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川一件

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发生的一起御家骚动事件

柳川一件（日语平假名：やながわいっけん）指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发生的一起御家骚动事件，事件为对马藩主宗义成与家臣柳川调信之间围绕对知行地（领地）和朝鲜外交问题引发对立，1635年经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家光裁决宗义成获胜。“柳川一件”使日本幕藩体制国家进一步得到巩固，同时完善了幕府的外交体制，促成了与朝鲜的邦交正常化。

背景

对马岛长期以来为日本与朝鲜半岛交往的中转站，在日朝国交和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592年，丰臣秀吉大举入侵朝鲜、挑起壬辰倭乱以后，日朝关系中断。1598年丰臣秀吉死去、日本从朝鲜撤军以后，极度依赖对朝贸易的对马岛开始谋求日朝复交。虽然日本新兴的幕府将军德川氏也欲与朝鲜修好复交，但主要过程都是经由对马岛进行的。因此在与朝鲜交涉过程中，对马岛几次擅自以“日本国王使”的名义派遣使臣到朝鲜，并且为了符合朝鲜要求多次篡改幕府所发出的国书，如将幕府将军在国书中的署名“日本国源秀忠”、“日本国源家光”更改为“日本国王”，由此浑水摸鱼。所以在壬辰倭乱后由于对马岛的关系，日本对朝外交长期得不到妥善管理。而对马藩内部也有矛盾，主要表现为藩主宗氏和家老柳川氏之间的矛盾，柳川氏自柳川调信开始辅佐对马藩初代藩主宗义智，同时又主导对马藩的对朝交涉。1613年其孙柳川调兴继承家督之位，1615年宗义成亦继承宗义智的藩主之位，两者关系不睦，终于引发了“柳川一件”。

经过

1631年（宽永八年），对马藩主宗义成与家臣柳川调兴因知行地和岁遣船问题发生争讼，柳川调兴谋求“以来自幕府的一千石（知行地）和自己的岁遣船一艘、流芳院（指柳川调兴之祖父柳川调信）船一艘的权利为基础实现幕臣化”，即成为德川将军的直辖家臣而不是大名宗氏的家臣，而宗义成则千方百计遏制其企图实现，前者控诉后者“横暴”，后者指责前者“不臣”，先后诉诸江户幕府，此即所谓“宗氏之御家骚动”。此后，柳川调兴为了立于不败之地，揭发对马藩主多年来一直篡改幕府发给朝鲜王朝的国书，如在朝鲜礼单添加物品、将落款“日本国源家光”改为“日本国王源家光”等，指责其为宗氏对朝鲜外交的“私曲”，事件进一步演变为所谓“国书篡改事件”。

尽管如此，德川幕府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将事件搁置近两年，延至1633年（宽永十年）五月，将军德川家光指令幕府听取双方的主张，但是依然没有做出任何判决。1634年（宽永十一年）十月德川家光上洛后指令老中土井利胜和松平信纲审理柳川一件，十一月中旬委派上使前往对马藩调查事件经纬，同时禁止对马岛派遣赴朝使船。翌年（1635年）二月，德川家光将宗氏和柳川氏双方二十余人招至江户举行对质审理，德川家光认为宗义成年少，与国书篡改无关，而柳川氏独断对朝外交，因此国书篡改之责在柳川氏而非藩主宗氏。宽永十二年（1635年）三月十一日，德川家光裁定宗义成无罪，柳川调兴及其同伙有罪（具体处罚为柳川调兴流配津轻，调兴之家人松尾智保等斩首，1629年以“日本国王使”名义出使朝鲜的规伯玄方和宗智顺流配奥羽）。三月十四日，德川家光再次召见宗义成，确认其无罪并责令宗氏在1636年请来朝鲜通信使。同时指示将事件处理结果通报朝鲜，明确今后由对马藩宗氏全权主持日本对朝鲜的外交。德川家光在此事件后还终止此前因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忠褒奖对马藩交涉议和复交之功而特许宗氏不必按常规参觐交代的特例，加强了对对马藩的监管和控制。

事件影响

从日本江户幕府的内政角度来看，“柳川一件”的处理结果是幕藩体制的必然选择。宗氏胜诉的根源在于幕藩制的本质是主从制，德川幕府不仅要求诸藩大名臣服德川氏，而且要求各藩大名的家臣顺从其主家大名，大名家臣对主家大名的挑战恰如藩国大名对幕府将军的挑战，是绝对不容许的。惟其如此，即便“国书篡改事件”东窗事发，“柳川一件”也是注定要以柳川氏的败诉而告终的。德川幕府的统治策略是始终如一地强化幕府中央的权力，同时作为大名统制的方针坚持强化大名权力的方向，坚决肃清战国时代所遗留的“下克上”之风，所以对于大名的“御家骚动”一贯采取严惩家臣的作法。“柳川一件”只是其中一例而已，毫无特殊之处可言。同时德川家光利用“柳川一件”这次机会，收回了对马藩免除参觐交代的特权，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幕藩体制国家。

从日本外交角度来看，“柳川一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以“柳川一件”为契机，幕府着手完善对朝鲜的邦交，一方面赋予对马宗氏以对朝外交的全权，实现了对朝外交的一元化管理（幕府—对马），从而使对马岛在对朝外交中再无浑水摸鱼的机会，完全纳入幕府的指挥下，同时幕府将军也鉴于国书篡改的教训，正式将“日本国王”的对外称号改为“日本国大君”，从而确立了所谓的“大君外交体制”（日本德川幕府初立时曾试图加入明朝朝贡体系，获得“日本国王”的册封，因此暂时默许了对朝外交使用这一称号；但由于没有加入成功，不得不游离于朝贡体系之外，因而幕府将军的对外称号一度产生空白，“柳川一件”以后正式采用“日本国大君”的称号代替“日本国王”）；另一方面，“柳川一件”之后，日本将处理结果通报朝鲜，并邀请朝鲜遣使日本，从而使朝鲜于1636年派出了以任絖、金世濂为首的通信使，这是壬辰倭乱后朝鲜首次派出的以“通信使”为名的使团（之前三次使团虽然也被归入朝鲜通信使之列，但名义是“回答兼刷还使”，并未正式恢复邦交），正式恢复了日朝邦交，因此“柳川一件”也促成了壬辰倭乱后日朝关系的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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