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

文化流派

1940年代初，正当抗战期间，出现过很有特色的文化流派——战国策派。这是一个在史学革命尝试，文化重建构想中极富理论个性的学派。当时颇引时人关注。这一文化流派，因其流派的核心人物创办的《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战国策》半月刊，从1940年4月到1941年7月发行，由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在昆明主办。

发展历程

“战国策派”，又称“战国派”。是抗战期间兴起的一个以林同济、雷海宗、陈铨（都是留德出身）等人为中心的文化流派。1940年，他们在昆明创办了《战国策》半月刊，翌年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发表一些推崇尼采“超人哲学”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言论，故得此名。

“战国策派”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但他们的出发点是一种国家主义，而非个人主义，这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不同之处。五四时期虽也出现了国家主义，但五四时期的国家主义还仅仅局限于宣扬国家至上与民族至上，对政治民主化一般还持赞成态度。而“战国策派”则不同，他们将国家主义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权威主义，认为国家要发展，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而要获得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就必须抛弃政出多门的民主政治。雷海宗说：“政治问题虽然千头万绪，但最少由表面看来，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政局的稳定与否，就由元首产生时的平静与否而定。近年来吃了群龙无首的大亏之后，国人已渐觉到首领的必要；此次抗战尤其增进了这种认识，我们已有了全民族所绝对拥护的领袖。”（《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载《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当然，“战国策派”内部在某些问题上也是有区别的。林同济相对而言应算是一个激进的反传统者，但陈铨与雷海宗却对儒家持有更为宽容的态度。但他们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国家等于一切，其它都是手段。

“战国策派”为了保证以民族为本位，几乎是不择手段的，由于在他们看来，“重个人”的民主政治不利于国家在“重团体”的战国时代取胜，所以民主政治便在他们的反对之列。也正因为此，论者一般都以为他们在大后方公开宣扬法西斯主义，反对民主政治，不是受到当局的怂恿，便是受到当局的默许。

虽然“战国策派”对于尼采的哲学思想是十分向往的，但目前未发现他们有类似希特勒反犹、排犹那样的种族主义观点，他们甚至努力将世界人民所共弃的法西斯主义与自己所倾慕的德意志文化区分开来。陈铨说：“希特拉的纳粹主义，就是德国人也有反对的。但德国民族精神和思想的独到处，连尧舜禹汤也要认为有效法的价值。”（《狂飙时代的德国文学》，《战国策》第13期）

从他们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这一点看，“战国策派”与蒋介石确实如出一辙。但目前还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说二者具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合作”关系。但可以发现，他们有不少对国民党当局含沙射影的讽刺。如林同济就说过：“我们社会中现有的中上层分子，你看他们的面目头颅，他们的心肝五脏，究竟是合于那一格的标准呢？他们钱是有的，而且愈来愈多。他们身分更是高的——只须头衔是官。却是他们中间，有多少个是眉目清秀？有多少个是双肩阔方？有多少个是心肠中正？有多少个是指头老实？”（《优生与民族——一个社会科学的观察》，《今日评论》第1卷第23期），等等。

抗战时期，亡国亡种的威胁为民族主义的勃兴提供了一个绝好机会。然而，在这种前提下产生的民族主义，也存在一个问题：即极易蹈入非理性的泥潭。其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为了保全国家，可以不择手段！抗战时期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对民主政治弃如敝屣，其原因即在于此。

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与以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即是将这种非理性化的民族主义推向了极致。但他们所高扬的爱国主义旗帜，对当时流行的“恐日症”、“求和论”不啻于是一付解毒剂。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战国策派”，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抗战到底”！

典型作品

基本成员

林同济、雷海宗、陈铨，都是留美出身。

理论资源

德国。对德国文化中的审美精神的时代性和现实意义的关注，特别是对德国启蒙时代的思想革命对中国人的启发意义，以及尼采所提倡的带有审美主义色彩的权力意志与酒神精神对中国人的意义。认为，谈现代德国史，我们必须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希特勒的侵略必须打倒，必须指斥，但，十八世纪以来，普鲁士

他们信奉德国19世纪非理性主义思想家尼采的“超人哲学”，并将之视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妙方。陈铨说：“中国处在生存竞争的时代，尼采的哲学，对于我们，是否还有意义，这就要看我们愿意作奴隶，还是愿意作主人，愿意作猴子，还是愿意作人类……因为尼采的哲学，根本就不是替奴隶猴子写的。”（《尼采的思想》，载《战国策》第7期）

个性风格

翻开任何一本比较完整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或者是中国现代哲学史，都能看到战国策派的痕迹。比如，提到抗日战争期间的哲学思想：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哲学思想，贺麟的哲学思想，蒋介石、陈立夫哲学，战国策派哲学，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意。

战国策派通常是这样被介绍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现代唯心主义哲学营垒中还曾经冒出过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反动哲学的‘战国策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他们大肆宣扬唯意志论和唯心史观。”[14]“他们以这些报刊[15]为阵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极力为国际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和国内蒋介石集团维护反对统治寻找理论根据。这些文化人，因其所办刊物的名称而被时人称为‘战国策派’或称‘战国派’。”章汉夫所言战国策派为“希特勒主义者的第五纵队”[16]，胡绳所谓战国策派的哲学思想是“最下流的唯心论的代表”[17]。

在以革命为主题的时代，与鲁迅相比，战国策派，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尽管不乏学者理论思维的冷静，又有饱含感情的犀利文笔直面大众发言，远离农民的根本局限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中国革命”有更深刻的理解。民族国家的爱国热情，除了依附在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之外，他们无路可寻。鼓舞抗战志气的学者型鼓动家们，“国家至上”的信念使他们变成了维护蒋介石集团的吹鼓手。

然而，当我们今天能够因为时空的距离走出以革命为主题，以“抗战”为“至上”的历史语境时，翻开历史蒙尘的书页，重读战国策派的文章，这些凝聚了著者心血的文字，其中澎湃的血气，仍然有强烈的心灵震撼力。

战国策派这样的行文，比之鲁迅在还没有认识到群众与革命先觉者的关系时对群众的激愤之词，有过之而无不及。鲁迅说群众“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形成一种“无上升，无希望，无努力”的保守苟安的精神状态。“无古民之朴野，有末世之浇漓”“不获则劳，既获便睡”《坟·摩罗诗力说》的“不撄”之民。战国策派是以尼采式的诗话散文为自己富有个性的表达方式。正如鲁迅的战斗手段是以思想形式的杂文，以艺术形象再现生活的小说作为文化批判的手段。表达方式的不同很大程度上使得他们的面貌有鲜明的差异。

借鉴新方法

翻开梁启超的“新民说”，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广为流行的进化论的影子。比如在“新民说”一文中，在“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的总标题下，梁启超联系当时几大人种的力量对比，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为当时最有势力的。他们之所以有势力，因为这一白种有这些优越：好动、竞争、进取、能传播文明。他们以自己的勇猛、活泼、果断、宏伟之气，雄飞于全球。依照“天演界无可逃避之公例”[19]，这样的人种组织的他们的国家也最强大。

四十年后出现的战国策派，采取当时新兴的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文化研究。在陶云逵《从全体看文化》一文中，他认为，特别是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三十年，认识现象的方法重心，已经从注重一个一个树木的分析方法，转变到注重整体。这一方法的大的趋势，可以从心理学上的局势或完形派，到社会科学中人类学的文化模式论的产生体现出来。他着重介绍了ruth benedict的1934年出版的代表作“patterns of culture”一书所采用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在“文化模式”这本书里，benedict为说明不同民族在民族精神方面的差异，借鉴了哲学家尼采在古希腊悲剧的研究《悲剧的诞生》中所采用的，将两种具有不同精神特征的文化称为“阿波罗型”文化和“狄奥尼斯型”文化。所谓阿波罗型是指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具有的精神特征：安稳、遵守秩序、没有竞争心，将中庸之道奉为生活的准则；而所谓的狄奥尼斯型，则是以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斯所具有的精神特征作为蓝本：充满热情，爱好幻想，富有竞争心，崇尚优越并视之为最高美德。必须注意的是，benedict所用的这一组概念，只是对于不同文化精神特征的描述。她的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使得她并不是将人类的各种文化模型都归入阿波罗型和狄奥尼斯型。正如mead,m,1901-1978年在《文化模式》1958年新版本中所言： “为了对所记述的文化予以强调和给她的主张提供根据，benedict在列举有关个性的记述时，分别将它们称为‘阿波罗型’‘狄奥尼斯型’‘偏执症型’。但她并不是在构筑类型论，并不认为尼采所谓精神分析的标签，贴在任何时会都是适当的；并不认为尼采创造了某种对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人类社会都适合的一览无余的体系。相反，她认为文化类型的可能的组合是极其多样、难以确定的，而这种多样性，最终形成了人类各种文化的发展模式。”[20] benedict认为，应该将各种文化作为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多样化存在来把握。

但是，使得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模式的，是文化的主旋律，这一主旋律，即是民族精神（ethos）。所谓文化的统一形态，就是为民族精神所统一的文化首尾一致的状态。每一种文化，都有将它导入统一形态的内在意向。 benedict将人类能力的范围比作一个巨大的圆弧，将全人类的行为尽可能的置于该圆弧之内，特定的文化模式，是该圆弧有限的一部分。她将这些文化模式，用“阿波罗型”“狄奥尼斯型”等词语，对于不同民族历史的、统一的价值体系或民族精神进行有效地说明。战国策派人物林同济，总结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术方法上的演进，将benedict等人的方法发挥为“文化综合”（culture synthetic）或“文化摄相”cultural configuration法，作为文化反思的方法论依据。所谓文化摄相法，不是局部的机械式加和，而是超出局部的总和之上。是把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把它的意义指点出来。摄相，不是加减运算所能济事，而是要象快眼神手的画家，捉出文化形式之外的整个的母题，整个作用function。这个意思，用中国的“看相”的“相”的含义可以解释。 “相”本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它是根据与“形而下”的“骨”“貌”而不是凭空想象。但“相”不是“骨”“貌”，而是骨貌以外，骨貌总和以上的一种整个母题，整个作用。骨貌形式上好象同样的作用可分出了贵贱清浊；骨貌形式上好象不同的，贵贱清浊倒可以相类似。

进而言之，如果整个母题是贵的，即使有一二的缺憾，也改变不了它整个的母题与作用；如果整个母题与作用是贱的，也不因为局部的贵而改观。“相”表达的终究是一种精神。用文化摄相的方法考察民族文化的整个母题和作用，必须有一副纯客观的眼光忠实地“体验”出来，有一种居高临下的鸟瞰之势，对“全景”total landscape中各个事物相互的关系，可以给予一个比较切近的估量，大小高低，恰得其所，再摄取全景的整个母题，综合作用。战国策派运用他们的文化摄相法，或统相法，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显明的主旨，中心的母题是“个性的解放——把个人的尊严与活力，从吗鳞甲千年的‘吃人的礼教’里解放出来，伸张出来！”[21]“解放在当日，是绝对必须的。但，解放的成绩不算圆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毛病并不在其谈个性解放，乃在其不能把这个解放放在一个适当的比例来谈，放在民族生存的前提下来鼓励提倡。” 战国策派运用他们的文化统相法，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从世界大政治的情势看，我们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生存问题始终是最首要的问题。“一切是工具。民族生存必须是目标！”所以，文化重建的核心命题自然是围绕着这个使命开展。

这在《战国策》半月刊发刊词表达得很明白：本刊自出版以来，蒙社会人士不吝指教，且拳拳以本刊主旨及发刊词垂询。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而‘大政治’例循‘唯实政治’（real politics）及“尚力政治”（power politics）。‘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阐发，兴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本刊有如以‘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此中一切政论及其他文艺哲学作品、要不离此旨。” 总之，不论战国策派对于中国革命时代的主题把握有怎样的片面，“尚力政治”“国家至上”的观念怎样表达了他们政治立场的阶级局限，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世界上改革者的动机，大抵就是对于时代环境的不满的缘故”。战国策派抨击传统文化是为了更新文化，他们的文化“否定”，是“内心有理想之光”照耀的“否

反思五四

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决定论的手段、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功利主义文学观。

新文化运动狂飙运动民族意识普遍觉醒的运动，使中国失去了借欧战后短暂的和平局面来积蓄力量的机会。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以人性的解放为基础实现国家的强大；

尼采哲学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上；

其三，都相信文化决定论孔德政治改良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坏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的规范和准则。

新文化运动和平主义陈独秀甚至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称，美国总统威尔逊

托尔斯泰（Tolstoi）的不抵抗主义，是辱没人格民族自灭的谬说。承认尼采、希特勒（Stinor）的强力唯我主义，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

我们对其缺乏认识

文艺上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代表作有陈铨的剧本《野玫瑰》，剧作表现的是国民党特工人员在其时受命铲除汉奸的故事，但这一剧本在发表之初，即受到批评，特别是受到延安派作家的批判。

这些作品由于长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其后失去话语权力作用的结果，我们对其往往缺乏必要的了解与认识，从而使这一领域成为一个明显的“被遮蔽区”，或者是受到不应有的扭曲与批判。即使在今天，其实也没有受到应有的了解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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