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建构理论

理论学术语

意义建构理论（Sense-Making Theory），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信息不连续性、人的主体性以及情境对信息渠道和信息内容选择的影响。

建构理论

布伦达·德尔文（Brenda Dervin）的意义建构(Sense-Making)是一解释沟通、信息与意义之间关系的概念性工具。

意义建构理论认为信息研究应由来源强调转向使用者强调的方向，这种转向，视信息寻求与使用为一种沟通实践模式。

布伦达·德尔文于1972年提出以使用者为中心之意义建构理论(Sense-Making Theory)，即认为知识是主观、由个人建构而成，而信息寻求是种主观建构的活动，在线检索的过程是一连串互动、解决问题的过程，由于互动的本质、检索问题而产生多样的情境﹐形成不同的意义建构过程，且意义建构理论是一种强调以历时性过程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提供倾听使用者的方法，了解使用者如何解读他们所处情境、之前的经验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情境，及使用者在所处情境中如何建构意义(construct sense)及制造意义(make meaning)。

意义建构方法论使用时序(time-line)与中立提问访谈技巧(neutral questioning interview techniques)。前者询问受访者描述其信息寻求顺序，并根据情境-鸿沟-使用(SGU, Situation-Gaps-Uses)基模，分析其寻求结果。后者，应用在参考晤谈模式的中立提问访谈技巧，引导使用者以自己的语言陈述其信息需求。

理论提出

20世纪60年代以前，图书情报学研究大多以“系统”为导向，重视信息资源建设与评价。70年代后，学科重点开始向“人”转移。1976年，美国学者德尔文（brenda Dervin）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影响下，重新对信息本质、人的主体性、信息传递过程等问题加以思考，并且对信息经典定义提出质疑。在申农和韦伯的信息论中，信息是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实体”（utility），信息接收者只是被动接受信息，而不对信息意义产生影响。德尔文认为，有关信息的“狭义”定义，更适用于通信领域，当这一概念扩展到其他领域时，其局限性便显示出来。外在世界并非一个计划好、有秩序、可观察的对象，“人”也不只是被动、消极、机械的信息观察者和接受者。当科学论证中出现差异时，研究重心不应只局限于客观世界，人在接受信息过程中的主观作用也应引起关注。

根据皮亚杰（J．Piaget）的认知发展理论，人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建构和修正原有知识结构。新经验被同化到原有经验结构中，形成更深层、更丰富、更灵活的认知结构，“同化”和“顺应”是认知发展的两个基本过程。同化是“个体把外界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认知结构内的过租’顺应则为“个体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在信息行为中同样存在。

在长达八年的研究项目中，德尔文采用面谈、电话访谈、问卷等方法，在不同人群中调查收集相关数据，分析不同人群的信息行为特点，最终形成意义建构理论（Sense Making Theory）。德尔文将这一理论用于不同环境，使之能够更加真实地揭示人在接受信息时的行为本质。德尔文认为，信息的意义建构是内部行为（即认知）和外部行为（即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信息查询行为的情境基础由个人角色与环境组合而成，在这些基础的交接处，会形成某些行为障碍，而这些障碍以及次结构的相互作用正是引起信息查询行为的直接动力。在这种情境中，“人”从观察者变成行动者，信息查询的实质是一种主观建构行为。知识是由个人建构而成的主观产物。从人的角度看，现实是不完整、不确定的，信息不能独立于人类而存在。人只有通过观察才能理解信息的意义，并实现与他人的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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