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堡号

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

歌德堡号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于1745年在瑞典哥德堡港外大约900米处沉没。

1745年，满载东方商品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歌德堡号”在瑞典哥德堡港外大约900米处沉没。“歌德堡号”的失事，不但给人带来遗憾也带来疑问。人们多迷惑于这艘商船失事的原因。但当年“歌德堡号”把广州作为停靠、贸易和返航地点，原因何在？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不乏优良的港湾，论港口综合条件，广州未必最佳，但“歌德堡号”同当时其他许多西方国家商船一样，不往别处，偏偏要到广州，在这背后有一些值得人们记住的往事。

四口通商

也许有人会认为，“歌德堡号”停靠广州是统治中国的清王朝的规定。其实不然。在“歌德堡号”来华的时候，中国有四个港口可以接待西方商人，他们分布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四省。所谓“一口通商”是“歌德堡号”沉没十多年之后才有的规定。

清朝初年，海外贸易政策几经变化。

明末清初，满清统治者趁农民起义军推翻明朝之机，闯入关内，并在一系列角逐中逐渐占据上风，进而问鼎中国。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清朝对广大汉族地区人民的反抗异常忧惧。为对付占据东南沿海的南明反清势力，迫使据守台湾的郑成功就范，从1655年起清朝改变“通商裕国”政策，多次发布命令，实行禁海迁界，规定“片板不许下海，粒货不许越疆”，还迫使沿海百姓内迁30－50里。一时间，沿海民众老弱转死沟壑，壮者流离四方，“滨海数千里，无复人烟”。

此时，福建、广东分别由藩王耿继茂和尚可喜及其家族管辖。他们曾为清朝得天下建立战功，因而居功自傲、专横跋扈、拥兵自重，对朝廷的命令并不完全理会。禁海迁界时期，他们打造海船，私通外洋，大获其利，因此广州和厦门的海外贸易并未完全中断。

1681年，清朝赢得一场历时八年、波及十多个省份的平息“三藩之乱”的战争，坐大福建、广东的耿继茂和尚可喜势力相继灭亡。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东南沿海广大地区再无可以挑战清朝的政治军事势力。翌年，在广东等地官员的要求下，清朝解除海禁，在江、浙、闽、粤四省设置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对外通商贸易。清朝历史上的四口通商时期由此开始。

此时，四个港口都可以依据自身优势进行贸易竞争。开始时，西方商人对浙海关的舟山(港口在定海)、闽海关的厦门和粤海关的广州都充满兴趣。舟山位于丝绸的产地，并且比较接近消费毛织品较多的北部地区。丝绸是西方商人热切希望得到的中国商品；毛织品是西方商人极力在东方推销的商品。清朝初年，厦门因与台湾关系密切，中西贸易颇为繁盛。争取到广州贸易的英国、荷兰等国商人，一再受到企图独占贸易的澳门葡萄牙人的阻梗，但广州一直是他们“未能忘怀”的地方。在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中国的五艘商船中，有两艘开往舟山，其中“萨拉号”携带的资金是五艘商船中最多的；“海王星号”携带资金居第二位，前往厦门；另外两艘商船往广州。

但清朝开海贸易在二三十年内，西方商人逐渐把贸易重心移至广州。

西方商人首先离开的是舟山。从英国人当时的记录看，主要原因有三条，第一，由于商船一般只能停泊在定海，而海关官员却在宁波，商船抵港与海关官员到来之间往往要经过一个令人心烦意乱的等待。1700年，两艘英国商船因为海关监督的耽搁而延误了航期。第二，贸易方面的困难重重。舟山只是个小市场，西方商人要同宁波商人打交道，而宁波“商人行会势力很大”，“是全国中最强的”。因此宁波商人刚性有余，弹性不足，西方商人谈判中讨价还价的余地很小，大部分西方产品在舟山很难售出。第三，地方当局和地方官员过度勒索，令他们不能忍受。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向其董事部的报告称：他们“没有一天不受官吏或商人的侮辱、勒索和压制。”约在18世纪初年，英国商人得到这样的认识：“广州比厦门好，而以上两处则比舟山好”。厦门的情况与舟山稍有不同，但有两点是相似的：贸易方面的困难，以及官员“沉重的勒索和骚扰”。不久，西方商人也离开了厦门。在1816年以前，西方商人对华贸易已集中于广州。

后来的某些年度，西方商人还曾一再前往舟山和厦门，两地官员也表示欢迎西方商人前去。但几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仍然是交易和与官员打交道的困难。由于市场规模和成熟度有限，两地商人素质、市场吞吐量、交货时间、价格、付款方式等诸多方面都不能与广州相比。

显然，四口通商时期，广州是竞争中的优胜者。广州成功靠的是什么？

地理环境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北部边缘，珠江水系的北江、西江和东江等几条河流由此汇聚并注入南海。广州南面烟波浩淼的南海，在古代一直是连接中国和海外国家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是中国国际贸易的生命之海。

“地理大发现”以前，通过海路与中国联系的国家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亚、南亚、西亚和北非。来自上述地区的远洋船舶抵达南海后，最便利的停靠港口就是广州港。广州作为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海外贸易港口，主要取决于她的地理位置。歌德堡号当年也是经由南海抵达中国，最便利的停靠港口当然也是广州。

此时中国向西方商船开放的四个港口中，广州是远洋航船最容易抵达的港口，其次是厦门。但与广州相比，厦门的内陆交通条件不够好，经济腹地也不够大。进入广州的商品除了可以利用沿海航线外，还可以借助北江、西江和东江将商货输往运往江西、湖南，再通过长江及其支流运往全国各地。出口商品可以用同样的途径聚拢到广州。作为贸易大港，除了南来北往的货流外，还有滚滚人流，其中有巨商稗贩、有担任翻译的“通事”、有修造船舶的工匠、有其他各类专业人员和普通劳工，还有大批来自国内国外的冒险家。日用品的消费量是个惊人的数字。在这个时期，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区已经发展起堪称发达而富有特色的农业、水产养殖业和手工业，能为广州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活资料和享乐资源，对进出口商品也有一定的供应和消费能力。

另外在大帆船时代，远洋航船本身没有动力，完全依靠季风穿梭于各大洋之间。按照惯例，商船在每年的五六月以后乘东南季风到达中国，交易结束后，于当年底或下年初乘西北季风离开中国。西方商人希望留下一些人在中国过冬，处理尚未了结的商务，而清朝却不允许。此时澳门被葡萄牙人占据，西方商人留下过冬的愿望可以在此实现。因此，澳门的存在使广州在港口竞争中容易取胜。

商业文化

在18世纪中叶歌德堡号到来的时候，广州对外经济贸易的历史已有2000年左右。这个闻名中外的商业都会，早已创造出自己成熟的商业文化。

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1699年，英国商人在广州遇到一位名叫洪顺官的商人。这位商人和他们商谈业务，提出包购船货，供给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商品，出最高的买价，索最低的卖价。洪顺官还答应劝说海关“减低要索”。还有一个令英国商人高兴的情况是，双方能用葡萄牙语交谈，不必借助“通事”进行翻译。

广州的商人很多，人品素质差异极大，但洪顺官的行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行为表现出一种在其他港口比较少见的互利合作精神，这是广州商业文化的特色和成熟性的反映。例如，在舟山，英国人带来的商品除了“白银和铅”之外，很难出售，因为商人们“什么都不喜欢”。在同时期的广州，西方毛织品的交易却一直在进行。精明的广州商人认识到贸易应该是互利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为了更大的商业利益在某些时候必须做好退让和蚀本的准备；在推销毛织品中赔了钱，可以通过销售丝茶等出口商品把钱赚回来。另外，广州商人的沟通能力和专业素养，也在洪顺官身上体现了出来。

广州的商业文化对管理这一带的官员也有较大的影响。在清初的海禁时期，广东和东南沿海其他地区经济遭受重大打击。当清朝在沿海地区的统治基本稳定之后，广东地方官员就积极建议朝廷开放海禁。他们清楚地知道对外经济贸易与本地经济和社会稳定紧密相关。广州一些头脑清醒的官员还认识到“放水养鱼”比“竭泽而渔”效果要好；适当的妥协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有时会以相当通融的态度对待中外商人的要求。

当时的英国商人有如下记录，“1700年，我们在广州见到一个新的阶段，一种较高级发展的制度。海关监督很仁慈地接待“麦士里菲尔德号”，毫无疑问，他是从他聪明的广州顾问那里学会对外国商人如何引诱，而不是苛刻地勒索把他们从门口吓走”。

后来人们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17世纪时，小规模的通商是在许多地点进行的，但是却有集中广州的倾向。这一方面是因为广州的官吏、商人富有敏锐的商业本能，另一方面是因为外商发现其他城市的官吏和商人只希望在可能的最短时间内得到最多的金鸡蛋。因此，自18世纪初叶起，广州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重要的商港。

“歌德堡号”时代的广州

1732年，“腓特烈国王号”来到广州，这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第一艘经营对华贸易的商船。1736年，停泊在广州的“歌德堡号”正进行着它与广州的首次贸易。当“歌德堡号”最后一次从广州返航时，曾经到达此地的瑞典船舶已经超过十艘(次)。就对华贸易而言，瑞典东印度公司既是个后来者，同时也是个幸运儿，当她的商船首航中国时，广州已是毋庸置疑的最佳选择，可以不必在其他港口耗时费力。

1757年，即“歌德堡号”沉没十多年后，清朝开始实行“一口通商”，西方商人的港口选择权被取消，他们只能到广州贸易，此外别无选择。清朝把古老的中华帝国像“蜗牛”一样包裹起来，尽量避免和减少国际贸易、国际交往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此时正是英国等西方国家对华贸易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的时期。在西方商人的推动下，广州中西贸易额大幅度上升，但浮华的表象掩盖着深刻的危机。延续八九十年的“一口通商”政策，对中国沿海港口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中国沿海港口之间竞争力的较量和改进的机会随着广州垄断贸易地位的确立而丧失；广州的商业文化的活力因贸易特权的存在而难以提升；官员们更加习惯于用行政强制，而不是改善管理提高政绩和增加外贸收入；中国失去了主动学习和适应新的国际关系的有利时机。

因此，当年“歌德堡号”到过的广州，是个依靠优越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成熟的商业文明，在中国港口的竞争中取得压倒性地位的成功者。可以说，“歌德堡号”见证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开放自信的广州。

瑞典帆船“歌德堡”号是一艘古帆船，1745年9月12日，在经历了近两年的远洋航行，瑞典商船歌德堡号满载着来自中国的商品，驶回歌德堡港，但是，歌德堡号在港口附近触礁沉没了。

1984年，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它的残骸，数吨重的中国古代文物被打捞上岸。瑞典人开始考虑能否用传统工艺再次造出这艘十八世纪的瑞典商船，并驾驶它再次前往中国。

1995年6月，在歌德堡市的特拉诺瓦船坞开始了复制歌德堡号仿古帆船的工作，直到2003年6月，新“歌德堡”号终于成功下水。2005年10月2日，歌德堡市十万市民目送这艘仿古帆船驶离港口，驶向中国。预计2006年7月18日，歌德堡号将到达中国广州，这也是历史上它的前身曾到访过的历史古港。在那里将有瑞典国王古斯塔夫16世等船祝贺。预计2006年8月29日，歌德堡号将抵达中国上海。在上海停留期间，上海将以“你好，歌德堡号！——中瑞文化狂欢节”来欢迎仿古帆船的到来。歌德堡号预计2006年12月18日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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