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二酉（1705年-1780年）字学山，号又屯，山西太原人，清朝官员，他曾于1739年任巡视台湾监察御史。
人物生平
1747年，福建巡抚上奏朝廷1739年－1747年之历任巡台御史除了
养廉银之外，强索各县轮值供应，而巡台出巡南北两路，所有夫车等项均强加各县措办，又复滥准差拘，多留胥役，滋扰地方等语。因此，他以“积习相沿，因循滋弊”罪名被革职留任查办。他之后返回山西。并在山西研究与保护晋祠，颇有成果。官终至兵科掌印给事中。
活跃于清乾隆元年（1736）至十年（1745）间政治舞台上的“言官”杨二酉，是一位勤于职守、直谏敢言、曾颇受乾隆皇帝青睐的骨鲠之臣。他的仕途生涯仅18年。前三年在雍正朝，为翰林院庶吉士，默默无闻。是乾隆登基给他带来机遇，更准确地说，是他秀隽的书法和锦绣的文章，被乾隆看中，为其仕途打开了通道。然而，作为一生为监察官员的他，因其恪躬职守，耿介如石，被污臣贪宦视作洪水猛兽，尤其是遭到被他弹劾和检举的个别封疆大吏和朝中重臣的攻讦，终至被乾隆皇帝疏远，以“诖误”之罪免职，年届45岁之时归里赋闲。
杨二酉出身富家，据说是抗辽名将杨业之后。其祖从明洪武七年(1374)自宁夏徙居太原府太原县南张村(今属
晋祠镇)，嘉靖三十九年（1560）又迁居晋祠南堡。书香家风，富足家道，再加上他“幼聪敏，性恺悌，美丰度”的个人条件，使其每学有进，涉猎较广，文、书、诗、画，莫不精湛。诚如史载“工书善画，娴吟咏”，“长于古文辞章”。雍正五年（1727）中秀才，雍正十一年得举人，雍正十二年登进士，成为“天子门生”。就在荣膺进士的这一年，28岁的他步入仕途，进翰林院为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般进士入仕的必由之路，依清制须做三年之后，参加例考合格，方能提升。在三年庶吉士生涯中，二酉默来默往，默默无闻。雍正十三年（1735）皇帝突然驾崩，弘历新登帝位，二酉也三年职满，依例考中，晋升为翰林院编修。编修之职，是一个无定员、也无实职的岗位，但却可以此为皇帝服务，进呈辞章。这一年，也就是乾隆元年（1736），二酉作《祈谷赋》呈送新帝。乾隆看到此赋字体遒劲隽秀、文辞飘逸雅训，以为“此子颇有才华，聊可起用”，遂下诏，命二酉兼作《明史钞》和《文献通考纪要》纂修官，并恩赐其一部《日讲春秋》，以示褒奖。
新帝的赏识，使三年无闻的杨二酉，如旱苗获甘霖，愈发勤奋，扬长进取。由于表现拔萃，乾隆二年又获升迁，擢“英武殿翰林供奉”，恩准为《大清一统志》纂修，加协办起居事，所谓“协办起居事”，乃追随皇帝左右，记载其一日言行，为圣上作《起居注》。成为皇帝随臣后，二酉精于书文之长，尤中乾隆下怀。六月某日，帝命其作《日知荟说》，二酉依命精制，速作晋呈。乾隆“御览”之后，“龙颜大悦”，即赐“内府葛纱六端”、“御用眼镜一副”，拔擢“贵州道察御史”（未出察）。七月，又奉旨巡察顺天府（今北京）乡试外场；十月，奉圣命巡视南城（今河南军事要冲河阳三城之一）；同月，奉旨再作《日知荟说》。已有一次经验的杨二酉，轻车熟道，此篇《日知荟说》，更不同凡响，饱受乾隆赏识，又赐 “御用笔墨两匣”、“御用澄泥古砚一方”，再晋级“协理山西道监察御史”。龙恩浩荡，一升再擢，逮同年十一月乾隆又降旨，委之重任“巡视台湾兼理学政”之职。幸走宏运的杨二酉，一年擢迁六职，数得皇上垂青，成为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乾隆四年（1739）正月，行将赴台上任的杨二酉，乞奏乾隆皇帝，“请训”赴任旨意。乾隆在乾清宫召见爱臣，面谕“台湾地方紧要，汝去当以镇静为主。凡事要与督抚商量，不可多事。向来台地文武不和，竟成风气，汝去要时加劝谕。至尔等满汉御史更要和气，乃于地方有益。官员中有不好者，汝不得不奏朕知道，然亦只可与督抚商酌，不要轻易参奏。”耳提面命，要诣清晰，宠爱之心，跃然纸上。
杨二酉到台湾后，牢记圣训，慎重行事。清台湾岛并不是一个行省，而是福建省所辖下的一个府。一岛孤悬海外，是为大陆东南诸省屏障，军事地理位置至关紧要。而镇台总兵章隆，却是一个跋扈刚愎的武夫，平日糟害百姓，纵容下属为非，搞得岛上民声鼎沸。二酉轻劝无效，重责无权，遂痛下决心，起章弹劾，先报福建督抚，转呈乾隆皇帝。两月之后，章隆被免，解押京师。祸害倒台后，台岛百姓十分拥戴二酉。杨氏在台两年，最重台岛教育，为平息闽籍、粤籍迁台百姓因“学额”所限，造成的长期矛盾，他改革台湾户籍制度，增加学子入学、考试名额，化解了矛盾，理顺了民怨，促进了岛内团结。当年的台湾，地处僻址，经济落后。虽有府学、县学，却师资低劣，质量在孙山之后。为此，二酉创办书院，亲自授课，倾注毕生心血。在治政方面，二酉在了解地方实情后，奏免了台湾积年陈欠税银3340两，田赋51489石，减轻了百姓负担。对于台湾的治安，他善抚蕃黎，实行保甲，严缉游匪，约束兵丁，地方政权日益巩固。他的善政得到了岛内官绅百姓的赞誉，齐称其为“杨夫子”。至今仍遗《学宪杨公兴行海东书院碑记》于世。
乾隆六年（1741）十月，杨二酉差满回京述职，得到了乾隆“召见赐坐，慰劳有加”的嘉奖，先后擢升为 “工科给事中兼英武殿执事”、“兵科掌印给事中”等职，始终效命于六科和都察院监察官吏系统。
乾隆七年（1742），杨二酉改任工科给事中，充文武殿试执事官。
乾隆八年（1743），杨二酉转兵科掌印给事中，曾奉旨就赈入京灾民，上《遣送流民》奏章，得到皇帝的嘉奖和肯定。
乾隆十五年（1750），杨二酉奉旨巡视济宁漕务，上《修纤路以便运输条陈六事》疏。
乾隆十六年(1751)，杨二酉被人弹劾，圣眷失宠，以“挂误夺职”罢官回归故里。
清代吏制，监察官员品位不太高，权力非常大，他是皇帝实施吏治，整饬官员的一把利刃。身为兵科最高谏官（与言官是同一意思）的杨二酉，深恐稍有懈怠，“有负皇恩”，遂悉心观察朝野上下，常到各属部门检查，发现问题，即行上疏，官员稍有错怠，便具实参奏。所任期间究竟上过多少奏章，革除多少错弊，无法知晓。但大多都得到了皇帝的赞赏和首肯。比较著名的均见载于史，诸如“停采买”、“减关税”、“除耗羡”、“爱惜人才”、“论浙江兵饷银色”、“陕甘茶法流弊”……大多涉及国计民生、贪官流弊，反映了他一片忧国爱民之心。其中的“论浙江兵饷银色疏”，就是请皇帝查处江浙总督，满族贵胄贪污兵饷的问题，而正是这一奏疏使二酉受到权臣、大吏的诬陷，终至使乾隆疏远，落得“诖职”之罪，在乾隆十六年，丢官于一旦。
杨二酉退仕归里后心灰意冷，对“官场险恶”、“伴君如伴虎”领悟颇深，轻易不与人来往，每日惟“闭门思过”而已。 乾隆二十二年(1757)，军机大臣、邢部尚书刘统勋奉旨至山西查案，游览晋祠时专程登门拜访杨二酉，劝其不要过分消沉，要“豁达大度，寄情家乡山水”。从此以后，杨二酉开始参加社会活动，不时与乡耆邻里、社会名士、地方官员等交往，特别对晋祠古迹的修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其晚年生活充满了新的活力。他先后参与了移建文昌阁、扩建文昌宫、重修七贤祠、重修柏月山房、重修同乐今亭、重修贞砚宝翰亭等工程，并为之写记立碑，其中《柏月山房记》砖刻和《同乐亭记》石刻字、文两绝，堪称“文物精品”最为著名。杨二酉本人极善书法，在朝时即“工书人直，每进一帙，辄拜文绮笺联之赐”。退仕后，在晋祠所题楹联、匾额甚多，计有景清门“山环水绕无双地；神乐人欢第一区。”文昌宫东荣“门环山水观仁智；地接风云会虎龙。”三台阁“三台瑞色临黄道；六府祥光映紫徽。”玉皇阁“高一尺地，即一尺天，毋云高高在上；尽几分心，知几分性，敢云脉脉相通。”待凤轩“桐叶自当年剪得；凤凰于何时飞来。”奉圣寺“佛法谭空，无欲而后空，定于五伦外求空，却便冤佛；禅门守静，不染之谓净，只在七情中讨净，即是解禅。”匾额有水镜台“水镜台”、文昌宫“文昌宫”、朝阳洞“眼底壶天”、待凤轩“待凤轩”、水母楼“悬山响玉”、苗裔堂“赞化育”、浮屠院“浮屠院”、舍利生生塔“雅明动化”等，其中“水镜台”为晋祠三大名匾之一，素有“晋祠庙里三面牌，难老、对越、水镜台”之说。另外，杨二酉还归纳总结出晋祠内、外八景，并作有《晋祠全景十六首》诗。
人物评价
杨二酉居官清正，不畏豪强，有“倔强人似铁”之誉。“挂误夺职”后，对故乡晋祠以许多文化建树，可谓是“流芳千古”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杨二酉病逝于晋祠故宅,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