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生茂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杨生茂（1917年9月26日-2010年5月4日），历史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代宗师。主要从事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的研究，在美国外交史和美国史学史方面尤有重大建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1990)等。

人物简历

著名历史学家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南开大学教授。

杨生茂，字畅如，教授。1917年9月生于河北省涿鹿县，7岁入私塾，11岁入高级小学，1931年入宣化初中，1934年入北平高级中学，1938年至1941年就读于燕京大学。1941年秋赴美学习，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1941-1944年）和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硕士，1944-1946年）读书，主修美国外交史。1946年冬回国，1947年9月来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始教书生涯。1956年被评为副教授，1961年晋升为教授，1995年退休。讲授有《怎样学习美国史》等课程。

任职

杨生茂主要从事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的研究，在美国外交史和美国史学史方面尤有重大建树。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代主任(1949-1950)、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7-1964)、历史系副主任(1962-1964)、美国史研究室主任(1964-1984)等。曾兼任历史系学位委员会主任(1985-1988)、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1985-1988)、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1990)等。1959年开始招收世界近代史研究生，1978年开始招收美国史硕士研究生，1984年被认定为博士生指导教师。

讲授的主要课程有：“世界近代史”、“美国外交政策史”、“美国史学史”等。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代主任和副主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美国史研究室主任、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校系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与顾问、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学术顾问、国务院第二届学位评议委员会历史组成员（1986-1990）、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1992- ）、《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历史教学》编委（1951- ）及《博览群书》编委（2003- ）等。

杨生茂先生的最大贡献乃在于他培养了一大批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顶级学者，“支撑着当前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半壁江山”。

贡献

研究

承担过国家教委教材科研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1981-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和国家教委博士点研究项目。所获奖励有：天津市总工会劳动模范（1961年）、天津市总工会“七五”立功奖章、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4年、1991年）、天津市研究生教育学会优秀论文三等奖（1987年）、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88年）、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0年、1991年）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1年）等。

学术观点主要有：（1）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但相对主义是与绝对主义相通的；（2）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才是优秀著作；（3）优秀著作应吸收中外已往的优秀研究成果，应答当前社会提出的问题，启发对未来的思考；（4）对外来文化应鉴别吸收，“全盘吸收”观念同“固步自封、”“妄自菲薄” 观念一样，是蒙昧的表现；（5）尽管外交决策受到种种易变因素的影响甚至左右，但经济因素是决定国际关系的终极因素；（6）经济是外交决策的基础，政治是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外交策略口号服务于政治要求；（7）外交政策实质上是内政政策的延伸；（8）只要国家这一现象存在，外交政策总是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但一意追求损人利己的沙文主义对外政策，则会无视权力的极限，陷入霸道主义强权政治的自我损毁的深渊。

杨生茂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代宗师，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特别是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生茂不仅于1964年创建了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他还努力将全国的美国史研究与教学人员组织起来，凝聚力量，相互交流，共同推动美国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他与国内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美国史专家一道，于1979年发起成立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并出任副理事长，为研究会的初创和不断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86年被聘为研究会顾问后，继续指导研究会的工作。

荣誉

20世纪70年代末，杨生茂与刘绪贻教授一起主编《美国通史》，历经二十余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数易其稿，终成6卷本、300多万字的巨著，得到了学术界高度评价，被视为中国世界史研究中的精品巨著，是我国内容最为丰富、篇幅最大的美国通史著作，标志着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该书曾作为国礼送给美国领导人。除《美国通史》外，他还与张芝联、程秋原等学者一起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和《美国历史百科词典》；合著《美国史新编》；编著《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出版个人文集《探径集》。他曾获“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天津市劳动模范”等。

杨生茂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4日19时20分在天津逝世，享年93岁。

杨生茂先生与世界历史教学

　　中国的世界历史教学始于解放后，教授者是一批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杨生茂教授（字畅如，1917-2010）是这个时段的亲历者之一。他毕生从事世界历史的学习、教学与研究，其专业方向前期集中于世界近代史，后期主要在美国史领域。本文追溯杨先生在世界历史方面的教学活动，诸如建国初期建立新史学教学体系的探索、参与《历史教学》杂志的草创、参与世界历史教科书的编撰等，探察主导其这些教学活动的心路历程，以展现共和国初期世界历史教学建立的部分过程。《历史教学》创刊65周年，抚今追昔就更有意义。

　　一

　　对于杨生茂先生来说，他的世界历史教学生涯，是从学习开始的。1949年前，中国只有“西洋史”之称，根本没有“世界历史”这个学科名称；而之前他所受的教育和学的知识，又不能适应新中国新史学的要求，需要重新学习。

　　中国的“西洋史”的教学与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第一个女教授陈衡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门以欧洲大陆为中心的历史课程在高校教学中不再出现，被高教部指定的“世界通史”课程所取代。“世界通史”这个教学概念，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首次使用。世界通史课程究竟该怎么讲，前无古者，无可借鉴。这种情况难煞了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教育背景各异的高校教师。他们需要蜕变，需要在思想上、信仰上和学术体系上进行颠覆性的转变。刚从美国留学回国一年多的杨生茂先生在初创世界历史教学的同时，开始了其人生的第三个学习阶段。

　　杨生茂先生1917年出生在河北省涿鹿县，自小目睹了战火连绵、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的贫弱与屈辱。军阀混战、1931年“九一八事件”、1935年“华北事变”和1937年“卢沟桥事变”期间，正是他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之际。这些刺激对他形成后来的均贫富、憎外辱、爱祖国和兴国家的思想有着很深的影响。1938年他考入燕京大学，1941年赴美，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学习美国史。1947年秋，他回国到南开大学任教，主讲必修课“西洋通史”。他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文学院中第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他回忆说：“当时‘西洋通史’的内容具有半殖民地气息，连使用的课本都是美国人编写的。”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杨先生感到，“在自己的生命史和学术史上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兼有‘枯木逢春’和‘梁上君子’（杨令侠注：脱离实际之意）之感。一方面感到所学皆非，另方面感到需要学的新知识太多了”。

　　杨先生总结一生的学习历程共有三个阶段。一是封建主义教育，即私塾教育；二是资本主义教育，即正规的学校教育，包括高级小学、高级中学、燕京大学和在美国留学接受的教育；三是社会主义教育，“第一步是学习新的社会主义的道理”。

　　杨生茂先生所说的第三个学习阶段，包括1951年底至1953年在中央党校的系统学习。他上了他从未涉猎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联共党史等课程，听过艾思奇、刘少奇和苏联专家的讲座，也读了很多马恩著作。他感觉自己不仅学了很多新知识，而且有一种顺理成章之感。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主要是他在解放前积累起来的两种思想，即民族感情和社会进步观念。即便如此，杨先生经历的思想蜕变过程也如翻江倒海，时起时伏。建国后，国家建设迅速发展、日新月异，需要知识分子重新学习、并快速建立一种世界上前人从未探索过的世界历史的教学体系。杨生茂先生的学习过程既是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也是思想改造活动。他的世界历史教学活动已经不再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与新中国的命运密切相连。新中国的“旧知识分子”们心悦诚服地学习、心甘情愿地奉献，这就是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特征。

　　1949年6月南开大学历史系全系教师们签名公推杨生茂先生为代理系主任。同年，杨先生着手建设新的史学，在全系做了题为“新的历史”的报告，并着手全系课程的配备。1950年秋，他在《历史系工作报告》中写道，本学期所开设之课程甚为完备。杨先生讲“甚为完备”是完全有根据的。当时南开大学世界史的课程体系和学术梯队整齐、优秀，从原始社会史、上古史、中古史到近代史全面开设。1953年全国高校历史课程规划会议将世界史分为上古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和亚洲史。这次新中国首次世界史学科划分，在国内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此，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正式确立。

　　杨生茂先生自己的教学经历是跟随高教部的课程安排指示进行的。刚解放时，杨先生开设“世界通史”，后开设“苏联史”和“史学名著选读”，主要讲《国家与革命》和《共产党宣言》等。他说，“当时现学现讲，虽然之前在美国看了不少俄国史和苏联史的英文著作，但主要参考苏联的<联共党史>”。不可否认的是，在解放初期，中译本苏联教材为中国世界史的草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和在美国学习美国外交史的基础，杨先生选择了开设“世界近代史”课程，是建国初南开大学这门课程的主讲者，也是解放后中国第一代讲授“世界近代史”的教师之一。

　　1950年杨生茂先生任“天津市新史学会”会长，并成为中共预备党员。1951年5月始，杨先生在天津中国大戏院作“世界近代史”辅导报告，后去天津广播电台讲课。1957年杨先生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1966-1976年中断；至1984年），同时还担任国际共运史教研室主任（至20世纪60年代初），1958年开设“美国史”课，同年招收南开大学历史系第一个世界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

　　杨先生非常重视教学。那时候大学五年制，历史系本科生主要听两大通史课，即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仅世界近代史的课每礼拜上四节，讲一年，因此授课任务非常繁重。他使用了当时还不普及课堂讨论和口试的教学方式，重视辅导和启发。

　　在世界史教学过程中，杨生茂先生总结出培养研究生的三个步骤。

　　第一，训练从摸清资料开始。研究生一入学，杨先生就要求他们到图书馆查书目。“例如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的，先到图书馆里面看看美国工人运动史方面有哪些书，开一个书单，然后再在该书下面写几句话，哪年出版的、看完序言或导论后有什么感想、这书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甚至比如可以说这书的地图好、索引比较详细等，什么都可以说，以此证明你看这书了。”“下一步做专门的文章时，我要求学生再进一步给我开一个书单，那就要求详细了。”

　　第二，训练学生思考。“语义学很重要，尤其要研究外国的语义。”

　　第三，杨先生主张研究生要出去参加学术讨论会。交流思想很重要，最后才能创新。

　　作为教学园地，需要同时解决教师如何“教”和学生如何“学”的问题。在教学培养方案的制定方面，杨生茂先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63年，在杨生茂先生主持下，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组制定了三份重要的教学培养方案。

　　《世界近代现代史专业、美国史方向研究生学习大纲》内设“说明”、“课程内容”、“学习要求”、“书目”和“附件”。附件分别是“世界近代现代史必读和参考书目”、“美国史必读和参考书目”和“美国史方向研究生主要学习项目、时间分配和顺序表”。“书目”上有说明三点：“1，必读书均标以‘△’号。除必读书外，研究生还应阅读一定数量的参考书；2，书目中虽列有一些中译本，但希望研究生尽力阅读外文原本；3，本书目每隔两年修订一次”。由这些悉心的关照，可以看出制定者们对培养学生的关注程度与用心良苦。经统计，除马恩列毛经典外，该书目列举了关于世界近现代史的中文著作（包括中译本）14本；关于美国史的中文著作（包括中译本）51本、俄文著作6本、英文通史名著11本、英文专门史著作121本、英文丛书5种、英文工具书和文献31种、杂志和报纸20种。在20世纪60年代初，南开大学竟能有这不少的“存货”，而且被杨生茂等位先生“挖掘”出来，也算是个奇迹。实际上，这不是什么奇迹，是学者对资料的高度敏感性的体现。对于图书资料，杨生茂先生一贯主张两点。第一，书是死的，人是活的，人要书为人服务，要千方百计把书的资源调动和利用起来。第二，学生入门第一件事，就是首先把校图书馆的相关资料搞清楚。他硬性要求学生到图书馆书架前浏览、翻卡片柜、用笔把相关英文书籍的所有信息（包括南开大学图书馆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和出版年代等）记下来。开始有的学生不理解，有点抵触，可是到后来、甚至参加工作之后，才体会出甜头来，皆言受益终身。学生在摸清楚校图书馆的藏书情况后，按图索骥，再去北京等地大图书馆查找。在没有电脑的年代，这也算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了。

　　第二份是《美国史方向研究生主要学习项目、时间分配和顺序表》。这是一张表格，分课程名称、课时、进度安排和检查方式等。

　　第三份是《世界近代史教师备课进修必读和参考书目》，是为青年教师制定的，主要是中文著作。与对学生的要求比，该书目显然扩宽了专业视野，分西欧哲学史、经济史、外交及国际关系史、外国文学史、英国史、美国史、日本史、苏联史、法德意史、拉丁美洲史和第一第二国际史等门类，计200余册种。杨生茂先生一生行事谨慎，当时他把这些著作列上去，是需要一些胆识的，一定是他认为此举非常必要。

　　培养方案的中文是冯承柏先生刻写的，英文也是他用美国史研究室一台英文打字机蜡纸打刻的。虽然这几份培养方案是油印的，封皮粗陋，但是内容显然已经很成熟丰满了，表明当时南开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水平、专业规范、研究规模和图书资料条件已经比建国时有了长足的进步。

　　1964年，国家在全国设立了若干个地区国别史研究“点”，南开大学建立起“日本史研究室”、“美国史研究室”和“拉丁美洲史研究室”，属教育部正式编制。杨生茂先生是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创始人。美国史研究室成立后，杨先生首先着手资料建设，利用当时国家给予的外汇指标，订购外文图书和刊物，为后来世界史研究与教学奠定了一定程度的基础。虽然这些教学、科研准备活动被“文革”中断了十年，但是今天南开大学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远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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