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宗

桐城文学史上的宗师性质的人物

桐城文宗，顾名思义，是指桐城文学史上的宗师性质的人物。桐城文学史，包括桐城文派、桐城诗派、桐城赋派，其中桐城文派占据最核心位置。在《现代汉语词典》（第119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本）里，关于“文宗”的注解是：“书或文章为众人所师法的人物”。那么，完全有理由推断：桐城文宗的具体定义，就是“桐城文学史上，著述立说并凭借文章为近代和当代世人所师法的几位开山性质的鼻祖”。

基本信息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是常被引用的对桐城文章的赞誉。事实上，在方苞、姚鼐之中还有一位乡人不可省略，即刘大櫆。人称“桐城派三祖”指的就是方、刘、姚。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三人的座次顺序正是该流派的起始、发展、成型的脉络。而桐城派的渊源却并非方苞。明代中叶，至明末清初，桐城学者以方以智、钱澄之等人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为文章嫡传，成为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开桐城派先河。提倡屏弃俗学，专治经书。

戴名世进而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是桐城派理论的雏形。虽有“义法”之意，却无“义法”之说。著有《四书朱子大全》以及大量散文。同族后人戴衡搜集整理遗文，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编成《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光绪时刊行传世。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

代表人物

方苞

方苞，公认的桐城派创始人。“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其曰：“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义经法纬，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著有《望溪先生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集外文补遗》2卷。

刘大櫆

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刘大櫆对“阳湖派”的形成影响也很大。著作有《文集》10卷、《诗集》6卷、《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

姚鼐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是刘大櫆的学生。他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又发展“神气”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

曾国藩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桐城散文派支流---「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潘承祥

桐城赋派，开山鼻祖潘承祥，是当代杰出的辞赋家。创立了“义言有物”（辞赋的含义、观点、思想内容）、“法言有序”（用实物或资料来论证说明辞赋的功用）、“辞言有技”（辞赋修辞要有神韵，构思形式大气磅礴、铺陈技巧不能离谱，神气与词章并重，铺排与考据互映。所以要在考据的基础上讲究--立意禅集。就是说，脱离桐城文派--文章小气、缺少词采等拘囿。但是，文采华丽，也不能离开实际情况，故要考证。譬如，写安庆的辞赋，就不能把黑龙江的东西写进来，铺排--铺陈与排比。）的桐城辞赋学说---是桐城赋文体的指导思想和灵魂。辞赋形式服从辞赋内容，辞赋内容与辞赋形式辨证统一。学者日不落先生，对其学说进行了科学而系统的总结。桐城赋学说，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倡导中国最先进的文化方向；强调国学精神要遵从于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力求文采独特，或以散文笔法抒情，或以阳刚阴柔风格说理。内涵和精神并重。桐城赋派理论体系，达到了桐城历代学说最完整的创造。中国桐城赋文体，以学术的方法论，审视中国辞赋史和传统文化，体现了国学基本特征和精神。正如思想家戴震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既从儒家经学的立场出发，又以中国传统辞赋学术思想为背景，来总结当代辞赋在中国学术演变中的规律，不但吸收了现代哲学思想，而且丰富了辞赋命题的本质意义。因此，如同屈原创造的“楚辞体”那样，桐城辞赋体，是一个从桐城文体中独立出来新的文体风流派。著有《潘承祥文集》、《潘承祥赋辑》、《潘承祥骈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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