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公共行政

比较公共行政学术语

比较公共行政是指以西方各国公共行政制度和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的方法，归纳分析各种资源管理的实践。作为一个独立分支学科的比较公共行政学最早产生于美国，并因其实用价值而获得迅速发展。

研究领域

比较公共行政是指立足于变化中的全球政治图景和比较公共行政的最新进展，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府官僚机构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既分类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古典”的行政体制和“变异”的行政体制，又分类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官僚主导的行政体制和政党主导的行政体制，并对每类行政体制的代表性国家的行政组织、高级官僚、行政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

此外，还对比较公共行政的演进历史及比较政治科学、发展行政/管理和比较公共政策等密切相关的学科，对官僚制概念、文官制度的结构类型、行政生态环境、里格斯的“棱镜”模式、普适性公共行政的构建、政体类型和官僚组织类型的对应关系，对国家行政制度的历史渊源以及与制度转型概念相关的现代化、发展和变革等概念也都做了相关分析。

比较公共行政研究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些领域包括公务员改革与人事行政、比较公共行政官僚、比较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政府及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比较等等。

理论框架

这种比较研究框架与基于地区范围的传统比较公共行政研究差别最小，这种比较公共行政的研究框架主要是把人事管理、卫生和农业计划等传统公共行政管理主题的研究从特定国家的行政体系扩展到各个国家行政体系之间的比较，除此之外，这种“修改的传统型比较行政研究”还包括许多从根本上对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行政管理进行的制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所强调的是它们在中央政府的组织安排和文官系统方面的差别。

评价：海迪认为，尽管这种类型的比较研究不断地在进行，并且也常常会取得一些有用的研究结果，但是一直以来，很少有人将这种比较研究框架视为最有前途的比较研究模式。

这种研究强调的是人们希望集中关注改进发展中国家的行政能力。发展行政研究的一个目标是把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的范围从西方发达国家扩展到以全球为基础；另一个目标则是帮助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满足它们建设和发展自己国家的需要。

评价：“发展”这个概念含糊不清，而且它具有多维性，发展行政是一个缺乏明确边界和学科精确性的论题，它所涉及的实用问题可能需要集中所能搜集到的各种分析技巧和才能方可解决，发展行政研究内容有限。这种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基本研究范式的吸引力也随之减弱了。

这种比较研究框架的倡导者就是著名行政生态学家弗雷德·里格斯（Fred Riggs）。由于里格斯一直都十分偏好一般系统论，所以这种比较公共行政研究框架所依据的概念认为，比较公共行政研究必须是以对整个社会的比较分析为出发点，然后才能接着对诸如政治系统及其行政子系统这种社会部门的研究。

里格斯提出了一个从两个方面——整合度与分化度——来刻画社会的框架，所谓整合是指该社会中各构成结构之间的协调合作，而分化则指的是这些结构的细分程度以及这些结构的功能特性。由于里格斯受到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社会学家的影响，所以他提出了把棱柱型社会模型及其构成要素作为认识当代民族国家特别是那些欠发达国家行政特征的手段。

所谓“中层理论”，它是相对于宏观抽象的宏大理论和微观具体的经验事实而言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论，它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20世纪40年代与其老师帕森斯论战时提出来的。

默顿认为，在社会学中寻找一般社会行为的规律是徒劳的，社会学研究应当避免两种极端：无事实的概括和无理论的事实，而应该努力找出扎根于研究或观察并切合实际地限定其应用的解释，这种解释处于对日常事件的观察与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之间，即中观研究理论，这种理论的作用就是要连接宏大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鸿沟，在微观具体与宏观抽象的中间位置建立起一种中介。因为，没有理论和调查研究之间的交替作用，理论性方案依旧只能是仅仅具有启发性作用，但却经不起反驳的概念堆积；同样，经验性调查也只能停留在不完整、无条理的层次，对知识的增长毫无作用。

中层理论一方面可以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将经验事实表达出来，另一方面还具有进一步综合为总体理论的潜力。

发展历程

城市化与工业化---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矛盾

1887年，威尔逊《行政学研究》：政治与行政分开

1900年，古德诺《政治与行政》：政治与行政分离

1926年，怀特《行政学导论》

魏劳毕《行政学原理》

比较公共行政的专著大量出现

1962年，比较行政小组接受福特基金会资助

工具或技术倾向性；结构倾向性（西方的组织形式被认为是公共行政组织结构的典范）

缺乏统一的研究范式

兴起原因

二次大战后陆续出现的许多新兴独立国家移植了其殖民地宗主国的政治（包括行政）经济体制，但这些体制却带来了混乱与灾难。对这一现象产生原因的思考使人们开始注重环境及文化传统的作用，并最终导致了行政生态学的产生。“如何建立符合自己国家发展要求的体制”这一问题的思考则使许多国家开始了探索本国发展模式的历程，从而使得世界的行政现象更加复杂多样。这些都促进了行政学家对世界各个国家的行政现象进行比较研究。

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不断对外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扩张。为使这种扩张顺利进行，取得更大的“收益”，美国国内掀起了研究世界各国及区域问题的热潮。政府、军队、商界、文化团体等各种组织纷纷慷慨相助，推动了比较研究的发展。比如，美国公共行政学会1960年建立的比较行政学研究小组，就因得到福特基金会的大笔资助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

一是传统行政学主要以西方国家为对象，二战后，当人们把视野从西方转向世界，发现原有的理论无法解释丰富的行政现象。为了推进行政学的发展，行政学家们自然地选择了比较研究，想从中找出新的共同规律。

二是二战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飞速发展，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各种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不断出现，从而推动了比较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比较研究方法和行为科学。战后科技革命带来的“信息爆炸”使“比较方法”成为人们共同的选择，人们试图从大量现象中找出异同、总结规律。这种倾向也影响了行政学的研究。行为科学强调要研究事物发展运动的背景、动机、过程及环境的影响。受此影响，公共行政学研究也开始注重考察环境与各种行政现象间的关系。

研究意义

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的目的在于为人们比较分析当代民族国家的公共行政系统提供一个入门的工具。

一方面，从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发展来看，那些试图构建行政科学的人们已经认识到，行政科学的构建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就行政行为来确立超越国家边界的命题。

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评论道：“我们一直忽视公共行政比较研究。如果不对公共行政进行比较研究，那么宣称建立公共行政科学显然就是空中楼阁。人们也许可以想象美国公共行政科学、英国公共行政科学、法国公共行政科学，但是，是否会有一门基于一组普遍原理基础之上，不依赖各国特殊背景的公共行政科学呢？”

另一方面，对跨国界的公共行政实践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更加深入地认识不同民族国家的行政特点进而相互借鉴彼此的成功经验，也不无益处。因为世界各国和各区域之间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性使得对行政行为的理解比过去重要得多。

在某个或某些国家发展起来的行政手段在另一个或另一些国家也可能会具有借鉴和采纳的价值。也许人们很容易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模式在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然而，一些所谓的大国也越来越关注起源于一些小国家的行政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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