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升祺

藏学家

柳升祺（1908年3月27日—2003年3月19日)，男，汉族，浙江省兰溪县人。著名藏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会员。

人物生平

柳陞祺1908年3月27日出生于浙江兰溪县。4岁时随家人迁居杭州。1925年，柳先生从杭州私立宗文中学毕业。当时正值五卅惨案，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高涨。圣约翰大学中国师生因为校方不允许悬挂半旗致哀，愤而离校成立了光华大学。柳先生慕名考取了该校的预科，随后在英国文学系攻读本科学位，于1930年毕业。

1931年，柳先生考入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属的盐务管理局，在松江盐务管理局担任助理英文秘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自请调至四川自流井川康盐务管理局。1940年到光华大学成都分校执教英文，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

柳先生在其青年时期就深受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早在上海学习期间，柳先生就发表了一系列中英文的文章，其中不乏针砭时弊之作，比如在《中国评论周报》（ChinaCritic）发表了Complaint of a College Graduate（《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诉苦》）,揭露了当时在腐败的政治统治下大学生就业艰难和学非所用的困境。

柳先生很早就对新闻记者职业发生了兴趣，他曾经从事多年的业余撰稿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柳先生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国幅员辽阔的西部地区十分向往，决心作一名自由记者。

1944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加强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遏制英国在西藏的分裂活动，任命蒋介石侍从室官员沈宗濂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兼驻藏办事处处长。柳先生在别人的推荐下受聘为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于同年进藏，开始其长达五年的在藏工作。

在藏工作期间，柳先生利用其英文功底扎实的优势，为防止英国和西藏地方上层中的亲英势力的分裂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内地对西藏的了解还很少。在赴藏之初，柳先生就计划写一部关于西藏的书，对当地的情况进行客观、忠实的报道。他的想法恰好与沈宗濂不谋而合。在藏工作期间，柳先生阅读了大量关于西藏的中英文书籍，同时努力学习藏语文。柳先生的特殊身份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西藏地方的上层势力，对当时西藏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产生了相当深刻的认识。1946年初，沈宗濂调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希望柳先生能完成书稿的写作。后来两人合撰了《西藏与西藏人》（Tibet and Tibetans）。该书是第一部中国人用英文撰写的介绍西藏历史和社会情况的著作，详细地阐述了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过程。当时外界对西藏的了解还非常少，特别是西方人往往以一种优越感来看待藏族及其文化，对藏传佛教存在较大的偏见。该书的整体框架由沈宗濂确定，是柳先生一人执笔完成的。与当时其他关于西藏的中外作品比较，这本书是比较全面、真实和客观的。特别是其中《黄教寺庙组织》和《西藏地方政权组织》两章，为当时国内外仅见之作。

1947年，他在亲身见闻的基础上撰写了一篇关于热振事件的长篇报道《西藏政变实录》（热振是西藏的大活佛之一，长期担任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王。因为其倾向中央政府，在1947年被西藏地方的分裂势力囚禁，不久死于狱中），发表在《上海新闻报》上。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对外封锁消息，柳先生的这篇报道是内地了解西藏这一重大变局的主要途径之一。该文后经多方转载广为流传。根据柳先生的回忆，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得知此事后，反应非常强烈，迫于形势，柳先生不得不自请辞职离藏。

此外，柳先生还用英文撰写了关于西藏的三篇文章，刊于1948年的China Weekly Review《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主要介绍了内地、西藏地方上层和英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不同看法，并且进行了评论。

柳先生在西藏五年的工作经历，使他成为许多西藏现代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也让他深深感到西藏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从此走上了藏学研究之路。

1949年柳先生辞职赴印度，受聘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名誉研究员，研究藏学。

1952年底他离开印度返回祖国，被分至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继续从事藏学研究，1958年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8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

归国后，柳陞祺先生重新审视和研究藏族历史，为创建中国藏族历史学科做了大量工作。1957年他与王静如先生合作编写出藏族历史讲稿《西藏历史概要》。这是中国第一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藏族历史进行科学评价的著作。除了吐蕃时期外，该著作的其他部分由柳先生一人撰写。

1958年至1961年，又两次赴藏参加藏族社会历史调查。随后，与王辅仁先生和常凤玄先生合作，使用藏族社会调查资料并结合史料，编写出《藏族简史》。柳先生负责该书中从吐蕃王朝衰亡到宗喀巴开创藏传佛教格鲁派，以及从1840年到1919年的近代西藏历史部分。由于该书是第一次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资料编写的，内容较以前的类似著作要丰富全面得多，为中国的藏族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书最初是以铅印本的形式印行的，“文革”后，柳先生又参与了该书的修订工作，负责其中从帝国主义入侵开始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西藏人民反分裂斗争过程等五个章节的撰写工作。该书于1989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被高校作为藏族史课程的教科书。该书出版已15年，虽然这期间藏族史研究在深度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该书的总体框架和观点仍然比较成熟。该书于1992年获得中国社科院1987-1991年优秀科学成果一等奖。

1964年-1965年，柳先生接受上级任务，撰写了《西藏喇嘛教的寺庙和僧侣组织》和《西藏喇嘛教寺庙与国外关系述略》两本材料（铅印本），向有关部门提供了这方面比较具体和全面的情况。除上述论著外，柳升祺先生还撰写了大量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侵略与分裂西藏阴谋活动的论文，如《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挚签的经过》、《英人乔治·.布格尔（E.Bogle）入藏的使命及其执行结果》、《汤姆斯·马涅（T.Manning）——第一个到拉萨的英国人》、《评第六辈班禅额尔德尼丹贝意希1738-1780》、《评范·普拉赫先生的西藏历史观及其他》、《西藏名义辨析》、《关于第五辈达赖喇嘛进京受封经过的几点商榷》、《回顾西藏解放时的几个涉外关系问题》、《用历史眼光认识西藏》等等。

1979年，他赴尼泊尔加德满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亚洲口头传统文化研究专家”会议，被推选为大会副主席。

1983年柳先生随中国社科院访问团出访印度和尼泊尔等十余个国家。在印度访问期间，柳先生应邀介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情况，受到有关人士的欢迎和好评。

1985年，他前往墨西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三世界食物问题讨论会，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食物问题的发言，会后撰写了《从社会和经济观点论中国的食物问题》一文，于1987年发表在该组织编写的论文集中。1985年，他赴四川温江参加全国藏学讨论会，提交了论文《马吝——第一个到拉萨的英国人》。

1986年退休。

1988年，柳先生接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的长篇采访，用英语驳斥了国际反华势力在西藏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

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柳先生逾古稀之年，飞至伦敦查阅和复制英国档案，在1990年写成《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XIV卷何以有两种不同版本——兼评西姆拉会议（1913-1914）》一文，载于《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该文以《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何以有真伪两种版本为突破口，揭露了英属印度政府用伪造1929年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的卑劣手法窜改历史事实，从而使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合法化。柳先生利用充分证据指出，西姆拉会议是无效的，而“麦克马洪线”则是非法的。同时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外某些知名学者对这个问题明知而不言的原因。1991年，他参加并主持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召开的“国际藏学讨论会”。

2003年3月19日下午3点半，著名藏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会员柳陞祺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95岁。

主要作品

1959年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后，国际分裂势力利用所谓的“西藏问题”混淆视听，欺骗世人。国外某些学者因为立场的偏颇或者认识错误，在藏族史研究上发表了种种谬论或者错误的看法。对此，柳先生十分担优，提出藏族史研究的重点要放在西藏近三百年的历史上。为此，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现更名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了以他为首的“西藏三百年政治史”课题组。该项课题是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业已完成。

柳先生还撰写了许多与这个课题有关的专题论文，驳斥了国外流行的某些错误观点和偏见，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分裂西藏的阴谋活动。如1982年发表的《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后来又译成英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该文驳斥了国外某些人对挑选达赖喇嘛转世灵童问题的歪曲。

《英人乔治·布格尔（G•Bogle）入藏的使命内容及其执行结果》（与邓锐龄合写，刊载于《藏学讨论会文选》1987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和《汤姆斯·马吝（T.Manning）——第一个到拉萨的英国人》（刊载于《西藏研究》1986年第2期），用翔实的中英文史料充分揭露了英国早期对西藏的侵略图谋，证明了中国对西藏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与人合撰的《评第六辈班禅额尔德尼贝丹意希（1738—1780）》（与邓锐龄合作，刊载于《民族史论丛》，中华书局），正确分析了第六辈班禅在调解不丹与印度比哈尔纠纷的立场和进京觐见乾隆皇帝的问题，用史实证明他并不是如国外某些学者所说的亲英，而是心系祖国的。

范·普拉赫的《西藏的法律地位》一书标榜的所谓“西藏独立论”在国际上具有较大的影响。为了批判他的观点，柳先生专门撰写了《评范·普拉赫先生的西藏历史观及其他》（《中国藏学》,1992年第1期）。此外，他还与人合作撰写了《西藏名辨析》（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该文从分析西藏政治地理范围入手，指出有些人故意混淆“Tibet”的民族含义和政权含义的区别以达到鼓吹“西藏独立”的目的。

柳陞祺先生关于藏学方面的著述及论文，《柳陞祺藏学文集》中进行了详尽收录。该书列入《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内，因篇目、文种，分为汉文卷和英文卷，其中汉文卷又分上下两册。书中收录的篇目，除了摘自已经出版的《藏族简史》中先生承担的“17世纪西方势力入侵至西姆拉会议”部分外，还有散见于《民族研究》《中国藏学》《西藏研究》等刊物的文章。这两方面的篇目约占全书的半数篇幅。余文皆首次面世。其中不但有先生的初稿，如《西藏喇嘛教与国外关系概述》《西藏政治、地理、宗教》；回忆文章，如《蒙藏委员会拉萨办事处期间的回忆》《忆九世班禅》；书评，如《（被隐藏的中印边界史）读后》《（雪域求法记）读后》；译文，如摘译的柔克义、兰顿、河口慧海、兰姆等的著述；英文，如《回顾西藏和平解放时的几个涉外关系问题》等。本文集还收录了先生晚年与邓锐龄先生讨论藏学问题的四十九封信件，其治学的剀切、为人的谦和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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