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鲁米林

前苏联经济学家、统计学家

C·T·斯特鲁米林(1401，1877—1974)，前苏联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教育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工人运动。1905年开始科学文论写作活动。

经历

1921年以后，历任前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副局长、科学技术鉴定委员会委员、科学院分院和附属机关委员会副主席、科学院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在莫斯科大学经济干部训练班、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国立莫斯科经济学院任教。他在研究统计学、核算、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化、前苏联国民经济史方面卓有成就，先后发表著作与论文共180余种。

斯特鲁米林是现代教育经济学的开山。1924年，他最早运用数量分析方法研究教育经济效益，《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作为现代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开篇作，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他明确肯定，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劳动技能(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技能)也随之相应提高；劳动者个人和国家的经济收益，远远超过对教育的投资。这篇论文曾破例被收入到为1963年国际经济学会年会编辑的教育经济学文集里，受到同行们的好评，称之为“令人注目的先驱性论文”。

40年代和50年代，斯特鲁米林对科学技术的经济效益等问题作了较多的研究，发表有著名的《科学的经济效益问题》、《论新技术的效果》等论文。60年代，他开始将科技进步、人才培养、学校教育与经济效益等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研究，在其《苏联的教育经济》一文中明确指出，科学本身会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直接生产力，但它需要有教育作为转换机制，教育投资从长远观点看即是生产性的投资。

《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由引言、体力劳动和学校教育的关系、脑力劳动和教育程度的关系几部分组成。

引言部分

，简介了作者对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进行研究的历史背景，简述了从1918年起至本文写成止研究进展的过程。

关系分析一

体力劳动和学校教育的关系

在这一部分的预备步骤中，作者通过对所研究的特征稳定性进行的预先调查，发现再选定的工种类别范围内，只需进行2000—3000人次的调查，就足以取得既能确定材料性质，又可以满足准确的研究结果的需要。于是，作者从掌握的列宁格勒五金工人工会会员重新登记的职业卡中，挑选了2602张登记得最完整的机械车间的工人卡片。

这些卡片上的技能是根据12级工人工资等级表上的工资等级和工资定额来确定的。当作者把这些战争前夕不同工种的工资额同1918~1919年这些工种的工资等级加以比较时发现，不难把工资等级推算成他们的战前工资额，并把确定一级工技能等级的计量单位作为确定技能等级的尺度，作者把它叫做技能等级的“劳动单位”。根据实际状况的描述，可以把工资等级转换为劳动单位的公式概括为：

x=1+0.2(n一1)，式中：x—劳动单位数

n—12级工人工资等级表上的等级数。

经过一些预备步骤后，作者首先综合分析了年龄，工龄与教育程度和技能的关系。他指出：“总的来说，规律性表现，随着工龄的增长，技能也提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技能起初是提高的，直到30—40岁，达到其最大限度，以后开始下降。”

作者采用了著名的平均“标准化”(或称“规范化”)的办法，每次都在年龄、工龄、教育程度三个因素中排除两个因素，分别得出只在一个因素影响下技能变化的情况。作者指出：“年龄对于技能或体力劳动质量的影响，在32岁以前，即在工人的体力达到最强壮时期之前，他的技能是不断增长的，以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体力自然下降，年老工人技能的市场评价也开始降低。

在分析教育程度对技能等级的影响时，作者在分析中指出，教育程度对技能的影响，就平均而言，1年学校教育平均提高的技能，比1年工龄平均提高的技能高1.6倍。从技能的年增长指标来看，在从事体力劳动时，前3年学校教育使工人学到的东西，明显地比同一时间的工厂培训所学的要多，并且，7—16岁的学校教育，对于工人以后的职业活动是完全有好处的。由于实行免费教育，对个别工人来说，任何量的学校教育都是非常合乎希望和有利的。

作者指出，学校教育在国家经济预算里的作用，考虑到随着劳动生产率和工人技能增长而日益增加的剩余产品量，按照最谨慎的估计，要比工人工资的价值增加一倍。按当时苏联的实际教育费用，一个学生一年所需的经费不超过20~25卢布，按把教师的劳动工资提高到每月30卢布(甚至提高到38.8卢布)计，把支出标准提到预算数800卢布，初等教育每年的收益与费用的比较为：第l~4学年，费用为126卢布，收益为4121卢布，收益比费用多3995卢布；1~5学年费用为170卢布，收益为4591卢布，差额为4421卢布。由此可见，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到的收益，超过国家对学校教育的相应费用的27.6倍，同时，国家基本建设费用已经在最初1.5年内得到超额补偿，而在后来的35.5年期间内，国家每年不花任何费用就可以纯得收益。作者认为，比这样的“资本”投放场所更有利可图的地方，即使在像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这样有特殊潜力的国家，也难以再想得出来了，而且，在这里还没有考虑工人本身在提高工资时附带得到的那些好处。

1924年，根据前苏联实施全民义务教育，发展学校网的教育改革计划，拟保证8—12岁的4个年龄的儿童享受初等教育，预期10年完成。实施这项计划的费用，10年中将超过16亿卢布，这个数字当然是大的，但是作者认为，与此同时，这些费用提高国家劳动力生产率的效果，据估算至少为690亿卢布。收益比投资高出42倍。同时，教育基本建设费用，在第一个10年结束前，就将以国民收入的相应提高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而这些投资的效益在随后的30年期间，每年可超过125%。因此，国家感受到这项教育改革的财政负担，只是在改革实施的最初五、六年里。

作者在分析中指出：中等教育的代价要更大一些，如需要耗费教师两倍多的劳动，而且是业务水平更高的劳动。经过比较可知，中学在提高体力劳动技能方面的作用比小学小得多。但从教育投资和收益的比较来看，在第5—8教学年里尽管用去了235卢布20戈比，但却在一个工人终生37年活劳动的生产率上增加约1251卢布的收益，也就是回收这些费用的430%还有余。同时，基本建设费用在最初的7年中就可以得到抵偿，随后在30年期间每年国家的纯收益超过14%。

以上就是作者对体力劳动和学校教育关系分析的基本结论。

关系分析二

脑力劳动和教育程度的关系

作者采用对列宁格勒机床工人调查的相同方法，在1921年粮食人民委员部职员卡片和1923年邮政总局职员卡片中，选用了特征栏目填写完好的2307张卡片进行观察。分析的步骤与对体力劳动和学校教育的关系的分析相似。

作者对教育的经济意义作了实证研究后，还从理论上对分析结果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在按新的社会主义的原则，有计划地处理我们国民经济的改造问题时，不仅必须考虑到象电气化这样的国民经济改造的强大物质因素，然而倘若没有国民教育，即使是最好的电气化计划也未必能轻易地得到实现。”

斯特鲁米林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以《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为代表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经济科学理论为指导，用现代统计计量方法进行了教育经济学研究，是教育经济科学的奠基人。他的主要贡献是：

1．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首次计量了教育的经济收益。斯特鲁米林是用“劳动简化比”为中介而进行教育的经济效益计量的。马克思曾讲过：“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劳动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因此，斯特鲁米林自创的借助劳动简化比计算教育经济效益的方法，从理论上是有科学依据的。

2．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劳动区分的理论，论证了教育是具有生产效能的劳动。

斯特鲁米林在《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中，在分析和计算了教育的经济收益后指出：“当然，我们引用的粗略计算只是起一种实证作用。然而它的真实性还可以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其后，他以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区分的理论，论证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教育的生产性涵义，得出教育是具有生产效能的劳动的科学结论。

作者认为教师劳动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生产效能，已经在他的实证分析中看到了。即使在教学活动组织还远没有那样好的情况下，生产每一个在高等学校毕业的劳动者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花费不超过13.2年的简单劳动，而用这些时间可以把这个劳动者的生产效能(以他一生的劳动来计算)提高到相当于一级工148年的简单劳动，即比在教育上所耗费的劳动多10倍。

尽管当前我们对教育劳动与生产劳动的关系，还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斯特鲁米林遵循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性质所作的分析，还是比较严肃而中肯的，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教育劳动的生产性，在科学的理性认识指导下重视教育、把教育真正摆到经济建设所依靠的重要战略地位上，是很有意义的。

3．斯特鲁米林在教育经济学研究中的科学态度，也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例如文中在实证分析中，从研究材料来源的可靠性，到调查人次数量与所研究的特征稳定性和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及方法都比较严谨。表现了作为教育经济学家应有的科学态度。

综上所述，斯特鲁米林在《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篇论著中，最早测算了教育所带来的个人或社会的经济收益，尽管在以工资作为确定劳动简化比的依据上，需要工资额足以反映劳动技能的差别为前提，他所确定的简化比率的客观准确性尚值得进上步研究，但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划分的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的理论为基础，沿着“教育—复杂劳动—经济价值”的脉络去探索和计算教育的经济效益。在理论上有依据，在方法、原则上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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