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方济，字今梁（P.Francois Sambiasi，1582－1649），耶稣会传教士。1603年4月30日入会，1610年抵达澳门，1613年进入北京，后去淮安、南京、无锡、上海嘉定传教，曾在南京城内兴建护守山圣堂。南明永历帝封他为太师。1625年2月2日发愿，1649年1月卒于广州。著有《毕方济奏折》、《灵言蠡勺》（毕方济口授，徐光启笔录）、《睡答》等。
人物经历
毕方济神父生于那不勒斯王国（指的是由中世纪到1860年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君主专制基督教国家）的Cosenza城。他在耶稣会中读完所有的学业后，于1609年赴印度。又于次年（1610）抵达澳门。他原本计划去日本教区，但监会铎认为他更合适于去中国，于是将其留在澳门等待时机，在澳门期间执教数学一年。1613年他被召至北京；在1616年南京教难初期，他本应被驱逐至澳门，但
山东巡抚孙元化不让去澳门，而留他居住在他家乡嘉定。在此期间，孙元化为他布置了一所小圣堂并且安排了居住的地方，让他的生活起居均较为方便。同时毕方济的居宅用作青年学习研究室，最多可以容纳十二人。
北京
在南京教难尚未平息之前，毕方济重新潜入北京，秘密地居住在徐光启的寓所。在这期间，徐光启曾上疏，主张派遣一大臣到朝鲜征兵，以防御势力日益强大的满洲人，因为朝鲜军队以作战勇武见称。朝廷认可后，徐光启计划亲自前往朝鲜，并带上毕方济神父一起，乘机传教，如果朝鲜国君能归依，那么朝鲜人民也必定会跟从并信奉天主教。因此徐光启开始做准备，并带了很多利玛窦所写的中文书。可是在即将出发的时候，朝臣认为如果派遣徐光启去朝鲜的话，恐怕会影响朝政，所以徐光启携带毕方济去朝鲜的计划也因此而搁浅。
上海
毕方济见朝政日益腐败，不愿留在北京，于是在1622年离开北京去上海，管理上海附近的城乡教务。不管风吹雨淋，他常常奔波于各个乡村之间，并积极帮助一些贫苦病者。他为人仁厚俭朴，和蔼可亲，深得教友的喜爱，并蒙天主恩宠，使皈依者越来越多。有一次，人们领他去见一骨瘦如柴的垂危病人，亲友们已与病人作了最后诀别。毕方济神父立即为之付洗，病人竟然奇迹般地逐渐康复。此事成为附近居民们接受天主教的动力。
开封
1628年，他在松江因勤劳过度，得了重病，他的上级送他去山西休养。途经河南开封，遇见一洗名伯多禄的商人，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正愁其家乡缺少传教士，所以挽留毕方济神父暂时留在开封。毕方济神父似乎是得到天主默启，于是就在那里传播福音，所以在那里租了为期三个月的房子。但因为是在陌生的地方，而且人员也都不熟悉他，所以效果并不是特别乐观。但幸运的是，他在此遇见了之前在北京结识的几位官员，而这几位官员正好在开封做官。在官员的介绍下，毕方济神父的声望逐渐在开封当地建立起来，由此建立了基础，并在此耕耘多年。首位受洗的就是商人的弟弟，洗名保禄。
南京
此后他还在山东待过一段时间，在这之后去了南京，据统计他在南京期间为600多人进行付洗。南京教区历经1616年及1622年两次教难，损失较为严重。虽然在此期间有徐光启、
杨廷筠、
李之藻等人的奋力保教，但教难的始作俑者沈㴶一再刁难，让他的下属继续为难教会。南京的教务不仅发展不了，甚至有被毁坏的趋势。毕方济来到南京后，为恢复教务尽心尽力，对待事情一丝不苟；因其为人品学兼优、生活圣洁，明白事理而又开朗，尊敬别人又同样尊重异教徒；既精研教义、又精通数学，语言温和而具有说服力，从而深得人心，使教务有所起色。1641年，毕方济在南京城中一个小山丘上造了一座护守天主的圣堂，门上刻着“护守山”之名。他用西洋画法，绘制了一幅彩色画像挂在堂中，附以说明：右边为善天使图，天使分为九品；左为罚入地狱的恶天使图。教内教外人士认为他画的图像新颖独特，争相去那里观看：有些人因为感动而把家中的城隍像抛弃，也有一些人因此而归依受洗。毕方济又从南京扩展到省中其他地方，教友人数日见增多。
常熟
后朝廷下达旨意，命其测量北极纬度，观察日食月食，并参加修改历法的工作，此项工作在北京进行。于是他走上了与官员交往之途，又因为他预测最近一次月食，不仅时日，甚至分秒皆合，而声望大增。于是一时间他成为朝廷的重要人物。凭借这些优势他又回到传教岗位，勉励教友，辅导望教者，向学者和平民传播福音。毕方济经常巡察旧教区，有一次去瞿式耜的故乡常熟，为300人授洗，结果因为当地的和尚们憎恨他们断绝了衣食之路，而群起反对，所以在常熟的传教工作受到了阻碍。在常熟附近的一个小乡村中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名叫“扶乩者”（民间信仰中鬼神一类的人物），这在当时的中国乡村经常会见到，他用一支悬空的毛笔自动作画或书写，来回答人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有一次他画出了一个老皇帝的图像，在场的教外人都当作菩萨敬仰，这支毛笔写道：“这不是我的像，而是你们应该恭敬的‘大主’的像。”旁边有一个基督徒说，这是我们基督徒所恭敬的天主。于是人们向其致敬。这支毛笔还会叫人要起早祈祷、改过，以致有些人认为是天主的出现。此后，毛笔又告知他们应该去忏悔告罪，由斐理伯宗徒为他们赦罪。由于天真无知，人们竟为此而感谢天主。一次，毛笔又写道“斐理伯宗徒在此，各人都要默默忏悔，他将赦免你们的罪过，他的赦免比你们的神父更有效”。当毕方济知道这件事后，强烈谴责这些教友受了别人的蒙骗，宣布这些忏悔完全无效。于是这个“扶乩者”凶相毕露，激喊大叫：“可恶的毕方济，是他在破坏我的计谋，我要对他报复。”就这样，毕方济在天主的指示下解救了这些被愚弄的可怜者。
淮安
1638年，毕方济安排好新来的徐日升和万密克两神父后，就前往淮安。因为有两个青年人来南京，邀请毕方济去他们的家乡暂住数日，其中一人的母亲，笃信佛教，晚上梦到一个长髯儒服的长者，长者告诉她应该放弃其崇拜的偶像，而信奉真主。等到毕方济到达，那位母亲认为毕方济就是她梦中的那位长者，所以就和她的儿子还有另外一个人接受天主的洗礼。等到毕方济离别淮安的时候，已受洗者有官吏3人，耆绅30人，学者27人，妇女80人，以及其他人士若干。一直到1644年，毕方济曾传教于扬州、苏州、宁波，以及江南、浙江两省其他城市，取得同样的成绩，仅1640年就有700多人入教。
政治活动
1644年崇祯帝驾崩，满人入关占领北京，南方忠于明朝，诸臣在淮安迎万历帝之孙福王，即位于南京，年号弘光。弘光帝一面与满人议和，一面让毕方济担任使臣去澳门求援。澳门院长Gaspard de Amaral神父召开会议，由日本中国省区监会铎Emmanuel de Azevedo神父主持，认为毕方济可以接受此任务，条件是不妨碍教务与耶稣会会规；另外，首先有利于教会，其次有利于澳门地区的发展。于是，毕方济答应作为使臣去往澳门，但求事成之后，允许自由传教，并允许教友建设教堂。
1645年3月末，毕方济带领众多官吏兵卒，自南京出发，前往广州。离开南京时，将教务委托给潘国光神父。途中南京失守，弘光帝被臣子出卖，在芜湖附近江中溺死。然而毕方济一行仍继续前行，抵达澳门后，受到澳门官员的接待。当时唐王立于福州，年号隆武。唐王之前在常熟认识毕方济，仍以弘光委任之事委诸毕方济，并作书召之，其书略曰：“朕因万民之托而受命监国，誓复先帝所遗江山，并为万民谋福。尔毕方济，与朕相识二十载，堪称师友。曾三次遣书致意，欲委以武职，以襄大事。今先命尔为使臣，希有所教益。隆武元年正月初四日。”毕方济奉命而至，隆武非常信任他，想要任命他为大臣。当时隆武帝位颇危，方济劝他信教，以获得永生之望。隆武允许他在广州拥有一所教堂和一处居宅，以及其他传教特权。因此毕方济以使臣的身份和太监庞天寿同赴澳门。
1646年隆武被害，桂王继立，年号永历，一共有五个省跟从。因太监庞天寿进言，永历仍然承认隆武所赋予毕方济的特权，并授予“国师”的称号。毕方济在庞天寿的帮助下，在广州建立了教堂和居所。
1647年当清兵占领广州时，毕方济正在城中，差点遇害丧生。有满洲兵卒数人来至其家门，其中一人大叫“大胡子在哪里？”毕方济闻声而出，清兵执刀想要砍他的头，但毕方济毫不慌张，用双手紧抱此人，使其无法动刀。正在争执时，另外两个兵卒猛击他的头部面部，以致血流满面；当时有一个大力仆人将他救出，并匿居在一户穷人家中，从而得以躲掉祸端。他的同伴费奇观神父与另外一名修士，因得到葡萄牙商人的帮助，而获免于难。不久，有城中官员及总督命人寻获毕方济神父，以礼待之，将其及同伴送还教堂，并下令严禁侵犯。满洲军中有一人对他特别友好，此人之前在南京教区为耶稣会辅理修士，出会后投入满军为武将，因为早就认识毕方济，而且两人曾共事多年，因此特别注意保护他。
1647年，在广西的永历帝命毕方济和庞天寿出使澳门购买火炮和向葡萄牙人借得士兵三百名。毕方济向南明政府建议，在五岭山顶架设火炮阻止清兵进攻。南明战将
瞿式耜、焦琏（也是天主教徒）在
桂林保卫战中大败清兵，击杀敌人数千人。1648年，占据广州的清将李成栋反正，永历政权收复广东省。
1649年，毕方济神父蒙主恩宠，在广州永享真福。永历帝下令用隆重的仪式安排下葬等事宜，据1925年6月《圣教杂志》的记载，毕方济神父卒于广州府，墓在省城北门外金坑。
个人遗著
一、《灵言蠡勺》。二卷，1624年在上海或嘉定刻印，曾收入《天学初函》，曾由徐光启作文字润色，内容共分四章：一论灵魂之性体，二论灵魂之尊贵，三论灵魂之功能，四论灵魂之美妙。灵魂一词的拉丁文为anima，此处译为亚尼玛，译音不译义。据说，皇族中有名叫“三公爷”者，一开始不了解“亚尼玛”的意思，乃阅读此书，因而入教。
二、《睡答》。有关睡眠问题的问答。
三、《画答》，有关绘画问题的问答。另有此二书的合订本，题名《睡画二答》，李之藻作序。
四、《奏疏》，1633年上崇祯帝的奏疏。当年陆若汉神父卒于广州，毕方济上疏请赐墓地，要求将广州近澳门处的一座庙宇，作为墓地赐域。因为此前，澳门曾派遣西劳(Gonzalves Texeira)领兵抵御满洲兵，陆若汉曾随军至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