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范宇

美国美南长老会传教士

毕范宇（Francis Wilson Price ，1895年—1974年）美国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汉学家，上海国际礼拜堂牧师。

生平经历

毕范宇，美国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汉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上海国际礼拜堂牧师。抗日战争期间曾做过蒋介石的顾问。1951年在控诉运动被控诉，后被驱逐出境。孙中山《三民主义》一书英文本翻译者。曾任金陵神学院教授、上海国际礼拜堂牧师、美国南长老会主席（1953-1954）。

1895年，毕范宇出生于中国浙江省嘉兴的美南长老会差会传教士家庭。任教于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授及乡村教会科科长，其间从1926年到1930年回美国攻读耶鲁大学神学博士。1929年将孙中山《三民主义》翻译为英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曾在江宁县淳化镇设立实习农场。1934年又在江西黎川农场实验区，投身乡村工作。后出任中华基督教会总会干事、代理长老会总干事。1951年在控诉运动中遭到控诉，1953年被驱逐出境。著有《金陵神学院史》。

人物简介

毕范宇（Frank Wilson Price）于1895年2月25日生于浙江省嘉兴，其父母腓力（Philip Francis）和以斯帖（Esther Wilson Price）是美国南长老会的传教士，在华宣教50多年。毕范宇从小在父母的教育与熏陶下长大，同时在一个教会学校读书。因为他生长在中国教会和社会环境中，所以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15岁时，毕范宇被父母送往美国读书，先在一所高中进修一年，然后入读戴维森大学（Davidson College）。在学期间，他品学兼优，并担任基督教青年会会长。1915年，毕范宇作为“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Phi Beta Kappa）的优秀学生毕业于戴维森大学，并在毕业典礼上作为毕业生代表致辞。此后数年中，他先后在耶鲁大学完成学士学位；继在纽约哥伦比亚教育学院完成基督教教育文学硕士学位（M. A.）；再从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期间又从其母校戴维森大学获赠神学荣誉博士学位。1918年秋，在国际基督教青年会的资助下，毕范宇前往战后法国服务那里的华工数月之久。

1922年，毕范宇在弗吉尼亚州莱克星屯长老教会被按立为牧师，并且作为哈里森堡第一长老教会的传教士前往中国。翌年夏天，他与弗州格林威尔的艾茜·麦克鲁尔（Essie McClure）小姐结婚，随后这对新婚夫妇即启程前往中国。从1923到1952年被迫离开中国为止，他一直在中国工作。在长达20年时间里，毕范宇在教育改革、乡村建设、教会发展，以及普世教会运动等方面均系领军人物，做出不少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农村培训中心的建立，和一项农村教会五年考察报告。

在南京，他长期担任金陵神学院宗教教育教授，为中国青年神学生（nascent Chinese Theological students）创立了乡村服务项目和乡村教会科，亲自负责并身体力行。早于抗战前，毕范宇全心投入到多项乡村发展实验项目中去，先在江宁县淳化镇设立实习农场，又于1934年在江西黎川设立农场实验区。他经常带领神学生们骑自行车或步行到农村地区考察、实习，与村民们建立起良好关系。他们不仅仅获得在乡村建立教会的第一手资料，也帮助农村进行组织建设，实施农业改良，兴办医疗卫生和教育等。

因其敏锐的思想和超众的语言能力，毕范宇一生中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学术追求。他的中文极好，亦精于中国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政治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可说是“中国通”。1929年，他把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翻译成英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毕范宇是一个高产作家，著作等身，用中英文著有大量的有关中国教会、文化与社会，以及它们与西方之间关系的书刊与文章，其主要著作有《金陵神学院史》，以及《在华教会中学的宗教与道德教育》（Religion and Character in Christian Middle Schools of China, 1929）、《中国对西方的再认识》（China Rediscovers Her West, co - editor, 1939）、《华西行》（We Went to West China, 1943）、《中国乡村教会，1938 - 1948》（The Rural Church in China, 1938 and 1948）、《电闪雷鸣之时》（As the Lightning Flashes, 1948）、《中国 —— 黄昏？还是黎明？》（China - Twilight or Dawn, 1948）、《当马克思遇见基督》（Marx Meets Christ, 1957）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毕范宇全力支持全民抗战。为逃避战乱，他随金陵神学院师生一起沿着滇缅公路逃亡到华西成都，仍然担任着神学院乡村教会部主任。在华西期间，毕范宇与蒋介石和宋美龄关系密切，成为他们的私人朋友和顾问，同时亦担任国民政府外事局顾问。他与国民政府紧密合作，在中美军队之间协调关系，帮助建立翻译学校，培训翻译人才。当蒋委员长亲临战时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访问美国侨民时，毕范宇亲身陪同，为蒋介石做翻译。他还多次赴美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摇旗呐喊。为使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的抗战事业，他将蒋委员长的大部分有关战局的言论都翻译成英文，并根据自己在中国各地之见闻写成报告，将日占区中国百姓，以及中国教会的悲惨境遇昭示给美国人民。

因着他的教导，以及他为农村建设所做的种种努力；也因他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所发出的呐喊，以及他在普世教会运动中所显示出的领导能力，而受到广泛的尊敬与爱戴。

抗战胜利后，毕范宇到上海工作，担任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乡村教会部负责人、代理长老会总干事。1948年，在中华基督教会第五届总议会上，他发表了“基督教与乡村建设”的演讲，随即在基督教协进会成立了一个乡村事业委员会，希冀把教会的乡村工作与国民政府的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工作联合在一起，利用美国的经济援助来实现中国农村的复兴。在沪期间，毕范宇亦担任上海国际礼拜堂的牧师。

从他来华宣教生涯之始，毕范宇就极力主张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超宗派的教会，强调基督教各宗派之间的合作。他一贯倡导由更多的中国基督徒出来担任教会领袖，逐渐削弱西方传教士对教会的控制。1938年，他作为中国教会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了在印度马德里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在这个由49人组成的代表团中，30位是中国基督徒领袖，只有19位是外籍人士。1945年，毕范宇还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到美国旧金山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在1948-1950年间，他作为干事之一，推动普世教会合一运动。许多年间，他也一直致力于美国南、北长老会重新联合成为一体。遗憾的是，他没能够活着看到南北长老会于1983年重归于一。

到1948年底，国共战争已见分晓，但毕范宇还是选择留在了大陆而没有去台湾，因为他对前景还比较乐观。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毕范宇因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紧密关系而遭到控诉和逮捕，并且被判处了死刑。但实际上，从1950-1952年，他和妻子被软禁在上海达22个月之久，直到被驱除出境为止。软禁期间，毕范宇把23首中国赞美诗和多首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成英文。

1952年，毕氏夫妇被突然宣布释放后回到美国，定居在弗吉尼亚州莱克星屯郊外，受聘成为新蒙莫兹教会（New Monmouth Church）的牧师。这个乡村小教会原是一个严重分裂的教会，他成功地将两派会众带入了和谐与合一。不久，毕范宇当选为美国南长老会大会主席，任期一年（1952-1953）。任期中，他经常外出，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南方各地出差，周五才回到家乡，准备主日讲道，或出去探访信徒。

1956年，毕范宇应聘成为纽约宣教士研究图书馆（the Missionary Research Library）主任，同时担任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宣教学教授。1961年退休后，他和妻子又搬回到弗州的莱克星屯。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他在弗州斯当顿城的玛丽·鲍德温学院（Mary Baldwin College in Staunton, Virginia.）为国际学生授课。

1963-1964年，在农业宣教部和一些神学院联合资助下，毕范宇夫妇前往印度、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香港、韩国、日本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考察那里的教会，历时14个月之久。这一行程非常辛苦，当他们回到美国后，毕范宇的初期帕金森病症明显恶化。遗憾的是，他没能够完成考察报告的写作，即于1974年1月死于莱克星屯，享年78岁。遗下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和八个孙儿孙女。

毕范宇聪明过人，且极具语言天赋；他是一个勤于思考的基督教神学家、兴趣广泛的学者、精力旺盛且富于热情的人、热心关怀他人的牧师和朋友。他很会安慰病人，抚慰忧伤的人；他经常在周末邀请那些远离家乡父母的华人学生到他家里吃饭聊天。他怜爱一个失去了小狗而受惊的小女孩，或站下来赞赏一个剪羊毛农民的技能。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精力，好像永不疲倦一样。有一个青年大学生来到新蒙莫兹教会实习，帮助带领查经，只一个星期下来，就觉得累得要死。但他看到毕范宇好像从来都不知道累，每天都是那么精力充沛，有一次就问毕范宇怎么能做那么多的事情。毕范宇稍作沉思，回答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赛40:31）。当问道：你在那被软禁的漫长的两年中，是如何忍受和打发那些百无聊赖，无事可做的日子时，他总是笑着说：“没有谁或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祷告”（Nothing kept me from praying）。

正因为他太能干，卷入太多的事务与活动，因此招致非议与批评也很多。从他在长老会考牧时起，他的神学思想就遭人非议，有人认为他的神学不够正统；也有些人认为他太“普世化”，甚至不惜牺牲、淡化自己的信仰，与其他宗派的人甚至非基督徒同工、合作；还有些人认为他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参与从事那些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而且他有时候似乎更像一个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虽然他被中共软禁并驱逐，但回美国后他竟公然主张美国应当承认共产党中国，并主张应当在联合国给中国政府一个席位。

无论如何，中国是他的心所系、爱所属，乃至关心所至。他爱中国人，爱他们的灵魂与生命，为他们他愿意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他对普世宣教运动，特别在对华宣教、基督教教育、学术研究、农村教会的研究与实践，以及基督徒对社会的参与与见证等方面，皆做出重要的贡献。

主要著作

著有《中国的乡村教会》（1948年）、《家》、《金陵神学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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