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云萍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云萍，本名杨友濂，笔名杨云萍、云萍生等。1946年与王白渊等成立台湾文化协进会，创办《台湾文化》杂志，兼任台湾编译馆台湾组组长。1950年后，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明史、南明史、台湾史、历史哲学等课程。有小说《光临》、《罪与罪》、《青年》等，新诗集《山河》，旧诗集《吟草集》，人物传记《台湾史上的人物》及论著《日本殖民体制下的台湾》等。

人物经历

曾赴日本大学修习文学。1924年初次发表小说和新诗。

1925年与江梦笔创办《人人》杂志。

1926年发表小说《光临》，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早期代表作品。

1934年参加台湾文艺联盟。

1946年与王白渊等成立台湾文化协进会，创办《台湾文化》杂志，兼任台湾编译馆台湾组组长。

1950年后，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明史、南明史、台湾史、历史哲学等课程。

1977年退休，仍兼任博士班教授。坚持反帝爱国立场，致力于台湾地方文学及历史的研究工作，为“五四”运动影响下台湾出现的第一批作家。有小说《光临》、《罪与罪》、《一陈人手记》、《月下》、《弟兄》、《黄昏的蔗园》、《咖啡饭》、《秋菊的半生》、《青年》等，新诗集《山河》，旧诗集《吟草集》，人物传记《台湾史上的人物》及论著《日本殖民体制下的台湾》等。

2000年8月6日在台北病逝。

文学风格

小说创作题材

就小说的创作题材而言，杨云萍自云常给与他写作灵感的有两个地方。一是歌咏大稻埕街头巷上的风物；一是吟哦家庭生活中的日常茶饭。前者带着忧愁，后者多为闲适的境地

。换言之，第一类取材于大稻埕风物民情的如《巷上盛夏》、《忽忙》、《月夜》、《里巷黄昏》……等，颇能代表杨云萍观察体验下层民众生活的断面，是属于具有庶民性的作品。杨云萍在草创期有一首题为《这是什么声？》的白话文新诗，以将近40行的篇幅，对比卖粿小贩与挥霍浮华的富户生活，以喜乐/哀愁、繁华/寂寥的双元对立却又相生共存的荒谬景象。整首诗一直处于激昂的揭露、疑惑、以及二元对立的强烈呐喊，但流于表象的描述缺乏对于事物本质的深刻思维。

三○年代以降的日诗创作，杨云萍收敛起“怀疑时代”的慷慨激情，转化为沉稳、凝敛的表现形式。因此，《巷上盛夏》、《里巷黄昏》等作品以接近写实主义的方式描述大稻埕的庶民生活情景，然而他在面对殖民地底下不平等的社会位阶之际，从而衍生的怜惜之情。或许正是令他感到“忧愁”的原因吧。另一类的题材大多描写居家生活、夫妻情感的包括有《妻》、《小病》、《寒厨》、《炊事的诗》、《陶渊明》……等。除此之外，尚有充满抒情风格的《芒果树》、《泉》、《月夜》……等。而相当能揭示杨云萍与时代的对话且含有尖锐的批判意识的这类作品有如：《道》、《开山神社》、《猩猩》、《鳄鱼》、《初夏》……等。

杨云萍的诗作犹如早期的小说、散文创作，注重气氛的营造，并透过抒情的笔调来诠释意境。

另一方面，虽接受近代文学的洗礼，然其诗作却饶富古意，接近古典主义的风格。其中，《月夜》一诗便是兼具如此的创作特色。

《月夜》原发表于《文艺台湾》3卷3期（1941.12.20），后来分别收入由西川满所编选的《台湾文学集》（日孝山房，1942.8.15）以及《山河》诗集（1943.11.13）。

文化活动

战后杨云萍任教于台大历史系，研究南明史与台湾的历史与文化，以史家著称。然而战前却有丰富的文学活动，从第一代中文作家出发，创刊第一份白话文文学杂志《人人》（1925.3），到加入以西川满主导的《文艺台湾》，1943年出版《山河》诗集，奠定诗人的地位。

后来致力于民俗研究工作一直延续到战后初期并且以一编辑人的角色积极介入现实，而后终选择历史研究为其职志，但仍声称「未消瘦的诗魂」。

在「历史」与「诗情」之间，及其复杂的文化活动中的转折，有时代变迁下极为深刻的烙印，与作家内在精神历程对应时代的思辩。杨云萍双重文学（中/日文）视野的开展，即两项创作语言工具的兼备，使他无论在第一代中文作家或三○年代日文作家的行列里，都显得相当特殊。除了是新旧世代知识分子交替的典型之外，文学技巧及内涵的呈现皆有语言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意涵。白话文的尝试使他完成文学史上的阶段性任务─与江梦笔创办第一份白话文文学杂志《人人》，并借此与肇始于二○年代的文化启蒙运动予以有机的结合。

而日语媒介的开启，是接受新式日制教育的新世代知识分子通往世界思潮并与之同步呼吸的窗口。他们在精神上成为「世界之子」，却也于无形中为日语思维机制所吸纳。

留日期间（1928-1932），正值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之际，杨云萍曾加入深具左翼色彩的社会科学研究团体，然而在理论化为行动实践时，却未见其参与。

至三○年代以降，与以日人为主导的文学团体较为接近，然其文学表现并不完全服膺浪漫主义的艺术至上美学观，其内在精神实与前期的人道写实精神相连系。藉由文本的解析来探索诗人杨云萍的形貌以及与时代对话下的精神历程。

进入决战时期（1937-1945），当文学无法自由的表达创作的原型，民俗文化研究的领域成为杨云萍及其蒙受「思想受难的世代」，试图衔接二○年代文化抵抗传统的施力点。战后初期，杨云萍逐渐淡出文学创作，角色转移至新闻人上，借此积极的介入现实。

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建立台湾新秩序有着极大的憧憬，并展开积极的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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