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乃迭

英籍汉学家著名翻译家

戴乃迭（1919年~1999年），原名Gladys B.Tayler，婚后更名为Gladys Yang，1919年戴乃迭生于北京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戴乃迭七岁时返回英国，在教会中学接受教育。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最初学习法语语言文学，后转攻中国语言文学，是牛津大学首位中文学士。戴乃迭的父母为英国来中国的传教士。1940年与杨宪益在重庆举办婚礼。自40年代起定居中国，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于北京逝世。

人物简介

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当年牛津大学有许多俱乐部性质的协会，导师修文斯先生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协会，缘此，她结识了后为该协会主席的中国留学生杨宪益（1915—2009），杨宪益本是津门富家子弟，才华横溢。他的聪明、调皮和幽默，以及身上洋溢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戴乃迭。家庭的熏陶和戴乃迭本身固有的中国情结使她对杨宪益一见钟情。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日甚，杨宪益主持的牛津中国协会反日活动十分活跃，他将100多人的组织发展到了1000多人，钱钟书、杨绛、俞大缜、俞大絪等皆是成员，杨宪益到处发文章、演讲、募捐，戴乃迭一道参与，她也成了坚定的反日战士。戴乃迭回绝了英籍追求者，认定了杨宪益，两人感情日深（杨宪益晚年回忆说，他爱戴乃迭，除了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外，还发现她有一颗质朴的心。她清新脱俗，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常有的虚荣与势利，这一素质在“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也很少见”。晚年的戴乃迭幽默地对朋友们说：我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虽是一句戏言，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戴乃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

成长经历

1940年，戴乃迭与杨宪益先生在重庆举办婚礼。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夫妻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达百余种，他们合作译出了屈原的名篇《离骚》（戴乃迭后来回忆道：“实际上是杨宪益将中文译成英文，我又把它改写成对偶叙事诗。”译文发表后，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大吃一惊，幽默地评论道：“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复活节鸡蛋和一只煎蛋卷的相似程度一般大。”）此外在40年代初，她在重庆中央大学执教时她也开始鲁迅小说和中国古代名著的翻译。

1952年调入新成立的北京外文出版社担任英译工作，她与杨宪益合作，翻译出版了《楚辞》、《史记选》、《长生殿》、《儒林外史》、《鲁迅选集》、《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楼梦》等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为外文出版社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4年，戴乃迭调至《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改革开放以后，戴乃迭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及其它》、《湘西散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古华的《芙蓉镇》，邓友梅的《烟壶》，张贤亮的《绿化树》等；数十年来，她还为《中国文学》培养了不少知名翻译和业务骨干。

研讨活动

戴乃迭女士是中国文学出版社英籍老专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翻译家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家活跃于世界各地；她是香港翻译家协会荣誉会长、英国中国研究会终生会员、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笔会成员，曾多次参加世界各国举行的有关中国和世界学术研讨活动。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是杨宪益先生在爱妻戴乃迭去世之后写下的一首缅怀诗，在先生与爱妻戴乃迭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的岁月里，熟悉他们的人说，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见的。六十年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名字从来没有分开过，即使今天接受我们拜访的只有杨宪益一个人。

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画像就端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杨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对中国、对北京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相应的情感。1936年，杨宪益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戴乃迭。不久，戴乃迭发现，先生是个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

大概正是杨宪益身上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让戴乃迭爱上了他。后来，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业上的志趣相投，使他们成了彼此的知己，也为日后共同的翻译工作铺就了坦途……

1940年，杨宪益毕业回国，与六年前他独自漂洋过海相比，这次他带回了21岁的戴乃迭，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怎么会跟随杨宪益来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但从两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工作情况

回国后，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翻译工作

当时杨宪益选择了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

晚年的杨宪益先生很快发现在翻译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

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简单来讲，翻译就是把某一种文字，翻译到第二种文字。“就是这么一回事”。先生说，“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译成外文都没错。”

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

1951年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便是此间的作品，这是惟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学翻译的大事，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又出版了由沙博里翻译的《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的英文全译本。

狱中生活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在1968年4月27日同时因“英国间谍”案被捕入狱。后又被无罪释放。

这起因于一个原英国大使馆的中国雇员、司机熊某，因为解放前曾为英国使馆服务而作为“历史反革命”被关押，在受尽折磨之后他承认自己是“英国间谍”，他说“如果我是反革命，杨宪益也是反革命。杨宪益整天都跟伊文思在一起”。凭他这一句话，杨宪益成了“嫌疑犯”，被“内控”多年，进而在文革逮捕高潮中正式被捕。

当1994年笔者采访杨宪益和戴乃迭时，戴乃迭已经患病，很少说话了。关于她的狱中生活，笔者还是从她的姐姐希尔达（Hilda Brown）女士那里了解到点滴情况。以下是2002年10月20日希尔达的讲述（希尔达说的是英语，笔者只记录大意）：

格莱迪丝（戴乃迭的本名）在1974年第二次回国的时候告诉我，她刚被抓进监狱的时候，住的很差，伙食也很差，窗子是破的，冷风灌进来，又冷又饿，过了几个月，伙食才开始好转。她不太愿意说起监狱的事，因为监狱那一段是不愉快的回忆——监狱太差了。

由于她没有做任何错事，所以当提审员问她的时候，她神色自若。与审判员的“大敌当前”有天渊之别。提审员问她：你没有什么说的吗？格莱迪丝这个“特务”却答非所问的说“我想知道我的孩子怎么样了？”提审员说“他们有人照顾”。这个回答虽然是谎言，但是非常重要。正是这一句话，着实安慰了格莱迪丝，使她得以安心渡过四年的铁窗生涯。（当乃迭出狱后听说她和杨宪益的被捕株连了所有亲戚，两个女儿流落农村无人照顾时，她顿时哭了。她说如果她在监狱里知道此事，她真活不了了。——笔者）

希尔达还讲了戴乃迭在狱中与看守斗争，争取较人道的监禁条件的事：

当时（六十年代末）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很红火。提审员对格莱迪丝说你看美国对待黑人多不好，可我们对你很好。格莱迪丝立刻反驳他说“可是黑人在监狱里还能每天出去放风，我却不能出去”。经过她的争取，格莱迪丝才开始能够出去放风了。

她在监狱里靠背诵中英文诗歌打发日子。爱清洁的她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的干干净净，以此来活动筋骨，消磨时光。

监狱里不能看任何书籍，只能读马恩列毛的书。格莱蒂丝就通读了一遍《资本论》，还写了很多读书笔记。（可惜的是，这些笔记都没有留下来）

据当时同在半步桥看守所坐牢的郁风回忆，每次看守送饭给各监室的女犯人时，她总听到隔壁牢房里传来“谢谢”的声音。后来她证实，这正是戴乃迭。戴乃迭身陷囹圄之中，仍然保持着一种自尊，维持着做人的基本礼节，使郁风感慨颇深。

整整四年的单独监禁，使戴乃迭出狱后得了自言自语的后遗症。丈夫和女儿都发现，她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自言自语。这种现象过了一两年才消失。

情感生活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半世纪的情缘与生活，可以说历尽了艰辛——他们在“文革”中共同蹲过监狱，长子精神失常后在英国自焚……直到他们从外文局离休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两位老人携手一起上街买菜、挂号看病。可惜，进入暮年的戴乃迭身体欠佳，她不大讲话也不大出门，杨宪益便寸步不离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可以说，杨宪益、戴乃迭以他们事业上和生活上的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几十年来，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更用一生成就了一个传奇。

戴乃迭走后，杨宪益的生命仿佛也随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译工作，从她重病住院到去世的几年间，杨宪益仿佛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对他来说，没有戴乃迭在身边，酒和烟也都失去了过去的滋味和意义。这几年里，他哪里也不愿意去，更别说离开北京半步。他不会忘记，当年戴乃迭执意要嫁给他时所下的决心和做出的努力；更不会忘记，在漫长岁月里他们如何一同搀扶着走过。他难以想像，他的生活中怎能没有她。他有许多懊悔。他说他后悔对戴乃迭照顾得太少，他后悔自己带给戴乃迭那么多的苦难。

他们留下来的上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她叫戴乃迭，和英国皇室贵族同窗共读，却偏偏因为童年时的中国缘而爱上了他。他叫杨宪益，是一名牛津大学的自费留学生。她发现他非常有趣，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便爱上了他。因为爱他，她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

“将《离骚》译成英文是他们的痴情恋语。深奥的是古诗词，水样清明的是两颗相爱的心。她将怀春的心思告诉了母亲，母亲先是震惊，然后是愤怒。母亲在中国生活过十多年，她对女儿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这一辈子一定没有好下场。”他也对她说：“我的祖国正在经受战乱，情况不太好，你跟着我会受苦的。”但她毫不理会，坚定地说，“无论有多么难，你到哪，我就跟到哪儿。”

1940年，他毕业了。那年，这对恋人身上只揣了五十英镑，就从南安普顿出发开始了一生的双人旅程。经过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重庆。他做梦也想不到，家里会因为他身边的漂亮女孩乱成一锅粥。他的母亲因为儿子带回一个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孩大病一场，他的姑妈一听说他要娶洋媳妇就大哭起来。她们都认为洋女人生出的孩子好吓人，没有人敢要。婆家如此荒唐，身为英国传教士人家的千金，她的委屈可想而知。但热恋已成痴，她依旧不悔不改，终于她成了他的新娘。

从此，她的命运转了个弯。她先后在中央大学北培分校、贵阳师范学院、成都光华大学等高校任教，1943年又和他一起来到重庆国立编译馆。为了生计，夫妇俩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极其辛苦。两人的感情却愈加深厚。她为他，学会了中文，会写一手正楷小字，还能用文言文写小故事；他为她，保留着早年在英伦的生活习惯，只讲英语，害得她中文总是讲不好。他爱她，想起她来到中国后的种种艰辛，他用纯熟的英文说：“亲爱的，我让你遭罪了。”她金发一甩，碧眼一挑，答：“我愿意啊，我本来就是来爱你的，不是来享受的。”

岁月绵长，但生活的苦水没有被她热烈的爱情蒸发掉，反而越来越汹涌，要把他和她淹没。从战乱时开始，“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怎么会跟随其貌不扬的他来到中国”的追问就为她换来了一顶“特务”的帽子。因为这顶帽子，她和他吃尽了苦头：“文革”时甚至没有一个同事敢与金发碧眼的她说话，人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一些激进的学生还当着她的面高呼“打到美英帝国主义”。1968年4月，他被捕，半小时后，她被捕。狱中，她依旧爱清洁，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的干干净净；她依旧讲礼貌，每天对送牢饭的人说谢谢。冤屈中，她的一举一动仍透着平静和优雅，连他都感到讶异，“命运对你我太不公平，你怎么……”她深情一笑，像是在安慰他：“我不怕磨难多，那是上苍在嫉妒我们的爱情太美。”

爱，的确很美。在翻译界，像他们那样的夫妻合作，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他们用爱情做墨，吟诵《离骚》，研究《资治通鉴》，将《鲁迅文集》《史记选》等上百部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每一部译著上，在他的名字后面，一定跟着她的名字——戴乃迭!

那是多么实在多么恒久的相伴相随啊!

她本是一个柔弱女子，终有不堪重负的时候。那一年，大儿子因受父母牵连而精神分裂，医治多年都没有好转，最后竟在发病时浇汽油自焚而亡。她积郁成疾，最后得了老年痴呆症。或许只是因为他在跟前，她才一直微笑着，白色卷发松软地垂至泛红的脸颊旁，目光纯净犹如婴孩。八十多岁的他细心的照顾她，给她戴上餐巾，一边连哄带劝的喂她吃饭，一边和她说话：“鲜花搬进屋子里是让我来养的，女人娶进家门是让我来爱的。”如此的甜言蜜语，他不厌其烦地说着，直到1999年11月，她离开人世。

她去世之后，他便停止了所有的翻译工作，他的生命仿佛和她一起离去。十年里，人们见不到杨宪益、戴乃迭这两个名字在新作品中出现，也绝不可能仅有“杨宪益”这三个字入眼。面对所有的邀约，他说：“她不在，我不出现。”直到2009年11月，他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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