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体文学

文学术语

散体文学是用最简单，最直白的文字，将感情的评论和描绘，融合，发挥尽致。

散体赋

在汉代，有散体赋，是指盛行的赋体作品，以主客问答的方式“铺陈摛（chi）文，体物写志”，虽散韵结合，但散文的意味较重，所以称为散体赋。一般篇幅较长，规模宏大，所以又称散体大赋。散体大赋是汉赋的主干，所以散体大赋可以直接称之为汉赋，一般来说，文学史上说的“汉赋”，都是指汉代散体大赋而言。

散体赋，句式三、四言至九、十言均有，韵散结合，以体物为主，一般直书其事，铺采摛文，排比铺陈，多以问答体形式展开描写，辞藻富丽，篇幅庞大。主要由诸子问答体、战国纵横游说之文和楚辞演化而来。

东汉前期，散体赋的创作仍呈现现发展态势，不过创作倾向开始由讽谏转向颂美。班固的《两都赋》是一篇明确地以颂美为创作目的的作品。赋前有一段较长的序，表达了班固的辞赋观和创作宗旨。序的具体内容如下：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宏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

这段话充分肯定了赋的颂美作用，甚至将它们与《诗经》的《雅》、《颂》等而论之。它反映了东汉赋家对赋的重新定位。他们希望把赋纳入国家的礼乐典章之中，使之成为文治教化之具。出于此种目的，东汉前期的赋家以极大的热情颂扬朝廷的礼乐典章和文治教化之美，《两都赋》就是从这一角度下笔的。这两篇赋的创作和东汉初年关于建都问题的争论有关。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曾遭到一些朝野人士的反对，到了永平年间，仍有《两都赋》中所说的“西都耆老”盛称西都的繁盛而鄙陋东都洛阳。《两都赋》即针对这一现象而作。但班固在赋中并没有就西都和东都的优劣展开评议，而是通过赋中的描写“以极众人之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在《西都赋》中，他先让西都宾极力夸饰西都的宏伟富丽，这正是所谓“众人之眩曜”的东西。《东都赋》一开头就针对这个靶子进行批评，然后表示要告诉对方“建武之理，永平之事。”关于建武之理，主要写光武中兴，认为光武帝的勋业和行为，可比于伏羲、黄帝、汤、武、殷中宗、周成王以及西高祖和文、武二帝。而赋中赞扬的重点，则是永平之事。而永平之事，又主要写其礼乐教化：

于是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营，嗜欲之原灭，廉正之心生，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登降饫宴之礼既毕，因相与嗟叹玄德，谠言弘说，感含和而吐气，颂曰：盛哉乎斯世！

赋中对东汉的颂美是毫不掩饰的，尤其是对作者生活的永平时期，其赞颂更是无以复加。但这种赞颂既不是以东汉的繁荣富强去压倒西汉，也不是停留在对帝王功业的讴歌，而是集中在东汉的德治之美和礼乐教化之隆，所谓“折之以今之法度”的法度，也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依据，宣扬王道德治和礼义教化的思想。与这种思想倾向相适应，赋的风格也是雍容典雅的，赋的结尾又特意安排几首四言诗，把这种颂美倾向和典雅风格推向了极致。

东汉前期还有一批赋家也表现出同样的创作倾向。傅毅作有《洛都赋》和《七激》，崔骃作有《反都赋》，李尤有《函谷关赋》、《辟雍赋》、《东观赋》、《德阳殿赋》、《平乐观赋》等，也都重在描写礼制之隆、教化之美和四夷宾服之盛况，以赞美东汉的中兴和德治。

东汉中期，散体赋的创作出现多元化倾向，其中有娱乐之作，也有颂美和讽谏。张衡的（78—139）《二京赋》是又一次讽谏的尝试。《后汉书?张衡传》说：“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赋中假设凭虚公子和安处先生的问答。《西京赋》中先让凭虚公子夸耀长安及西汉的豪侈富强，批评东汉“独俭啬以龌龊”，这些话等于为《东京赋》中的议论树立了一个靶子。《东京赋》即针对上述观点展开议论，尖锐地指出崇尚奢侈，“剿民以婾乐”的危害。《二京赋》的铺陈描写规模更大，特别是更为广泛地描写了汉代的城市生活、风俗民情，其中对各种杂技百戏的描写是研究汉代表演艺术的珍贵史料。赋中的议论也更多，更具针对性。但赋的基本体式仍是模仿前人，终不能改变劝百讽一的特点。

汉大赋的缺点是一味对客观对象进行铺陈描写，而很少表现作者的内心世界和主观感受；一律采用主客问答和层层排比，也略嫌呆板少变；赋中又往往爱用奇词僻句，容易给人嚼蜡之感。但尽管如此，汉大赋在文学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两汉文学的代表，他们描写了中华民族大发展时期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各个领域开拓进取的业绩，歌颂了国家的强盛和统一，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汉大赋中描写了疆土的辽阔、山川的富饶、都市的繁华、宫苑的壮丽、以及田猎、歌舞、音乐、杂技、车马、服饰等丰富多彩的对象，扩大了古代文学的题材领域。在表现技巧和语言运用方面，他们也为后人提供了经验。特别是汉大赋主要是作为一种供人愉悦的艺术品而创作的，非常讲究形式美，这对古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对于文学脱离学术走向独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考据《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卷第一编第四章第三节】

散体大赋

散体大赋是汉代辞赋的代表，它师承屈原、宋玉及《诗经》的“雅颂”与战国时期的纵横游说之风。它的内容多属为统治者扬威颂圣，思想倾向比较空泛，艺术形式过于简单僵化。散体大赋普遍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作品篇幅巨大，文字排铺堆砌，对事物进行铺陈描写。从形式上来说，它更像散文，直接继承了先秦散文。散体大赋的代表作有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长杨赋》、《羽猎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

如今，很多作家写作采用散文，散文讲究“形散而神不散”，用散文表达感情比记叙文议论文更细腻，更深入人心。

散体文学溯源：

中国散体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虽然在魏晋——“文学的自觉时代”之前，先秦时代的散文著作主要是根据各种实用目的，如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思想观念等目的而产生的，不能归为严格意义上的散体文学，但先秦散文在整个散文文学史上的地位却不容忽视。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显示了上古时代书面语的成熟过程以及语言在表达思想与情感的能力的增长。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包含了文学因素，有的还含有很强的文学性，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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