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
三农问题专家
李昌平，男，汉族，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监利县。先后就读于湖北省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经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硕士。现任中国乡建院院长、中国体改研究会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珠海市政府农业顾问、珠海横琴华夏乡建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人物经历
李昌平，湖北监利周河乡人。1963年生，经济学硕士。有17年的乡镇基层工作经验，现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体改研究会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兼任香港乐施会中国部顾问，朝鲜项目高级专员，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曾被评为《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6年“中国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曾先后就读于湖北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系，获硕士学位。1983年1月参加工作，历任湖北监利县周河公社团委副书记，监利县周河乡书记，毛市镇副镇长、周沟乡、柘木乡、棋盘乡党委书记、监利县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务。2000年3月，他慨然上书朱镕基总理，反映湖北农村的突出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9月辞职南下广东打工，并呼吁“给农民平等国民待遇”，被评为《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1年9月-2003年，就职于中国改革杂志社，任记者、编辑、副主编、执行主编，2003年10月就职于香港乐施会，任西南项目官员，2007年任香港乐施会中国部顾问、朝鲜项目高级专员。2006年7月，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并被《南方都市报》等机构评为2006“中国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因为创造性的在农民组织中创建“内置金融”而使农民财产权（抵押贷款权）得以实现，被《财智生活》等机构评为2013年十大“财智绅士”。2013年被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聘请为委员，现为全国市长研修学院客座教授、《中国乡村建设》杂志学术委员、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理事会理事、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会员。著有《我向总理说实话》、《我向百姓说实话》、《大气候》、《再向总理说实话》等书。有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专著在日本、越南出版。在美国、日本、越南学术杂志上有多篇论文发表。作为中国民间著名的“三农”问题研究者，曾在中央党校、多家地方党校和行政学院、中国数十所高校就“三农”问题发表演讲。对越南农村改革和“三农”政策也有一定影响，曾经受到越南政治局常委潘演接见。2009年9月在河南信阳平桥区郝堂村主持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村社共同体主体性重建及自主综合发展实验，2013年郝堂村被建设部等部委授予国家级“生态宜居示范村”。中国乡建院主持的同类实验遍及北京、湖北、河南、广东、内蒙、贵州、四川等地。
发表文章
1、未来五年三农基本走向和趋势预测
2、明星村”的示范意义
3、农业税和土地制度改革简单不得
4、三农”不能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才会有“问题”
5、农村土地政策改革的核心问题
6、新农村建设中的财政依赖问题
7、大学生有出路，改良主义就有出路
8、90年代以来农村改革要商量
9、“奴工”事件释放出了什么信号
10、给农民国民待遇
11、需要充分讨论的两件农业大事
12、猪肉价格如何“宏观调控”
13、闲话新农村建设
14、生猪定点屠宰制度是肉价暴涨的推手
15、谁相信农民吃肉比市民贵？
16、房市比传销还危险
17、90年代的三农政策基本错误
18、我支持经济学家张维迎、茅于轼的主张
19、猪肉为何涨价？
20、中国农民正在失去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21、理想与行动——演讲实录
22、对土地“以租代征”需建设性应对
22、三农问题，中国要避免做菲律宾第二
23、建议将服务和监管农民合作互助金融的职责归还农业部
2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该收场了
25、“土地革命”缘何又起？
26、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
27、中国有代价的粮食安全
28、农民愿种粮总理才不慌
29、乡村治权与农民上访
30、粮价必有“八月革命”或“十月革命”
31、全球粮食危机对中国或许是大机会
32、美国《能源政策法案》是未来世界新格局的起点
33、让农民得到涨价的好处
34、中国农民的自主性与中国的自主性
35、奥运会后，财政部长该关心母猪了
36、我想不出土地怎么去私有化
37、不要神话林权改革
38、不准猪农杀猪与不准农民砍玉米
39、自主性——中国和中国农民
40、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农民问题之核心
41、我国食品和农产品安全问题出路何在
42、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43、土地私有化是知识分子有意编故事
44、越南的土地“私有化”实践
45、反对农村土地私有化把土地还给村民集体
46、扩大农民地权及其制度建设
47、三农仍存大忧
48、新土改最需要放权给农民
49、话语体系与土地流转制度
50、土地不是当前农村核心问题
51、“土地制度的核心是谁占有地租和土地资本化收益”
52、假如给我2万亿
53、农民工应该去哪里？
54、耕地“红线”还应该抬高才是
55、改革以来中国抗灾能力越来越弱
56、给我2000亿也行
57、中国农民的出路与中国的道路
58、中国难题与张五常局限
59、关于农民的“被集体”、“自我集体”与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
60、猪肉价格为何暴涨暴跌？政府该做什么
61、朝鲜是中国的兄弟
62、更重要的是还权于民
63、河南省卫生厅不只是逼良为娼
64、《环保法》在湖南溆浦县起何作用？
65、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基层的“越级上书”者
66、“民工荒”是畸形制度造就的假象
67、没有农民愿意“越级”上访
68、“农产品武器化”趋势与中国策略
69、现在的资本下乡恰恰是菲律宾道路
70、2004年对三农问题政策走向和发展趋势的预测
71、沈浩留下的伤感、揣测和思考
72、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模式将是混合型经济
73、大蒜暴涨与香蕉暴跌
74、假如农业生产也学房地产开发
75、农产品武器化趋势下的种子殖民化及我的主张
76、未来的粮食危机的核心内因和外因
77、未来的粮食危机并非因为粮食不够吃
78、土地流转：过去、现在和将来
79、警惕把教育当成城市化的工具
80、面对民工“荒”，实在不必慌
81、房价这匹野马这回终于上套了
82、对话李昌平：粮食武器悄然来袭
83、户口制度替退休双轨制度背了黑锅
84、土地集体所有制、村社内置金融与农村发展和有效治理
85、种庄稼种厂子种房子
86、有这样一个农民合作社
87、为富士康工人哭，为中国哭
88、农产品暴涨“蒜”谁狠？
89、种子·灾后自救·粮食安全
90、“中国拐点”及其战略意义
91、“逗你玩”、“蒜你狠”成因及其应对策略
92、“改革”话语应让位于法治话语
93、借鉴30年经济建设经验，建设和谐社会
94、农业银行如何有效服务三农
95、春节前后，很多农产品都会大幅涨价
96、撤销县市驻京办：成群的苍蝇变成了成堆的长尾巴蛆
97、全球化中国拐点中国道路与工人阶级的使命
98、征地还是征税
99、建设新农村：政府下海，农民上楼
100、坚决拥护政改，关键是怎么改
101、新形势下要有新的粮食安全观
102、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各有各的规律
103、重庆户籍改革是大进步，但需要完善
104、大国崛起与粮食外交
105、中日互掐，美国偷乐
106、北京市人大：赶走人民，留下代表
107、书记要民生，乡长要民主
108、从农业税到房地产税
109、警惕国内农产品价格定价权国际化
110、温总理应该马上命令一部份人“向后——转”
111、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尤其要看这本书——《地权的逻辑》序
112、无能让工会干部的屁股“稳定”压倒党
113、强制大学生“农转非”正确，大学生不愿意也没错
114、戏说“县委书记不拆迁，知识分子没饭吃”
115、“物价上涨的根源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
116、劳模算个“屁”，普通劳动者“屁”都不算
117、致“重庆模式”研讨会的书面发言
118、话说水利
119、粮食补贴不如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
120、“新生代农民工”不能还是“农民工”
121、“吃空享”也是中国特色
122、粮食安全与农业制度
123、刘老石，你不能走！
124、刘老石，我要你回来！
125、一封农民的来信
126、纪念农民韩进
127、给农民留几粒真正的种子——致袁隆平老师的一封信公开信
128、仅仅靠周小川控制CPI 会出大事的
129、关于提高小麦收购价的紧急呼吁
130、大蒜价格还没见底，地方政府应有所作为
131、农业“望天收”与农民组织
132、杜绝普遍性的违法征地、强征强迁现象关键靠制度创新
133、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现代化道路
134、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
135、上好大学的农村孩子为何越来越少了
136、为什么反体制一呼百应
137、“中国拐点”与发展中国家自主性
138、温州老板跳楼和逃跑，是一个新时代开始的信号
139、乡镇治理研究的力作——《策略主义》序
140、逃跑、逃跑、逃跑！觉悟、觉悟、觉悟！
141、未来十年关于三农的十大预测
142、养老村模式的N种优势
大事年表
1983年1月—2000年9月，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
2000年10月，首次公开在国内媒体呼吁：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
2000年12月，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
2002年01月，李昌平专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由光明日报社出版。
出版图书
人物评价
这位经济学硕士、乡党委书记，富有17年乡镇工作经验，对农村、农民、农业充满深深的同情，1963年出生的他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的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人风范，在污浊的基层官僚体系中显得如此醒目，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言论
1、重要的是给农民选择权，而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做，怎么做是农民自己的事情。
2、很多学者以为自己是农民的上帝，以为学者、法律、政府相对农民和“农民集体”而言对农民更好，这真是自以为是。
3、在土地制度的变革上，我们为什么不能将农民的创造法制化和政策化？！为什么总是不要农民参与政策和法律制定，《宪法》赋予了学者这样的权利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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