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户

从事手工丝织业、棉织业的民户

机户是专门从事手工丝织业、棉织业的民户。宋至清顺治二年 (1645年)，机户隶匠籍，须为官府手工业作坊、工场服徭役。自宋至清，丝织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机户泛指个体手工业人户和绸缎商人。自19世纪起，后者为别于一般机户，自称缎庄、绸庄或帐房，设机雇匠自织，或发料交机户代织。个体棉织、丝织手工业机户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由机匠本人、家属和学徒从事生产，也有雇佣短工的。

由来

中国古代专门从事手工、丝棉织业的从业户。又称机坊、机家或机房。自宋以至明清，丝织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泛指个体手工业人户和绸缎商人。最早在宋太祖开宝三年（970），济州（今山东巨野）就有记载。机户主要是从农村以蚕桑为业和以纺织为业的生产者中分离出来的，城市居民中也曾出现。机户起初可能是由家庭成员构成的家庭作坊，此后又吸收了雇工等非家庭成员，构成非家庭作坊。它们之间的生产能力、经济力量有不小差别，主要从事丝织品的织作。产品大都是商品，有的被官府收购，大部分投到市场上。机户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勒索和压迫，因此，生产得不到正常发展。

分布地域

元明清时机户主要分布于江南地区的市、镇之中。从元代末年起，一批机户开始进入商品生产与流通的领域。这类机户大多数是小商品生产者。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纺织品市场的日益扩大，在机户之间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些人从家庭生产者发展成作坊主。到明末清初，这些作坊主和雇工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是商品货币关系。但是，大多数机户都要为封建国家提供劳役，以住坐、轮班及包揽领织的方法完成封建国家的征派，还要负担重税。全体机户亦受到行会组织的支配。机户也借封建政权的力量镇压、剥削工人。如清雍正十二年（1734），官府在苏州立碑，禁止机工“叫歇”（即罢工）。总的说来，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封建经济体系中，这种以商品生产为主的机户，分布地区相对狭小，经济力量也十分薄弱。

历史背景

专门从事纺织业的人户或作坊。唐代中叶以后﹐纺织手工业已逐步与农业分离。最早在宋太祖开宝三年(970)﹐济州(今山东钜野)有机户的记载。机户主要是从农村以蚕桑为业和以纺织为业的生产者中分离出来的﹐城市居民中也出现了一批机户。宋代河北﹑京东等路以及亳州(今安徽亳州)﹑川陕诸路成都府﹑梓州(今四川三台)﹐两浙﹑江东等路的婺州(今浙江金华)﹑温州﹑常州﹑杭州﹑徽州﹑湖州(今浙江吴兴)等地﹐都有为数不等的机户﹐其中梓州达数千户。机户起初可能由家庭成员构成的家庭作坊﹐此后又吸收了雇工等非家庭成员﹐构成非家庭作坊。从北宋的机户﹐经南宋年间的机坊﹐到元代的机房﹐这种名称上的改变﹐可能是由构成作坊成员的差别所引起。机户之间的生产能力﹑经济力量有不小差别﹔主要从事丝织品的织作。机户的产品大都是商品﹐有的被官府收购﹐大部分投到市场上。这是造成宋代丝织业远超过唐代的最重要的因素。机户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勒索和压迫﹐往往因被官员拘占而被迫逃窜﹐或因官府任意变更定购的产品而大折其本﹐因官府不按时付工值而生活极为困难﹐或者被官府锦院拘占﹑刺字﹐被迫为官府织造。因此﹐机户的生产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元明清时机户亦称机家或机房。主要分布于江南地区的市﹑镇之中。机户既可以是匠户﹐亦可以是其它民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元代末年起﹐一批机户开始进入商品生产与流通的领域。这类机户大多数是小商品生产者﹐有的从事家庭手工业﹐妻子儿女作帮工﹔有的则雇佣十余个工人﹐开设了小作坊。由于

生产技术的提高﹐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纺织品市场的日益扩大﹐在机户之间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些人从拥有几张织机的家庭生产者发展成有三四十张织机的作坊主。他们的资产高达“数万金”或“百万金”。到明末清初﹐这些作坊主和雇工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商品货币关系。但是﹐大多数机户都名隶匠﹐要为封建国家提供劳役以住坐﹑轮班及包揽领织的方法完成封建国家的征派﹐还要负担重税。全体机户亦受到行会组织的支配。明万历二十八年(1599)宦官孙隆在苏州征商﹐规定机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导致“机户皆杜门罢织”﹐最终酿成了民众的暴动(见城市民变)。机户也藉封建政权的力量镇压﹑剥削工人﹐如清雍正十二年(1734)﹐政府即在苏州立碑﹐禁止机工“叫歇”(即罢工)。总的说来﹐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封建经济体系中﹐这种以商品生产为主的机户﹐分布地区相对狭小﹐经济力量也十分薄弱。

其他信息

机户出资，机工出力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明朝中后期，苏州，松江等地有许多以纺织为业的“机户”。机户拥有大量资金和几台至几十台织机，开设“机房”，雇佣几个至几十个工人，进行生产。

这种“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机房”，就是手工工场。机户是早期的资本家，机工是早期的雇佣工人。他们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机户出资，机工出力”

明朝中后期，在苏州、杭州等地的纺织业中，出现了许多拥有大量资金和几台至几十台织机，雇佣几个至几十个工人的机户。如杭州人张瀚的《松窗梦语》卷6，记载祖毅庵，“家道中微，以酤酒为业”，成化末年因“水淹入室，所酿酒尽败”，遂罢酤酒业，购置织机1张，纺织各种丝织品出售。由于织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万历时苏州府长洲人陆粲的《庚已编》卷4，记载其里人郑灏，家里有“织帛工及换丝佣各数十人”。浙江嘉兴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28记载苏州富民潘璧成之狱，说“潘氏起机房手，至名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生子、璧两人。”这些机户，都是拥有一定数量的资金和织机，雇佣较多机工的手工工场主。

记载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苏州府风俗考》及同书《考工典·织工部》载：苏州“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一作‘唤找’）。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俱各散归。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每桥有行头分遣，今织造府禁革，以其左右为利也”。《神宗实录》卷361，载江苏巡抚曹时聘的奏疏说：“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又说：“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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