起爆的最后签字人，亲历首次原子弹试验、首次导弹核试验和首次氢弹试验，直接参与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次“两弹结合”、第一颗氢弹和多次空爆、地下平洞核试验等试验任务。“我这辈子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打了上甘岭，二是参加了核试验。” 这是张蕴钰将军回顾自己一生所总结的话语。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第十五军“打”出了黄继光、邱少云等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核试验事业中，涌现出程开甲、林俊德等一大批科技精英，为中华民族挺直脊梁作出重大贡献。张蕴钰之子张旅天用52个字归纳了父亲的一生：八年抗战，淮海鏖兵，长江飞渡，上甘岭前令美帝丧胆；辽东演军，西陲踏勘，戈壁马兰，蘑菇云腾挺中华脊梁！“童话大王”郑渊洁是张旅天的发小（“文革”时期，在五七干校的郑渊洁还给失去自由的张蕴钰买过烟），他曾经这样在书中描写张蕴钰将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春节，我去看已经离休闲赋在家的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将军穿的棉袄肘部竟然露出了棉花，而他刚刚向老家捐献了4500元钱济贫。张蕴钰将军的儿子曾对我说，他爸几乎从不让孩子使用他的专车。”张蕴钰爱好文学，耹诗赋词，文采翩翩，在军界素有儒将之誉，先后出版的著作有《戈壁言情》、《初征路》、《奚囊集》等诗词集、文集。长诗《毛泽东主席百年祭》被中国诗词博物馆永久珍藏。

张蕴钰将军墓位于马兰烈士陵园和赞皇县嶂石岩。

（图册参考资料：）

电影《横空出世》中李雪健扮演的冯石原型即为张蕴钰将军。相关影视还有《东方巨响》 《共和国之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国家命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