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行新刑律

北洋政府时期施行的刑法典

暂行新刑律，北洋政府时期施行的刑法典。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十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民国法令未经议定颁布，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缓援用。”北京政府根据前述大总统令，对《钦定大清刑律》中刑罚轻重未尽允当及与民国国体相抵触的部分进行删修，同年三月三十日完成，定名为《暂行新刑律》，四月三日刊登在《政府公报》。四月二十九日，临时参议院在北京开议，正式通过《暂行新刑律》之决议。四月三十日，《暂行新刑律》公布施行。

内容

《暂行新刑律》分总则、分则二编，共五十二章，凡三百九十二条。

总则十七章：1.法例；2.不为罪；3.未遂罪：4.累犯罪；5.俱发罪；6.共犯罪；7.刑名；8.有减；9.自首；10.酌减；11.加减例；12.缓刑；13.假释；14.恩赦；15.时效；16.时例；17.文例。

分则三十五章：1.侵犯皇室罪（删除）；2.内乱罪；3.外患罪；4.妨害国交罪；5.漏洩机务罪；6.渎职罪；7.妨害公务罪；8.妨害选举罪；9.骚扰罪；10.逮捕监禁人脱逃罪；11.藏匿罪人及湮灭证据罪；12.伪证及诬告罪；13.放火决水及妨害水利罪；14.危险物罪；15.妨害交通罪；16.妨害秩序罪；17.伪造货币罪；18.伪造文书及印文罪；19.伪造度量衡罪；20.亵渎祀典及发掘坟墓罪；21.鸦片烟罪；22.赌博罪；23.奸非及重婚罪；24.妨害饮料水罪；25.妨害卫生罪；26.杀伤罪；27.堕胎罪；28.遗弃罪；29.私擅逮捕监禁罪；30.略诱及和诱罪；31.妨害安全信用名誉及秘密罪；32.窃盗及强盗罪；33.诈欺取财罪；34.侵占罪；35.赃物罪；36.毁弃损坏罪。

《暂行新刑律》沿袭了《钦定大清刑律》刑罚人道主义、罪刑法定、对未成年犯实行感化教育等原则、政策。与《钦定大清刑律》相比，主要变化有：首先，删除了《钦定大清刑律》的服制图、服制和《暂行章程》五条。其次，删除了分则第一章侵犯皇室罪（第89至100条），第八十一条（乘舆、车驾、御、跸、制之定义）、第二三八条（伪造制书及行使伪造制书）、第二四七条（伪造玉玺、国玺）、第三六九条（窃取御物）、第三七五条（强取御物）、第三八七条（关于御物之诈欺取财与图利）、第402条（毁损制书、玉玺、国玺），这些条文所涉事项在其他条款中的对应内容亦予以删除。第三，将具体条文中的“帝国”改为“中华民国”，“臣民”改为“人民”，“覆奏”改为“覆准”，“恩赦”改为“赦免”。

比较可见，首先，《暂行新刑律》反映了从帝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其不仅删除了“侵犯皇室罪”以及有关皇权相关条款内容，修订了条文中的相关措辞，而且没有像后来民国四年（1915年）的《修正刑法草案》一样设置“侵犯大总统罪”，可见《暂行新刑律》将大总统与普通公民同视，体现了更为平等的立法精神。其次，《暂行新刑律》进一步减弱了纲常礼教色彩，其删除了服制图、服制和《暂行章程》五条（危害乘舆、内乱、外患、对尊亲属有犯、强盗、发冢等罪加重处刑，无夫奸入罪，卑幼对尊亲属不适用正当防卫），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即使是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护法军政府，仍宣布适用《暂行新刑律》。

发展

民国三年（1914年）在醉心帝制的袁世凯倡导“隆礼”、“重典”的背景下，出台了《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十五条，其代表着对旧律维护纲常礼教精神的再次回归。例如第一条规定对尊亲属不适用正当防卫、第六条规定无夫奸人罪，第八条规定尊亲属伤害卑幼仅致轻微伤害可以免刑，第十一条父母可以请求法院惩戒其子，与《钦定大清刑律》的《暂行章程》有异曲同工之用。该补充条例在北洋政府统治区始终施行，广州军政府则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二月十七日明令废止。

《暂行新刑律》虽然标榜“暂行”，但随后编纂的民国四年（1915年）《修正刑法草案》因为具有明显的袁世凯专制烙印，民国七年（1918年）《刑法第二次修正案》、民国八年（1919年）《改定刑法第二次修正案》因为西南各省仍适用《暂行新刑律》，恐造成适用不统一等政治因素，皆没有正式颁布，因此《暂行新刑律》是1912年到1928年期间唯一适用的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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