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祜，生药学家和教育家。从事教育近60年，为中国药学和生药学专业培育了几代科学技术人才。对药用植物学和生药学进行了许多探索性的工作，是中国现代生药学的先驱者之一。不断引进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中医药特色，扩展了生药学的研究。
人物生平
个人经历
1930年 毕业于日本广岛高等师范理学部。
1930—1932年 在日本
广岛大学（原名文理科大学）研究部深造。
1933—1936年 任安庆女子中学教员。
1936—1937年 任保定农学院教授，兼北平
中法大学生物学系讲师。
1938—1947年 任陆军军医学校药科生药学系主任、教授。
1947—1949年 任国防医学院药科生药学系主任、教授，兼代药科科长。同时兼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
1949—1952年 任华东人民医学院药学系副主任、教授，兼生药学教研室主任。
1954—1987年 任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副主任、教授，兼生药学教研室主任。
1951—1988年 任
中国药学会各届理事、
上海药学分会副理事长、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长）。
个人生活
李承祜，1905年11月1日出生于
安徽省枞阳县田埠村。从小酷爱
植物，小学毕业后考入
杭州甲农中学。毕业后，就读于济南农学院园艺系。1924年9月，考取公费留日，于1925年4月就读于广岛高等师范理学部，1930年毕业后继续在
广岛大学（原名文理科大学）研究部深造。
1932年5月，他响应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归国抗日”的号召，几经周折后回国，先在安庆女中任教，后在保定农学院任教授，兼北平
中法大学讲师。1937年在
安徽大学农学院担任教授。
1938年，他受聘于陆军军医学校药科，1939年，辗转到达
贵州省安顺，从此一直从事药用
植物学与生药学的教学工作。1947年，军医学校迁回
上海，改名为国防医学院，他除在药科生药学系任主任、教授和代理药科科长外，并兼任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
1949年，
上海解放，他响应组织号召，参加筹建华东人民医学院（后改名为上海军医大学，
第二军医大学），并任药学系副主任兼生药学教研室主任。为了集中精力从事
药学教育，他于1950年辞去同济大学的兼职，专心致志地参加我军第一所高等药学科系的组建工作，从学科的设置、教材的选择和编著、教具及
标本的筹措到师资培养和学风，都一一过问。当时图书和
标本均甚缺乏，他主动将自己保存了几十年的在日本和国内采集的1000多份标本捐献给学校，并把数百本书刊拿出来供教研室使用，为我军的高等
药学教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身心倍受摧残，但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是非分明，不向邪恶势力屈服。获得平反后，他不计前嫌，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他积极带领教研室同志们一道奋战，一起重编教材，扩建药圃，补充教具和切片
标本，以恢复教学秩序。培养研究生制度恢复后，1978年，他是第一批被授权的生药学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导师。他虽年事已高，但仍坚持亲自为研究生开设
植物解剖学和植物分类学等课程，亲自指导研究生课题设计、实验及论文撰写等工作。
个人作品
早在30年代，他便开始收集资料，编印了许多实用的讲义。1946年，他的《药用
植物学》在贵州省刊印，并作为校际交换征求意见。其后经过多次修订，于1949年作为大学课本公开发行。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观点编写的药用
植物学大学用书，较系统地介绍子药用植物有关的形态学、生理学和分类学，为后期的生药鉴定、药用植物栽培与成分探讨等提供了基础理论。该书着重介绍国产药用
植物，并附表介绍其分类、药效及成分。此书出版后，国内药学院系普遍采用，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受到一致的赞扬。1951年及1953年，他编著出版了《药用
植物的经济栽培》上、下册。1952年，又正式出版了大学课本《
生药学》，此书取材精新，内容丰富、实用，除大量引进近代国外生药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外，还紧密地结合中医药特色，较系统地介绍常用生药的分类、来源、性状、成分、理化鉴别、功效等，附录中较详细地介绍了
植物性生药的各种检验方法，受到当时同行的一致好评。
人才培养
李承祜受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影响，从小就有志学农。在农中学习期间，对
植物和
中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利用课余、假日到田野山间采集
标本，不耻下问于牛郎村妇，每遇到有用的民间草药，总是悉心辨认。偶遇草医、俚医，更是追本逆源。在大学期间，他刻苦攻读，在
植物解剖学、植物分类学和
植物栽培等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开始教授生物学、普通植物学和植物分类学等课程。在此期间，他接触了许多古代的本草专著，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觉得中医药有其丰富的内涵，但就其分类角度来看是不够精密的，应该引进现代科学的内容，使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1938年，他受聘于陆军军医学校药科。在贵州省
安顺的艰苦环境里，他整整工作了8年。他一直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与学生一起利用荒山野地开辟药圃，经常带领学生
上山采药认药，对
安顺地区药用
植物分布和生态环境进行调查，并试种
除虫菊、
颠茄、
曼陀罗、
洋地黄、美鼠李等重要的药用植物，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但结合教学需要，编写了多种较实用的讲义和实验指导。
进入50年代，他的教学科研活动更加繁忙，当时他已多年患有严重近视、白内障和糖尿病等疾病，但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他编著的《药用植物学》、《药用植物的经济栽培》、
《生药学》和主编的
《中国药用植物图鉴》等都在这个时间问世。这些著作对中国、我军药学专业的成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近60年来，他先后讲授过生物学、普通
植物学、植物分类学、
植物解剖学、
植物病理学、树病学、
药用植物学和生药学等课程。他自编讲义，认真备课，一丝不苟。他讲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十分形象生动，深受学生欢迎。他非常关心教师队伍的成长，特别是对中青年教师更是关怀备至，要求他们循序渐进，打好扎实的基础，既大胆放手让他们干，又手把手地细心加以指导。几十年来，他为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培养了几代专业人才。
成就荣誉
李承祜于1956年5月参加了
中国共产党。他先后立过二等功、三等功。1957—1960年，先后四年被评为
上海市和解放军总后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60年参加全国文教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1981年，出席全国科协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解放军报》曾于1960年和1981年两次登载他的先进事迹，表扬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积极开展科研活动和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的精神。
李承祜除日常工作外，还有许多社会工作。他历任第二、第三、第四届
上海市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总后卫生部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军药学专业组组长，
中国药学会理事，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生药分会主任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兼中药组组长，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医药管理局技术顾问，还历任
《药学学报》、
《解放军医学杂志》、
《药学文摘》、
《中国中药杂志》、
《中国药学杂志》、《中成药研究》、
《人民军医》、《人民军医药学增刊》、
《上海中医药杂志》、
《药学教育》、
《上海科技报》、《大众卫生报》等报刊的编委、顾问或主编。
李承祜对中国的药学事业和药学教育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药学科辛勤地耕耘，为中国现代中医药学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治学严谨，工作勤奋以及永不停顿的探索和奉献精神，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社会影响
中华民国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消灭中医的政策，使中医药濒临绝境。李承祜针对那种“笃信西药，鄙弃国药”的
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在《药用
植物学》一书序言中大声疾呼中国药物的重要性：“欧美诸国犹不能忽视，而我们自己绝不能妄自菲薄，应以不偏不倚之态度，按国家人民经济之能力，与夫道地物产之情形，将吾国旧有本草予以科学之整理，精密之研究，俾能有所发明，以裨益国人之健康，减少对外之漏厄，是不特药学界之光，抑亦我民族之幸也。”
李承祜一贯关心中国的药学事业，特别是中医药事业的发展。60年代初，他曾参加《全国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的制订，积极倡导发展祖国的新药学体系，他认为：“抓好教育，提高全行业的素质，是发展中医药的根本；既注意发扬中医药特色，又注意大力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中医药的方法；扩大生产保证供应，不断提高中药质量和提高临床治疗水平，是发展中药的目的。他这些富有远见卓识的意见大都被《规划》所采用，对中国中医药方针政策的制定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80年，他先后两次以“科技工作者的建议”的形式上书有关领导部门，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加强中药的研究和管理已刻不容缓。意见上送后，引起了
国务院、
卫生部及国家医药管理局的重视。这些意见对医药行业的治理整顿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平时在教学过程中，李承祜经常宣传
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在讲中药发展史时，他从本章的起源讲到历代本草专著的伟大成就，以大量的史实介绍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医药文化，为学生热爱中医药事业，投身于中医药事业，播下了一颗颗具有强劲生命力的种子。
人物评价
50年代，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委员，70年代，兼中药组组长。他除了大量审阅各地起草的文稿，协助兄弟单位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外，还亲自组织制定4种中药的质量标准，撰写起草说明。他对待中药的真实性和质量标准持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审查资料时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常逐字逐句推敲，标点符号亦不轻易放过。他和同志们一道澄清了许多混乱品种，维护了药典标准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为中国的中药质量标准工作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