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与龄

中国军人

戴与龄（1888—1949），四川仪陇县人（1888—1949）戴与龄是朱德的同乡、同学和亲密战友，曾参加过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南昌起义。1949年逝世。

人物生平

戴与龄又名学礼、以立。1888年3月24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金山寺坎下的一户农民家里。父亲戴鸿熙勤劳躬耕，节衣缩食送戴与龄读书，殷望成材，以期支撑门户，免受豪强欺凌。

1896年，朱德就学于席聘三先生私塾。戴与龄与朱德二人常在一起研习功课，兄弟相称，情谊日深。他经常听席聘三讲述太平天国革命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萌发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

1906年，戴与龄和朱德一起考入顺庆中学堂学习。从此，他俩朝夕与共，砥砺学行，不分彼此。当时学堂监督张澜和教师刘寿川等都是留日归来的维新派人物，他们常灌输救国救民的思想，尤其对朱德和戴与龄两个发奋图强、好学上进的学生特别关心，借了很多进步书刊给他们阅读，如邹容的《革命军》、严复的《天演论》等。朱德常精读细研历史课中的著名战例，张澜先生借给他的《孙子》三十篇他反复阅读以致背诵如流，而戴与龄数理化三科成绩尤其优异，因此张澜建议朱德同戴与龄去成都投考武备学堂训练军事的弁目队。

1907年1月，戴与龄同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毕业。春节刚过，他俩一道赴成都，投考成都武备学堂，戴未被录取，朱德因家里反对，未入学，旋即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体育学堂。年末，朱德在体育学堂毕业回到仪陇。戴与龄考入四川高等学堂正科第二部继续学习。1909年底，戴与龄在四川高等学堂秘密加入了同盟会。1913年1月，戴与龄修业期满，到成都中学任教。因在校时常参加革命活动，有的学科尚未学完，于是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至1914年1月又参加毕业考试，各科成绩合格。1916年10月30日由省公署查验，才发给了正式毕业证书。

1915年12月，朱德任滇军补充队第四队队长，负责组织新兵准备出征讨袁，戴与龄追随朱德，任该部军需。在讨袁护国战争中，他积极筹集粮饷和各种军用物资，保证了战斗需要，立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荣获云南都督唐继尧颁发的奖章。

1917年，朱德所部改编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朱德任旅长，戴与龄晋升为该部军需处长。1919年，戴与龄与泸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赵培炎结婚。1920年，朱德推荐戴与龄任云南盐津县知事（即县长）。当他向朱德告别去盐津县就任时，朱德恳切地说：“鉴于辛亥革命的失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我决定挂冠去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留学，学习马列主义，从头干革命。”戴与龄诚挚地作答：“这很好！我知道你为革命毫不介意个人利益。你出国留学，在经济方面，我一定全力支持。”戴与龄言而有信，在朱德留学期间给予了大力支持，直到朱德学成回国。他常说：“我由民主主义革命思想逐步树立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都是朱德同志作为我一生的革命带路人，是我的良师益友。”

戴与龄在盐津施政采用文教兼法治，宽猛相济，秉公执政，赏罚严明。他关心人民疾苦，努力安定社会秩序。所以当地百姓刻碑赞颂：“施政以仁，遗爱长留盐津县。”

1922年9月，朱德和孙炳文出国，戴与龄亦辞去盐津县县长职务，回到四川泸州。朱德于1926年学成回国，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即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并着手筹办军官教育团。戴与龄又追随朱德，被委任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军需处长。他廉洁奉公，精打细算，积极办好学员伙食，为朱德一得力助手。

1927年8月1日，八一南昌起义爆发，戴与龄积极参加起义。朱德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副军长，不久即任军长，军官教育团全体官兵、学员都被编入该军，戴与龄随部转战至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10月13日与敌钱大钧3个师激战三昼夜，6日清晨撤出三河坝。行军途中，戴与龄从马背上摔下来，头部受了重伤，加之原就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伤病交加之下，经朱德动员，戴与龄也不愿拖累部队，便潜回四川泸州。

1930年，戴与龄在泸州钮子街经办大东西药房，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筹积药品、资金，支持革命。

1935年红军撤离仪陇后，国民党政府的地方团防武装，四处追捕、残害红军家属，逼得朱德全家四处逃避，朱母钟太夫人和幺弟太阶逃到泸州。戴与龄视他们如亲娘、胞弟，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安排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因担心住久了不安全，又把钟太夫人和太阶改名换姓，送到泸州郊区水淹土地一个织布工人周吉成家里，向周家租了间屋子供其居住，并送去钱粮、衣物等。钟太夫人在周家住了一年多，恐被反动派发觉，戴与龄又将他们转送到南溪县陈玉珍（朱德的前妻）的亲戚家里去躲避。直到1937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戴与龄才将朱母及太阶接到泸州，备送充裕路费，将他母子二人安全地送回仪陇马鞍。同年11月29日，朱德于晋洪洞战地致函戴与龄，告以在前方得到的大小胜利，并说：“......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健康，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又说：“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戴与龄接信后，及时将钱寄给朱理书转交朱母，使其顺利地度过了荒年。

戴与龄在泸州以开办药店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并常给朱德通信联系，朱德给他的信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都还珍藏着。“文化大革命”中，有的被红卫兵抄家时抄掉了，有的信现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抗日战争期间，他写信给朱德，介绍10多名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朱德给他的回信说：“你介绍来的人我已据他们的德才分配了适当的工作。给青年人予以出路，这是我应尽的责任。”朱德同志给戴与龄的另一封信说：“与龄老弟，抗战一开始，前方很需要人，希望你在后方募三千民夫来参加抗日战争。”与龄接信后积极动员组织青壮年赴抗日前线，并多方筹集路费，但不久又接到朱德的信说：“我们在前方已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当地人民踊跃参军支前，你就不要再招民夫了。”

戴与龄秘密进行革命工作，以及遵照朱德信中的指示积极动员和组织民夫到抗日前线，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监视和迫害。四川省保安司令部情报科科长陈茫中，曾带领爪牙，先后到他家搜查，抄家三次。戴与龄逃往乡下避难，其妻赵培炎被羁押审讯，脚被打伤，后经多方请人疏通才被放出。但国民党当局仍不死心，成都行辕又派军统特务王某住泸州，长期跟踪监视戴与龄全家。

1949年泸州解放时，戴与龄已重病在身，不能执笔了，他叫儿子超群代笔拟了一个电文并写了一封信寄给朱德总司令，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推翻了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从此中国人民再不受压迫、剥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不久，朱总回信：“来信及电均悉，你在反动政府压迫之下，亦能度过，这是不幸中之幸事。如你旧病已治好，来京观光，更可以为人民做些事。如你旧病还沉重，就仍在家居住为宜......”不幸的是，当1950年1月朱德给戴与龄的信寄到泸州时，戴与龄已病故于泸州市镇川东巷二号家里，享年62岁。他临终前嘱咐他的儿女们说：“我因心脏病，不能出去工作，对革命没有尽到我的心愿，是我终生的遗憾！希望你们子女辈，今后努力工作，争取为国家，为人民，为共产党多做一些贡献，我就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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