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杀奸团

活跃于华北的抗日团体

抗日杀奸团是活跃于华北的著名抗日团体，曾经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开以爆炸暗杀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

团队背景

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中国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家境殷实的热血学生，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团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阶层的子弟在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对抗团的侦办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军封锁消息，秘密调动伪满军警到北平实施行动才得以避开抗团的情报系统的，所以给抗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天津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素以不介入政治斗争为务，但其中有一个在天津中学读书的子弟受抗日思潮影响，违背家族原则，成为了抗日杀奸团的最早成员之一，并在团长曾澈牺牲之后担任过抗日杀奸团的领导职务。

主要成员

冯运修，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日杀奸团，1940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表面上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实际上却是抗日杀奸团中一个出色的书生杀手。如许多抗日杀奸团成员一样，冯的家世也颇为显赫，他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伪军对这位风流倜傥的甥少爷颇为恭敬，不料冯是有心人，借机以学枪打猎为名，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成为抗团中优秀的神枪手。齐燮元对此也有耳闻，曾经责冯不专心念书，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外甥的真实身份。

当时抗日杀奸团作为军统的外围组织，在行动上有一定的分工，即军统负责对日军人员和伪组织顶级人员的打击，抗团负责对伪组织中高级人员的打击。

1938年，冯运修参加火烧日中元公司仓库的行动。同年因为天津大水灾，天津抗团的行动重点转向北平。

1939年，冯运修受命从天津到北平，配合北平抗团成员刺杀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按照计划北平抗团成员伪装有公事叩门欲见冷，冷应门后冯即开枪将其射杀。不料冷应门后却令其妻开门，结果冯一枪命中，但只射杀了冷的太太。虽然暗杀没有成功，但给北平伪组织造成相当震动。

这期间，抗团的组织逐渐扩大，在天津也有多次精彩行动，但是因为叛徒出卖，团长曾澈（抗战前即在华北活动的老特务，戴笠颇为欣赏，同时担任军统华北区书记）被捕牺牲。

由于曾澈至死未出卖抗团的组织机密，因此曾澈的牺牲并没有使抗团遭到致命的破坏，但是曾的死，使抗团一度失去了精神领袖。

据史料记载，曾澈是一名非常善于组织，而且能够激励部下的优秀特工人员，他对抗团的组织颇有特色，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独创的抗团干部的颠倒代号。

曾澈的颠倒代号，是一套为抗团干部编制的化名，采用的是数字加上成员姓名别号之类颠倒后的谐音，前面的数字，其实代表的是在组织中的排位，现在看来，颇让人想起美军在伊拉克的五十四张扑克牌又想起水浒的一百单八将。

比如最高的“易妙红”，其实真正代表的是军统局老板戴笠，易，是“一”的谐音，“妙红”是“洪淼（戴笠的化名）”的颠倒。

“三目王”，是军统在华北的老牌特务，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所谓军统四大杀手之一，排行第三，后叛变，给军统华北华东组织造成极大破坏。

“刘诗白”，是军统著名杀手白世维，抗战前就曾经刺杀过张敬尧，排行第六，抗战后任北平警察局副局长。

这都是对抗团实施指导的军统大特务。

“九曲帆”，是范旭，曾经实施刺杀周作人，排行第九。

“石朋里”是军统在抗战期间冒险从平津调到重庆受训的李如鹏，参加过刺杀周作人，王竹林，排行第十，后牺牲。

“史山风”是冯运修，排行第十三，但是他因为精明干练，在北平有可靠的立脚点，渐渐不仅从事刺杀任务，也司职组织文件和枪械的保管。

抗团1941年前在北平最重要的据点，是北大的未名湖湖心岛，而在天津最大的据点，则是成之先生担任少东家的远东饭店，到了这两个地方，抗团成员形容就是“进了保险柜”。

日军1940年8月上中旬在北平天津联合进行的，针对抗团的大规模搜捕行动(即“八月大逮捕”)。这一次行动抗团成员共计被捕四十余人，北平大部分骨干入狱，天津也遭到重创，李如鹏等牺牲。残存人员继续坚持一时十分困难，遂组织部分骨干人员从天津撤离，将抗团总部转移至重庆。此后军统为抗团成员提供电台和武器，进行人员训练，经过一个恢复时期，从1942年起，又陆续返回平津开展活动，直至抗战的胜利。

（1939年，因抗团的国民党军统背景逐渐暴露，国共合作也已经出现裂痕，抗团中的亲共人员陆续脱离，却侥幸躲过了八月大搜捕的劫难）

1940年8月，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行动当天之前不和北平伪警方联系，直接调动伪满警察进入北平，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对抗团成员开始了大逮捕。因为几次行动成功，抗团内部不免有轻敌骄傲情绪，防范不周，在日军的大搜捕中李振英、孟庆时、纪凤彩、郑统万、郑昆仑等纷纷被捕。其中李振英等本来身处燕京大学校内，日军逮捕并不容易，但却被日军利用军统叛徒曲某发出通知，诱燕大抗团成员开会。李振英不知是计，和王知勉、李澄溪等出校即被捕。另一个燕大抗团成员吴寿贞出校稍晚，恰好看到李振英被捕，立即退回校园，后在张东荪和侯仁之两教授的帮助下西去游击区，吴后来在西山参加游击工作时在战斗中牺牲。8月6日深夜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远修在西四北四条的住所，由于冯运修负责抗团组织材料和行动文件的保管，假如这些材料落入日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冯运修立即携带文件退到厨房，将其焚毁。日军即破门而入，冲入冯家小院，将冯运修的父亲、弟弟等人捕获，随即发现冯运修藏身的地点，日本特务即喊话叫冯运修投降。冯运修身中数弹，已经不屈而死，年仅19岁。冯运修的右手中弹，左手持枪，显然是右手负伤后依然死战良久，但所有文件都已销毁，无法辨认了。

袁汉俊，抗日杀奸团成员，天资聪颖，秉性善良忠厚，耿直侠义，具有爱国热忱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1934年秋，袁汉俊在南开中学读书，当时袁汉俊家住天津万国桥（现今解放桥）附近的一座西式小楼里，一墙之隔是法国工部局。袁汉俊总是面朝工部局，面色凝重地倾听工部局发出的拷打声和凄厉的惨叫声。原来那凄厉的惨叫声是爱国志士和抗日青年被严刑拷打时凄惨的喊叫声。这说明袁汉俊在南开中学时期就激发了抗日的爱国热情，从此他走向抗日救国之路，最后英勇牺牲献出年轻宝贵的生命。

袁汉俊与抗日杀奸团成员祝宗梁、孙大成、刘友琛、冯运修等多次进行抗日杀奸活动，如火烧日军的粮库和棉花栈，炸毁日军收买的光陆电影院、中原公司和日军设的公共汽车；刺杀程锡庚和王竹林等。在刺杀程锡庚行动中袁汉俊是主要成员，因而引起日伪当局的注意，并多次追杀袁汉俊。

程锡庚遇刺后，袁汉俊去重庆大学读书，1941年他给抗日杀奸团的女友的信中称：“我虽身在读书，但心仍在抗日……”。在他大学毕业的前一年，袁汉俊毅然放弃学业，回到北平，以实际行动继续抗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1943年，由于叛徒郑有溥、齐文宏的出卖，在袁汉俊由上海返回北平的途中，在天津火车站被日寇抓捕。因为袁汉俊是抗日杀奸团的骨干成员，知道抗日杀奸团全部情况及成员名单，袁汉俊知道如果屈服招供，抗日杀奸团组织将被破坏。因此在日寇的酷刑下，袁汉俊宁死不屈，丝毫未吐露半点组织机密。最终，慷慨就义，时年26岁。袁汉俊在被杀害前，见到狱友冻得发抖，他把身上的皮衣脱给狱友，而自己只穿单衣走向刑场。”由于日寇的残忍，袁汉俊的遗体始终没有找到。

据抗日杀奸团的同志称：“袁汉俊为人忠诚，工作积极负责，哪里有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对抗日杀奸团贡献很大，有关组织、总务财务等工作他全部承担，将团员名册、钱物等存放在法租界新华银行的保险柜里，他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工作稳健，任劳任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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