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注

南宋时期关于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所作之集注

南宋时期关于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所作之集注。一为宋高宗时期之高闶所作四十卷本；一为宋理宗时期之张洽所作十一卷本。两种均可见于《四库全书》。

南宋高闶著

〖春秋集注(高闶)〗四十卷。

南宋高闶撰。闶字抑祟，浙江鄞县人，少通经史大义，绍兴初以上舍选赐进士第，召为秘书省正字，累官国子司业，时大兴大学，闶奏宜先明经术之学，皇帝从其奏请，中兴以后，学制多闶所建明，除礼部侍郎，被劾出知筠州，卒谥宪敏，学者称息斋先生，尚著有《乡饮酒议》等书。此编前冠楼钥序，称闶以直道忤时宰，一斥不复，家食累年，略不以事物自撄，日有定课，风雨不渝。是高氏自家居以后，晚年精力，尽用在此书中。

以程颐《春秋传》为本，故书前仍冠程子原序，其说则杂采唐宋诸家，融以己意，所引旧论则不复标举其姓名。书中大旨虽遵从程子《春秋传》，但一些具体观点却多有不同；并且，对程子之说亦时有匡正。如程子据汉薄昭与淮南王书有“齐桓杀弟”之语，遂认为齐子纠为弟，齐桓公为兄；高氏则仍用《左传》、《公羊传》、《□梁传》外加《史记》、《荀子》诸书所记，云子纠、小白都是襄公之弟，子纠为长，为当立，持论绝不依阿牵就，务存门户之私。其他如解卫人立晋，解夫人氏之丧至自齐，解取济西田诸条，皆深符《春秋》经义。其解“及向成盟于刘”云：凡因来聘而盟者，必在国内，刘是王畿的采地，岂有来聘鲁而远盟于刘者？盖下文有“刘夏”传者以为春夏之“夏”，与“文四年夏逆妇姜于齐”文同，故误增“于刘”两字；又如以“州蒲”为“州满”之文等诸多观点，都足以备一解，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惟隐公九年“会防”之防在山东古琅邪华县东南；十年“取防”之防在山东高平昌邑县西南；文公十二年“城诸及郓”之郓在成阳姑幕南；成公四年“城郓”之郓在东郡禀邱县东，但高氏却都将其混为一谈，指为一地，则未免疏于细考。此书在宋儒同类著作中堪称上品，作者既能广集前人旧说，又不为其所囿，在研究中坚持以己见为主，使此书具备了较高的学术价值。至于书内所载经文，多从《左氏》，而间亦有从《公》、《□》者，对待三《传》的态度并不独尊崇一家，贬弃其他二家。原书久佚，其文惟散见于《永乐大典》中，《四库》馆臣按次自《大典》中辑出，排比荟萃成编。《大典》原缺者，则采各书所引闶说补之，终使其首尾完具，复为全帙。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十四卷，馆臣以其篇负繁重，重分作四十卷。《宋史·艺文志》则著录为《春秋集解》，而《永乐大典》实作“集注”，与《直斋书录解题》同，近人宋慈抱《两浙著述考》亦著录为“集注”，是“集注”为宋本原题。

有《四库全书》本，清闽覆本及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传世。

南宋张洽著

〖春秋集注(张洽)〗十一卷。

南宋张洽（1161一1237）撰。洽字元德，号主一，江西清江人，嘉定进士，历袁州司理参军、知永新县、通判池州，有治绩，后为白鹿洞书院山长，选好学之士，日为讲说，汰其不合格者，清查学田，使书院废而复兴；端平初，除直秘阁，主管建康祟禧观，卒谥文宪；少从朱熹学，博览群书，自“六经”传注而下，皆究其本旨，尚著有《春秋集传》等书。端平元年（1234），朝廷知洽居家著书，遂命令临江军守臣，以礼延请，斋纸札誊写以进，是为此书。既上而洽卒，其书充付秘阁。书前有自序，亦即进书状，自言于汉、唐以来诸儒之议论，莫不详考细究，取其足以发明圣人之意者，附于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传》。既而又因此书尚属粗备，复仿先师朱熹语孟之书，会其精意，诠次其说，以为《集注》云云。此亦是撰书之大旨。朱熹《朱子语录》深驳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张洽推崇师说，以春为建子之月，与《左传》王周正月义吻合。并且，张氏比较全面地继承了朱熹“格物致知”和“即物穷理”的唯心主义思想，将其贯穿于本书的始终，每文立义皆要深究所谓的本旨，因此，其所注解遂每每难与经义相合。后儒就此对张洽多有驳难。如宋儒车若水《脚气集》即谓，《春秋》一书，质实判断不得，除非起孔子出来说当时之事，与所以褒贬去取之意，方能彻底明了，张氏作《集注》，便是质实判断，实在难得《春秋》之要领。因张氏之学出于朱熹，故明代洪武中，以此书与胡安国《春秋传》同立学官。

到永乐年间，胡广修《五经大全》，其说专主胡氏之《传》，科场用为程式，此书遂见废不行。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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