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东藩

北京大学原教授

徐东藩（1887~1950）谱名崇禄，又名寿城，金华长山村人。1909年以浙江省立第七中学第一名成绩考入京师大学堂。四年后，考取官费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主修经济学，兼修国际法。1917年获阿斯顿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因政府急召回国，放弃攻读博士机会，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不久被委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潜心研究国际法，成为国际法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在山东省的租借地被日本占领。徐东藩多次游说军政要员，收回青岛。1922年北京政府任命徐东藩等人为“鲁案”委员，与日本代表谈判，办理收回青岛及附属公产、铁路、矿产权益等事项。历经5个多月的据理力争，于是年12月10日，举行主权交接仪式。1923年3月，任北京政府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督办鲁案善后事宜公署审议处处长。1928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副会长。同年10月，任外交部参事。1933年2月，任行政院威海卫管理公署管理专员。1934年11月，委派出任外交部特派山东省公署交涉署长，对日侨大山东不法活动进行整饬，严厉查禁毒品和军火交易。1939年应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邀请，出任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1942年1月，免去其职，改任参议员。1946年，回金华定居，任英士大学法学院系主任、教授。

人物生平

精通国际法，参与收回青岛

徐东藩，1887年出生于金华长山（现婺城区长山乡长山村）。谱名崇禄，又名寿城。他在家中排行第六，所以大家也叫他阿六。徐东藩自幼聪明好学，勤奋刻苦，小学毕业后，考入了省立金华第七中学（金华一中前身）。1909年，他以金华中学（金华一中前身）首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入了京师大学（北京大学前身）。四年之后，徐东藩又考取了官费留学英国，被公费派往英国伯明翰阿斯顿大学深造。1917年，徐东藩获阿斯顿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好学的徐东藩本想继续学习攻下博士学位再回国，但因当时政府急着催归而不得不放弃了读博的机会。回国后，徐东藩先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不久被委派为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

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青岛、胶州湾又被日本占领。在外交部任职期间，徐东藩曾以二等秘书的身份参加过华盛顿会议，并游历过欧、美两洲。在外交工作中，他深感国际法学对外交谈判非常重要。在英国留学期间，他曾深入研究过国际法，借助在外交部工作的机会，他又对国际法学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使他很快成了当时国民政府中比较有名气的国际法专家（他是金华历史上第一位国际法专家）。

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国际法知识，徐东藩曾多次游说军政要员收回青岛。他还跑到奉天，找到东北军阀张作霖府上进行游说。1919年，在全国人民一致斗争下，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挫败了日本妄图“合法”长期霸占青岛的阴谋。1920年11月，在美国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决定，日本将在山东和青岛的所有权利归还中国。1922年3月2日，北京政府任命王正廷、徐东藩、唐在章为“鲁案”委员（后来又增加了陈干委员），与日本进行谈判，办理移交青岛及附属公产、铁路、矿产等事项。当时谈判的难度很大，日本人提出了很多无理要求。在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坚持“争主权，不争福利；争土地，不争房子；争永远，不争暂时”的谈判宗旨，与日本人斗智斗勇。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谈判，于1922年12月10日，在原德国总督府举行了庄重的主权交接仪式。从此，沦陷于德、日帝国主义统治达25年之久的青岛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青岛收回以后，所有一切事宜，都由山东省公署接管。徐东藩也被派到山东省公署任交涉署长。在交涉署长任上，徐东藩对日侨在山东的不法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整饬。据《济南大事记》记载：“1925年9月下旬，山东交涉署长徐东藩就近来济南商埠迭次查获日侨非法贩制毒品、枪弹等，照会日本驻济南代理领事，请其严加取缔，并转饬驻济日侨，从速一律移居商埠界址以内。”徐东藩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巧妙堵住了一桩购买军火的交易。当时，有一个美国军火商到山东兜售武器，当时的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决定买下这批军火，以充实自己的力量。会谈时，除张宗昌和军火商外，还邀请了徐东藩和一位银行行长参加。会谈后，徐东藩心事重重，彻夜不眠。他觉得中国人买外国的武器，再来屠杀中国人，是干不得的。于是，第二天，徐东藩便去与银行行长磋商，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俩以外汇不足为由，去同军火商说：“督办军火是要买的，可是一时没有那么多外汇，可否允许分期付款？”那个美国军火商一听要分期付款，连忙摇头。于是一桩大批军火交易就这样被制止了。

顶撞汪精卫，挂冠回乡当教授

1934年1月，徐东藩被调任直属于行政院的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在徐东藩任专员期间，他曾办了两件很有影响的事情。一是扩建了威海公园：“1934年2月，时任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的徐东藩对威海公园进行大规模的改扩建。当时，公园修得颇有气势，整个公园面积46000平方米，在公园最高处建有大礼堂一所，名曰望云轩，轩中可容300人，时为威海唯一的大礼堂……公园于同年7月竣工，7月15日举行落成典礼……在公园建成后的3年多时间里，威海的旅游业也处于兴旺时期，每年夏季来这里的英国皇家海军近万人。”（《大众日报》2005年12月14日）。另外一件事是“徐东藩在威海首创了职业教育，阮家寺那所蚕丝艺园学校就是他办的。后来威海的几个养蚕场，蚕种都是从那儿弄来的；还有学校培育的果树苗子，后来都分给了各地果园栽种......”（《威海旧事》）。

在徐东藩任专员期间，威海发生了一起“鹿道口抢盐事件”。威海南乡穷苦百姓成群结伙哄抢了鹿道口盐场。由于百姓抢盐事件持续了几天，事后国民政府追究案情及当事人的责任，徐东藩先是以开脱抢盐者的口吻，电告了国民政府行政院，不久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电召徐东藩进京，要他弹压事件的为首者。当时徐东藩却公开对汪精卫说：“要我从这一事件中接受教训可以，让我以百姓的血来染红我的‘顶子’，那么我宁可不干这专员之职！”（《威海旧事》）。结果，徐东藩被革了职。在徐东藩即将离开威海卫之前，有人建议他把政府没收的鸦片带些回家，也被他断然拒绝。

1934年徐东藩挂冠回南京，自命“退翁”闭门读书。1937年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徐东藩带全家从南京回到老家金华定居。1939年，应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邀请，徐东藩出任浙江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后任省参议会参议员，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6年，应当时的国立英士大学校长佐周的邀请，徐东藩出任英士大学法学教授，负责教授西洋外交史和国际公法两门学科，并担任了法学系主任一直到1949年5月金华解放。

热心家乡公益，专心研究学问

徐东藩虽然担任过国民政府的高官，但他一直都是无党派人士。在担任英士大学法学教授期间，一些进步学生也常常到他家里去拜访。由于徐东藩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使他淡化了政治，而把热情基本上都投到家乡的公益事业上。

1937年6月，徐东藩向母校金华中学（现金华一中前身）捐赠一万元大洋设立“金华中学东藩奖学金”。每年以其利息，资助一名家境贫寒的优秀学生读完大学。这是金华有史以来，第一个提供免费读大学的奖学金，先后共实行了四期。在家乡长山秀峰小学校舍修建中，他又资助银元1000元帮助修缮。1933年，长山遭受特大洪水灾害，村中三座古桥被冲毁，交通受阻，他独出巨资重建了三座石桥。为了让家乡农民风雨劳作之时有个栖避之所，徐东藩在长山村北的大片良田间选择了适中地点，建造“话耕亭”（现已毁）一座。

1949年，他又出资重修了长山村北的“平畴一览亭”，并更名“望耕亭”，供农民休憩。1947年，为救济家乡穷苦村民，徐东藩经过多次奔波，向联合国救济总署浙江分署请示，发放了一批棉布、粮食，缓解了贫困群众的燃眉之急。另外，为了改善金华交通，1932年2月28日徐东藩发起并参与投资筹建了金华、武义、永康三县的金武永公路，并组建了金武永汽车有限公司，为改善金华交通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11月，全国解放后，徐东藩在长山被农民扣押，1950年1月，因不明党的政策，徐东藩自杀身亡。就在他死后不久，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亲笔写信，请他到北京工作。只可惜，斯人已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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