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

学衡派创始人

梅光迪(1890年2月14日—1945年12月27日)，字迪生、觐庄。安徽宣城人（今属芜湖市南陵县弋江镇奚滩村西梅村）。中国现代学者。

人物生平

梅光迪(1890一1945)，字迪生、觐庄，宣城县（今属芜湖市南陵县弋江镇奚滩村西梅村）人。自幼酷爱中国古书，12岁时初应科举（童子试），在安徽受完中等教育（安徽高等学堂）后考进北京清华学堂。1911年考取官费奖学金，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录取，两年后，转入西北大学。

1915年毕业后，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在哈佛大学的4年，对梅光迪的思想发展影响很深，最重要的，是他和文学导师、新人文主义创始人伊尔文·白壁德的交往。美国在20年代，在白壁德等人的影响下，一度兴起一个人文主义哲学和思想批评运动，梅光迪认为新人文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相近之处，决心用新人文主义作武器改造当时中国混乱的思想界。梅光迪一到哈佛大学，就和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胡适以长篇通信进行激烈的讨论。在已公之于世的胡适日记里，记裁了他们当时关于中国文学改革的争论。梅光迪与胡适意见相左，他并不是没有感到旧文学的没落，而是认为胡适的理论和实践还不够深刻，认为胡适把语言同文学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了，低估了旧传统对诗歌创作的借鉴作用。民国6年胡适回到北京，举起了文学改革的旗帜，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革文章和中国最早的新诗。梅光迪仍留在哈佛，跟随白壁德研究文学。

1920年，梅光迪回国，任南开大学英语系主任。民国10年去南京，任东南大学英语系主任。1922年，梅光迪和东南大学同事吴宓等人创办《学衡》杂志，梅光迪在该刊上发表了《评提倡新文化者》、《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等文，对新文学运动提出责难。梅光迪批评有些新作家对自己的文学传统无知，对西方文学也知之甚少，这些新作家妄自尊大，既不客观又不谦逊，充满空想，气量狭窄。梅光迪表示他从不反对西方知识，但反对那些摘文学改革的人不加区别的偶像崇拜，反对那些人对中国传统的东西统统打倒，对西方的东西不加分析。梅光迪不反对白话文，他很欣赏中国的口语文学作品，认为它是写作的一种可行体例，但他不同意完全用白话代替古文，他认为古文排除掉拟古和内容空洞的毛病，还是可以成为表达现代思想的灵活工具。为了使国内读者对西方文学有个广泛的全面的了解，《学衡》发表了不少介绍西方文学的论文和译文，梅光迪的文章主要是介绍一些西方带有哲学色彩的文艺批评家，这些文艺批评家不以分析文学作品的形式美为限，而是用文艺批评来表达其道德观和哲学观，因此他们不但成了文艺批评家，而且成了时代的引路人，如卡莱尔、阿诺德、白壁德等。梅光迪通过《学衡》杂志，向国内读者介绍西方文学同时，又在太平洋彼岸充当了文化使者的角色。

1924年至1936年间，除1930年至1931年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外，一直任哈佛大学中文讲师，对美国早期的中国语文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很有影响。在讲课中间，他力求使美国学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1936年，梅光迪回国，任浙江大学英语系主任、文理学院副院长。1939年，浙江大学迁往贵州遵义，梅光迪任新成立的文学院院长，在任职期间深得师生爱戴。他竭尽全力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维持较高的教学水平，关心学生福利和学习生活，不遗余力地鼓励和帮助有才华的学生，倾囊相助外出学生的旅费，为住院动手术的学生募集药费，冒险营救参加革命活动被秘密速捕的学生。在遵义时，他还担任一定的教学工作，他教英国文学课，以18~19世纪的文学批评和散文为主要内容，引起不少学生的兴趣。在此期间，他还发表一些文章介绍西方作家，分析20世纪欧洲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对作家的影响。1938年至1945年，梅光迪任重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

自1944年冬始患心脏病，病发则气逆呕吐。次年春赴重庆休养，6月中归遵义，稍为康复。入秋病复剧，赴贵阳就医，因医治无效，于1945年12月27日去世，终年56岁。

他在民国34年（1945年）的日记中，谈到不少他已感到无力完成的写作计划，他的手稿中的一些笔记和草稿，是他准备用中文和英文同时写作的一本关于韩愈的书的大纲，他还准备为中国读者写一本西方思想史，包括从伏尔泰到尼采间二、三十名重要人物的传记和批判性研究。这些计划是同他一生的追求相一致的，他的使命就是以历史眼光和传统的意识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学，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他认为纯文学是没有的，文学只有和道德和哲学思想相嫁接，才能发挥更深刻的效用，才能被用来拯救人民，改造社会。他既是孔孟儒学的捍卫者，又是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传播者。

人物贡献

梅光迪与《学衡》

《学衡》1922年在南京高师一东南大学创刊，梅光迪起了最关键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梅光迪一手促成了《学衡》的诞生。胡适在《逼上梁山一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中把他在1916年“决心试验白话诗”的原因归结为：“一半是朋友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一半也是我受的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这个“朋友们”中最主要的则是梅光迪。套用胡适的说法来说明梅光迪发起创立《学衡》的原因，则为：一半是与胡适进行文学论争的结果，一半是他所受的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影响。因而，追溯《学衡》的出现与“学衡派”的形成，梅光迪的1915~1916年便是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关节点。

1915~1916年，对于梅光迪和胡适，都是他们人生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们各自从西方文化中选择了一种对他们的文化命运有着重要影响的学说；在这个阶段中，这两个同在美国留学的安徽人在书信往来中热烈讨论着中国“文学革命”的问题，并初步确立了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不同身份。这场发生在美国的“文学革命”论争，不仅影响了胡适和梅光迪两人的命运，也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学衡派”与新文化倡导者们的论争，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这场“文学革命”论争在中国的继续和展开。

从1915~1916年到1922年创办《学衡》杂志，梅光迪始终坚信：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因而是一种谬误；而他所坚持的古典主义文学标准则是经过中国古代文学和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说认证的，因而是正确的。白璧德的古典主义文学标准成了“学衡派”与新文学倡导者论争的一个尖锐武器。

《学衡》与现实疏离的批评，不但未能如梅光迪所预期的起到颠覆新文化运动的作用，也未能对新文化运动造成强有力的冲击。《学衡》出版之初，鲁迅、周作人、茅盾等新文化倡导者们曾著文批驳其谬误和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但很快即对《学衡》置之不理了，在他们看来，《学衡》实在不值得一驳。创刊第二年，《学衡》对新文化一新文学运动的批评，已被新文化倡导者们所忽略，无法真正形成论争之势，“学衡派”也就成为现代文化中的“多余人”了。《学衡》的直接肇始者梅光迪，在《学衡》仅发表了区区5篇文章，便于1923年对《学衡》表示失望而退出《学衡》。

学术研究

梅光迪一生博览群籍，学贯中西，就中西方文化的造诣而言他在其所处的时代，是屈指可数的。除了扎实的国学功底外，他在美国专攻西洋文学，学习、任教先后达2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文学系主任顾立雅先生评价说：“他学问的渊博实令人惊异。我知道他对中国文学创见很多，即就对西方了解而论，中国人能胜过他的似乎寥若晨星。他的英文写作既达且雅，比之西方名著也毫无逊色。”甚至，连他的“文学革命”之争的老对手胡适先生也坦诚地说：“文章无对手，只怕宣城梅。”

然而，也正是由于梅光迪对东西方文化能洞见其玄奥，详悉其源流，再加上他一直崇尚为人应具有嶙峋的气节，不逢迎献媚，因此在对旧思想、旧文化摧枯拉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啸声中，产生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并创办了《学衡》刊物,意欲通过阐释孔子学术思想的精义，挽救传统文化的危亡，因而被视为“顽固”、“复古”而遭口诛笔伐，成了一个逆时势而搏击的悲剧人物。

梅光迪维护中华传统文化，阐释孔子的新人文主义理想，除和吴宓等人创办《学衡》杂志外，主要体现在向学生传授知识上，在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付出最大。他的同事张君川回忆说：“梅先生自己学贯中西，也要求学生在努力研究西方文学外，不能忘记祖国丰富的文学。梅先生讲课常中西对比，不只使学生加深理解，实开比较文学之先声。”

在浙江大学时期，梅光迪经校长竺可桢的同意，仍继续发扬学衡精神。规定大学一年级学生必修古文一年，从上古至明清，以顺序选读。文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还必须学一年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与此同时，大学一年级还要必修一年英文，文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要修两年英文。只有这样，才可能融通中西文学。

从梅光迪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为了诏示国人，传诸西方，他曾蓄志着手同时以中英文系统地撰述中国传统文化。其内容有评述东汉末年党锢史实的《洛下风裁》；评述魏晋清谈状况的《正史遗音》；阐明自唐以来文学源流的《韩文公评述》；反映北宋文化及士大夫生活的《欧阳公评述》；描写清、乾、嘉极盛时代之景的《袁随园评述》；对中国文化最后作总的阐述，并予以颂扬的《曾文公评述》；以及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忠节与隐逸进行评述的《中国两大传统》等。据其夫人在其《哭迪生》一文所诉，翻阅其遗稿，他的著作按年月编目，已排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其自身性格，及时局等诸多客观原因，他身心交瘁，力不从心，最后以心肾衰竭而长逝，宏伟抱负最终未能实现，不能不令后来人喟然长叹。

人物关系

梅光迪夫人李今英女士，原为其东南大学的学生，颇通文理，二人育有三女一男。梅光迪逝世后，她迁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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