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回寺石佛冢

曲回寺石像冢的佛像艺术对研究中国的佛教史、美学史、雕塑史具有重要意义。

据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蓬庵所作的《曲回寺碑记》记载：“肇自大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有大禅师慧感，俗姓王氏，北京人也，初住此山，奉诏创此寺，持旨赐曲回山寺。”寺中原有明代正德年间铸造的一口大钟，钟上也有文字记载，曲回寺属五台山下院，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开元”是唐玄宗的年号，时值盛唐时期，也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而曲回寺又是奉玄宗圣旨修建的，寺成之后，玄宗又亲赐寺名，可见曲回寺当时的规模和在全国佛教寺院中的地位了。

曲回寺自唐代初创，历经辽、宋、元、明、清五朝，虽历朝都有重修，但基本保持了唐代原貌，直到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被日本侵略军付之一炬，使千年古刹毁于一旦。我们从劫后残存的寺庙遗址看，昔日曲回寺有两进院落，主体建筑有山门、钟鼓楼、中殿、大殿、配殿和跨院僧房，整体寺院呈坐北朝南的长方形布局。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曲回寺周围，散布着众多坟丘状的大土堆，村民称“塔儿”、“石佛冢”，拦河坝上的石佛像正是从这里挖出的。当然，这该是20世纪70年代初全国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曲回寺村民拦河造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杰作”了。

石佛冢数量知多少

千年古刹——曲回寺，曾经御笔提名，感受皇恩浩荡；曾经香烟袅袅，深得千万信众的膜拜；曾经商旅驻足，为无数远行的人遮风避雨；曾经……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早已成过眼云烟。繁华已逝，空余残垣瓦砾，废墟一片。当我们彳亍其间，总有一种沧海桑田、茫然若失的感觉。好在那遗迹周边散落的一座座石佛冢，仍以它原初的姿态默默地匍匐于大地，世世代代、朝朝暮暮，历经千余年风雨冲刷，似乎正向我们提示着一个一个谜样的故事。 据《曲回寺碑记》中说：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奉诏因建石塔三百六座”。这些所谓的“石塔”，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个墓丘状的“石像冢”。关于曲回寺的石佛冢数量，村民们都认为是306座，而按古代的记数规则，“三百六座”应是360座。可是，我们大致数了数，眼前尚不足50座，其余的又到哪里去了呢？ 按村民们的说法，一方面因时间久远，分布范围广，在人为和自然力的作用下，不少石佛冢的地面痕迹消失了，而地下石佛还在。另一方面，曲回寺的石佛冢在建国后曾经历过三次毁灭：一是1967年修京原公路，公路穿越石佛区，使部分石佛冢毁掉；二是“文革”中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拦河造地，挖冢取石，使一些石佛冢彻底消失；三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一些不法分子大肆盗挖石佛，使诸多石佛冢被毁掉。 　就眼前这些石佛冢看，其外形如民间墓丘，有的搞出地面达5米，一般均在3米左右。直径最大的达20米左右，最小的也在5米左右。有几座已被有关部门发掘，其内部构造是这样的：封土下是用石块砌筑的长方形石室，南北走向，长6米左右，宽和高均为1．5米，石室顶由长石条密排搭成，所用石料均为当地出产的花岗岩石。石室内整齐排列着石像，有佛、菩萨、供养人等，皆面南背北。当然也有例外，如村南四塔台的24号石像冢，石室内有约30尊小石像，然后一层石佛像一层土，层层埋放。而且有的石像冢内造像粗糙，几乎是半成品。 　斗江岗1号石佛冢是曲回寺附近较大的一座石佛冢，封土下的石室内，正中线上是一排五尊坐像，像高1．5米，前后整齐排列，刻工精细，宽衣博带，面部丰满，是典型的唐代风格。五尊坐像两侧，立有数量不清的小石像。石室南端以巨石封门，封门石上雕有横向并列的7尊佛像，每尊佛像上方刻有和尚法号：“大禅师道秀和尚”、“大禅师道信和尚”、“大禅师法忍和尚”等等。封门石上还刻有建筑石像冢的年代：“天宝十载”、“维大唐天宝十一载七月一日”等。 　我们查唐代佛教资料，这些“禅师”行迹并不确切，仅知“道信”是唐代高僧，被禅宗门徒推为“四祖”，另几位“禅师”或许也是同时代的高僧吧。而门上的石像可能就是为这些高僧造的像。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佛像一般是放在寺内供养的，这里为什么要埋入地下呢？而所谓的“佛塔”，一般是埋葬佛祖或高僧舍利的，这里却又为什么要埋入佛像呢？

佛冢埋佛谜案重重

在灵丘曲回寺周围发现有这么多的唐代石佛埋在地下，这也是新中国考古史上的大事。所以，近年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专家的重视。有关埋佛之谜，我们请教了村民和当地的有关专家，按他们的推测，大致有这样几种原因： 　一是为避“安史之乱”而将佛深埋地下，以为保护。曲回寺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而石佛冢建于天宝十载左右，当时正是安禄山、史思明等军阀蠢蠢欲动，大唐江山处于风雨飘摇的前夜。而“安史”叛军的大本营范阳（今北京）就近在咫尺，曲回寺又处于叛军进取晋北的通道——灵丘道（太行八径之一）上。据史料记载，“安史之乱”暴发后，叛军一部在叛将高秀岩的带领下攻取了今内蒙古和晋北一带，在此以后8年的平叛中，晋北一带是重要战场之一。再说曲回寺又是玄宗的道场，因此，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叛乱前夕，僧人们将刻好的和只是半成品的石佛像匆匆埋入地下，也是有一定的可能的。 　另外，有人认为，这里原是雕凿佛像的工场，将剩余佛像随意埋入了地下。近年在曲回寺村南和村东一带山上确实发现了当年雕刻佛像的采石场，说明曲回寺一带是当时打制石佛像的大工场。它作为五台山清凉寺的下院，旁边山上又有质地很好的花岗岩，所以，当时承担着为五台山及周边寺院打制石像的义务。但因为这里地处深山、运输艰难，或另有其他原因无法将雕好的佛像运出，只好就近埋入地下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因唐武宗“会昌灭佛”而将佛像埋入地下。唐自“安史之乱”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社会动荡、民生艰难，广大民众纷纷投入佛门以求精神解脱，而统治者也企图借佛教安抚民众，以摆脱目前的困境，于是，一时间佛教势力迅速壮大。唐武宗李炎继位后，眼见佛教僧侣队伍庞大，寺院经济发达，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便于会昌二年（842年）至会昌五年（845年），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期间共毁寺庙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四万余所，26万多僧尼还俗，使佛教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但从现有资料看，曲回寺石佛冢基本建于玄宗天宝年间，而会昌灭佛已是百年之后的事了，所以，此说不大可信。 　最近，也有专家提出是唐代五台山僧人的墓塔。他们认为曲回寺在唐代即为五台山下院，唐代有部分高僧圆寂后在此造塔埋葬。上面是石佛，下面埋尸骸，以表永远祀佛、永远与佛为伴。因不是一时埋葬，所以，石佛冢分散各处，且大小规格、内部构造均不一样。但石佛的雕造风格一样，是典型的唐代石窟造像。不过，此说也非议颇多。一般认为，曲回寺为五台山下院是元代以后的事，就目前发掘的几座石佛冢看，里面也并未发现僧人遗骨。再说，五台山去曲回寺毕竟山高路远，在当时交通条件下，舍近求远埋葬僧人尸骸似乎亦不大合理。 　因此，综合上述各种说法，我们认为，较合理的解释该是：将佛像埋入地下珍藏起来，本身仅是佛教的一种仪规或曰很平常的做法而已。 　据佛经上说，佛祖释迦牟尼涅 后，弟子们将他的遗体火化，其骨骸结成了许多晶莹多彩的珠子，称为舍利子。在佛教徒看来，舍利子是至高无上的神物，必须以像样的建筑安放，这种建筑便是“塔”。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前268－232年），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立佛教为国教，在全国大规模建佛塔，这便是佛教中称之为“阿育王八万四千宝塔”。在这众多的塔中，有一种是专埋佛舍利、佛骨的，印度语叫“窣堵波”，实际就是半圆覆钵形的大土冢。当然，后来这种印度古塔传入中国，与中国固有建筑式样融汇后，就产生了千姿百态的中国式佛塔了。不过，古印度的“窣堵波”与佛教同时传入中国后，肯定会在中国留下相似或相近形态的“塔”，曲回寺的石佛冢或许正是明证吧。并且，能埋佛骨、舍利，石经、石佛像也未尝不可。像太原风洞中埋藏的唐代石刻经幢，及青州的地下石佛像等都是很好的佐证。我们可以这样推测，曲回寺石佛冢正是印度古佛塔与中国传统厚葬深埋礼俗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中国式的礼佛仪规。 关于曲回寺石佛冢的埋佛之谜，无论哪种说法，仅是一种推测而已，并无科学、有力的实证，谜还是谜，谜底还远未揭开。 　不仅如此，关于灵丘曲回寺及石佛冢的谜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比如曲回寺既是唐玄宗钦点修筑的寺院，又是五台山清凉寺下院，历代都有修建，备受当局者重视。且从石佛冢的修筑时间和规模上看，它比河南少林寺塔林还要早、规模还要大，甚至可与秦始皇兵马俑媲美。但这样一处弥足珍贵的民族瑰宝、举世稀见的塔林，却在灵丘的任何时代的县志均无记载，这又是为什么？是修志者的疏忽，还是另有隐情？ 　再如，从曲回寺石佛冢雕刻数量和工艺水平看，当时这里肯定集中了大批技艺高超的石雕工匠。而这块大山深处、闭塞落后的弹丸之地，如何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全国一流的工匠？有人认为北魏开凿云冈石窟后，一部分工匠随北魏王朝南迁，而另一部分留在了当地，唐代修筑曲回寺时，其工匠正是这部分留下来的工匠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