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金顺

朱金顺，男，汉族，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国知名的现代文学史专家，写作学教研专家。1936年8月1日生，出版了《写作基础知识》（合著）、《范文读本》、《写作通论》、《散文写作常识》《范文讲析》等。 1979至1997年为本科生讲课，并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开课有：“五四散文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史料学”、“现代文学专题”等。出版著作有：《五四散文十家》、《新文学资料引论》、《新文学考据举隅》。编过《鲁迅讲演资料钩沉》、《朱自清研究资料》。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名著辞典》。

写作课各种教材的编撰，则是我写作学研究的成果。50年代末，是讲究服从分配的年代，个人兴趣要绝对服从于工作需要。1960年初，我走上讲台的时候，全国高校都没有写作课教材，我们这些年轻的助教们，是各自找理论、找方法的。当时我是参考叶圣陶的《作文论》、夏丏尊的《文章作法》和他们的《文心》的，讲过些什么，如今早已忘记了。大约到了1964年，教研室的同志们，都认为该有份教材吧，我们曾铅印过部分讲义，记得“议论文写作”是我写的。1965年，写作教研室曾编过一本教材，当时我是教研室秘书，是这本教材编写的组织者之一，所以记得此事。书名为《写作知识讲义》，全书共九章，按主题、材料、结构、语言、修改、文风及记叙文、议论文等题撰写。我执笔的是《修改文章》《批改作文》《议论文的写作》三个题目。讲义全部写好，由学校印刷厂已排好清样，等待付印。可惜因“*”开始而没有印成，如今有一份改好的清样留在我手中，扉页上有“内部使用、注意保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指导教研组编写，一九六六年三月”等字样。这本供本系、外系一年级使用的写作教材，终于没能印出。认真说，这是北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建教研室以来，集体撰写的第一本教材，可惜没有印出，在执笔者中，如今有两位已经故去了。70年代初，随着校内外教学活动的需要，教研室编印过一套写作教学参考资料，按文体成册，先后出过六七本。我负责编撰的《散文》《杂文》《修改文章》三本，均已内部印行。这套书在校内和北京一些学校、工厂、单位发行过，影响较大。此书的体例是：第一部分为写作知识，编写人撰稿，讲述这种文章的写法。第二部分是范文选，选“五四”以来这类文体的名篇。第三部分是参考资料，选名家谈这类文章写法的文字，以为参考。这套书虽为内部交流教材，但印得很考究，统一封面，均32开本，每本200至300页。可惜全套书，没有印完，因为有些计划中的题目没有编出，教研室的人员就有了变动。当年我以教研室秘书的身份，参与了这项工作，不仅自己编写了几个题目，还负责了其他题目的组织和编印事务。当时年轻，精力充沛，写作教材的编印，成为潜心治学的中心；同时，还有时间弄自己有兴趣的新文学版本。1974年至1975年，学校要求各系开门办学，中文系到郊区办师训班，校内则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认为写作课是有用的，而正好我们写作教研室在北京也小有名气。这样，北京人民出版社便来约稿，请教研室撰写“写作辅导读物”，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治学内容。但公开出版时不许个人署名，只能用一个“写作辅导读物编写组”的名字出版，头一本连这都不行，在中文系前边还要加上北京某工厂的名字。当年的编教材出版，就是如此艰辛呢！翻翻当年出版物，有这样两本书：第一本是《写作常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8月第1版；第二本是《常用文体的写作》，北京出版社1978年8月第1版。两书版权页上均无印数，但我知道印数是不少的，如今却都各只剩一本样书了，想再多找一本也不能了。当时没署名，也没报酬，叫你写，给你出版已经不错了。想想这三十年的往事，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就是如此治学的。《写作常识》一书，是写作的总论部分。全书共八题，约14万字，有《表现的方法及应用》《文章的改动与润色》两题是我执笔的。但书中没有署名，也不留作者的痕迹，劳动成果全变成集体的了。《常用文体的写作》一书，则是文体写作部分。全书共九题，约有17万字，其中《村史、家史、厂史》《政治评论》《杂文》三题是我撰写的。出版虽则到了1978年，但依然不能署名发表，书还是用“写作辅导读物编写组”的署名出版的。实则这两本书的作者共有四人，已时过境迁，我就不提那三位合作者的名字了；这种合作并非自愿结合，乃是领导上指定的。这两本书是如此出版的，如今要翻翻，其幼稚和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写作课教材方面，这却是草创阶段的成果，其中也留着我三十年前治写作学的印痕。两书的出版，特别是《写作常识》一书，在同行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977年，全国高校恢复招生，这可是中国教育史的一件大事。为此，随后在武汉开了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会议，会上确定了多种“高校文科教材”，较为成熟的专业，定出的教材还不止一种。写作课各校都开设，但向来无教材，会上决定，教育部认定北师大中文系的《写作常识》修改后为写作课教材，而且是全国唯一的写作课“文科教材”。也许这就是我多年研究写作学，长期开设写作课的一种酬劳吧，我们的治学、研究得到了肯定。《写作常识》经过讨论、修改后，改名为《写作基础知识》，由北京出版社1979年11月初版，封面上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字样。全书仍由撰写《写作常识》的四人执笔，署名改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基础知识》编写组。但毕竟有了一点进步，在《出版说明》中，说明了各题的执笔人。全书共十题，我撰了四题：《叙述和抒情》《描写和对话》《议论和说明》《修改文章》。十多年来，我写过多本内部和公开出版的写作课教材，还是第一次在出版说明里公开了作者名字，也许这就是我十八年研究写作学的一种肯定了，尽管我的兴趣在新文学研究，写作学只是我治学的一部分。《写作基础知识》印数甚多，我保存了它的第1版，版权页上标明印数为33万册，恐怕80年代初期的文科大学生，许多都用过这本写作课教材吧！

1979年我调入现代文学教研室，1980年就为中文系一年级新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基础课了，按说该与写作课告别了，写作学方面的研究也该停止了。但是没有，命运是不随人的意志决定的。好像是1980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语文类1982年向全国招生，用广播的形式授课。教育部召集部分高校领导开会，确定开设九门课，北师大中文系分得两门课，其中之一就是写作课。任务领回，好像也没法拒绝，这门课确定的教材是《写作基础知识》，讲课人自然是刘锡庆先生和我，因为我们二人是该教材的主要执笔人。1981年至1982年，许多时间又花在了研究写作课上了，虽然这时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写作课已经变为副业，那治学的功夫可没少用。先是写讲稿和去中央广播电台录音，后是编教材和改讲稿，再后是开播后为若干电大系统的杂志写辅导文章。语文类1982年招生，经济类1983年招生，再后还有政治类招生，前前后后到1985年才算结束。这里该感谢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这门写作课在不通知我的情况下，另请了主讲教师，我也就不必再为它奔忙了，专心治我的新文学去了。

1981年至1982年的那套写作课的讲稿，先是录音广播，后来中央电大还内部印过。我和刘锡庆先生是此课的主讲教师，我们的课时一样，每人一半教学任务。在讲稿基础上，修改成了一套写作课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全套共四册，依次是:1.《范文读本》，朱金顺、刘锡庆编，吴伯箫作序，北京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我们讲写作知识，要配合讲解范文，特别是讲各种文体的写作时，更要讲解一些名家名篇。《范文读本》就是把我们预备讲解和供学生阅读的，选了一本，供他们学习写作课之用。选文有“五四”以来的名篇，也有一些时文。它虽是选本，也费了不少时光，其中表现的自然是选家的倾向了。2.《写作通论》，刘锡庆、朱金顺著，黄药眠作序，北京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这是我们讲授《写作基础知识》广播稿的修订稿，全书共十题，后五题为我撰写，它们是：《叙述和抒情》《描写和对话》《议论和说明》《修改文章》《文风》。因为前四题在《写作基础知识》中，也是我写的，如今再讲，再写，也并非易事，不仅要改换例子，讲法也要有新内容。这本书印数甚多，流传甚广。它第1版印时，为语文类第一届学生已讲过，是为第二届学生和经济类学生预备的教材，所以第1版就印了110万册。后来，不仅电大用为教材，普通高校也多用它为教材，我手边有一册2002年1月第22次印刷的本子，其实那时电大写作课早不用它了，印数累积已将近276万册，这第22次所印，还有8000册呢！虽然我早已让出写作教学的阵地，多年已不再研究写作教学问题，但是，我说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话，我们的《写作通论》在八九十年代的写作教学领域，是有历史功绩的。

3.《诸体述要》，朱金顺、刘锡庆著，钟敬文作序，北京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这是我们为1982年电大语文类学生讲授常用文体写作讲稿的修订稿。全书十题，每人五题，我撰写的题目是：《散文》《杂文》《论文》《思想评论》《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第一届电大写作课，上学期讲总论，使用教材是《写作基础知识》，下学期讲十种常用文体，同时讲解一些范文。那些文体写作知识，从交稿到出版，都迟了，虽然书上有“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字样，实则电大教学已不用此教材，第1版印数仅23000册，后来也没再版过。4.《范文讲析》，刘锡庆、朱金顺等著，郭预衡作序，北京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范文读本》一书，收此类文选41篇，其中约三分之一我们在广播课中讲解过，有讲稿内部印过。为了与《范文读本》一书配套，我们收集起来。那三分之二课堂上没有讲过的范文，我们请了十几位同行，进行了分析讲解，这样合为《范文讲析》一书，作为写作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的第4种，交北京出版社出版。由于我们交稿迟了些，中央电大写作课教师换了人，此书没能及时出版。到1990年出版，第1版仅印760册，社方出版只是纪念性质，已没有发行意义了。这41篇讲析文章中，只有9篇是我写的。讲解范文，是写作课教师的基本功，几十年来，讲过不少，却大多没有集印呢！80年代初，为中央电大写作课编教材、出版教材，又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最后，画上句号，算是结束了我这个领域的学术生涯。虽然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喜欢新文学，也用过不少力气，但工作需要占去了我二十年时间，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总是以服从需要为天职，兴趣是第二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