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健吾

民国《大刚报》社长

毛健吾(1905—1968)，又名毛礼健，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新圩镇江头毛家村人。1924年考入江西第一师范学校，1925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文书，1927年保送入中央党务学校学习，1928年毕业后从事党务工作。1935年，任上校党务科长兼和平通讯社社长。1937年11月，在郑州创办《大刚报》，并任社长。并先后办了大刚造纸厂、大刚报印书馆、大刚书店及大刚中学。1938年8月，国民党中宣部令《大刚报》停办。报社迁往衡阳继续出版。1940年3月，发动募集“十万救急包”运动，支援前方抗日。1942年至1944年间，《大刚报》创办敌后航空版义务发行。《大刚报》还举行了爱国义卖献金活动，支援抗日前线。1947年6月，陈立夫出面改组《大刚报》，成立官办的南京《大刚报》。撤销毛健吾报社职务，派往美国考察。1949年3月他以个人身份在美国参加了世界文化科学和平大会。1950年9月，毛健吾回到北京，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欢迎。先后在《进步日报》和《大公报》任编辑。1957年错划为右派，受冤入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予以平反。

人物生平

毛健吾，原名礼键，字剑夫、剑舞，江西吉安人，1905年6月6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四）生。父亲毛叙轩是清末秀才，教私塾为生。毛健吾幼年务农，暇余随父就读，二十岁时考入江西省第七师范学校。1926年秋，毛健吾转入江西省第五师范继续学习。适逢北伐高潮，他投笔从戎，于同年12月在南昌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二师第五团特务连任上士文书，并参加国民党。二师师长刘峙发现毛的字写得不错，又是小同乡，调毛到师部工作。1927年12月，由刘峙出资并保送入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班，后改称为中央党务学校。该校公开宣称：“本校为本党最高学府，受命作育政治干部人才”，蒋介石兼任校长，实权操在陈果夫、陈立夫手中，毛与二陈从此有了师生关系。

1928年6月，他以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毕业生离校，由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陈立夫先派到江西省党部工作，继调任江苏省嘉定县党部书记长；1933年3月他被派任贵州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书记长，辞未到职；1934年，调到胶济铁路特别党部任委员兼书记长。1935年，刘峙任豫皖绥靖公署主任，以同乡和旧部关系，将毛健吾调去任上校党务科长，兼任河南和平通讯社社长。1937年7月7日抗战开始，刘峙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征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的同意，决定在华北前线出一张报纸，派毛健吾负责筹办。

11月9日，《大刚报》在郑州创刊，毛任社长。“大刚”二字，源自《孟子》，取其至大至刚之意。他办报缺乏经验，事事从模仿《大公报》入手。《大公报》重视言论，他请侯桐、毛礼锐两位教授负责撰写社论；《大公报》的战地通讯深受读者欢迎，他就聘请李蕤、田涛等青年作家担任战地记者。《大刚报》行销冀、鲁、豫诸省，及时传播抗战消息。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之下，华北和东南大片国土沦丧。1938年8月，《大刚报》刚从郑州撤退到信阳，惊魂甫定，信阳又将弃守，刘峙表示不再过问报社的事。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周佛海来电：“已无他迁之必要，着令停刊。”没有了后台老板，经费无着，报纸还办不办？毛健吾连夜召开会议，与职工商量，最后共同决定：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办自己的报。报社迁往湖南衡阳，愿者同去，不愿者各奔前程。他在满怀抗战激情的多数职工支持下，正式宣布：从现在起，《大刚报》是大家的共同事业，凡参加工作的都是报纸的主人，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毫无怨悔。他向刘峙辞去上校科长的职务，全力办报，从此，人称“毛大刚”。

武汉陷落，长沙大火，广州不守，衡阳成为联结东南和西南的重镇。在衡阳复刊后的《大刚报》，行销湘、桂、粤、赣，成为大后方引人瞩目的一张报纸。毛健吾信心倍增，提出要赶超《大公报》。他认为，《大刚报》是民营报纸，如果也像国民党官办报纸一样，只是对国民党政府歌功颂德，这样的报纸是没有人愿意看的，以报养报就不可能；而要“为民喉舌”，刚正不阿，对国民党应当有所批评、指责。他陆续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到报社工作，放手使用，让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又先后聘请羊枣、俞颂华、叶启芳等著名记者担任总编辑、总主笔，编辑部内进步力量逐步占据优势。报纸在宣传报道上坚持了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国际形势的宣传尤具有特色。《大刚报》举办“民意测验”，增出敌后航空版，由美军飞机在沦陷区空投，在国内均属首创。

为了扩大报纸的影响，毛健吾还成立了社会服务部，发起募捐“十万救急包”，支援前线；捐款购买滑翔机，推动航空事业；劝募寒衣，救济难民。他提出“文化与实业并进”的主张，以文化为目的，以实业为手段，用实业的收入，弥补文化事业的亏损，实行自给自足，以摆脱报纸在经济上的依赖性。他先后开办了“大刚印书馆”、“大刚造纸厂”、“大刚中学”等企事业，可惜1944年7月日本侵略军攻陷衡阳，均毁于战火。

由于预见到衡阳可能失守，毛健吾在留下少数职工坚持出版到最后的同时，及时带领大部分职工和家属转移，并抢运部分印刷设备到柳州。他与大家一起席地而睡，同甘共苦，使报纸继续出版。两个月后，桂林沦陷，柳州又将不守，乃转辗撤退到贵阳。《大刚报》在贵阳复刊，毛健吾悲愤难忍，亲自撰写社论《实在不能再退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批驳了国民党当局在文告中所说的就是再多失些地方，也不能使我们屈服的消极抗战论调，说：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不能用了，我们必须确保西南，要把握时间，争取空间。在日军逼近贵阳的情况下，他又赶往重庆，买房屋、购机器、求人才、为万一贵阳失守，仍能在战时陪都——重庆出版《大刚报》而奔走。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毛健吾十分兴奋，他以为，《大刚报》在八年抗战中，四次搬迁，三次被炸，渡过了重重难关，如今抗战胜利，苦尽甘来，该是大展宏图的时候。他雄心勃勃，要把《大刚报》办成报业托拉斯，计划在五年之内，在国内出十个版。经过紧张的筹备，汉口版于1945年11月9日出版。但他派人去南京、上海筹备出报纸，却遇到了困难。毛健吾只好求助于老师陈果夫、陈立夫。这时，国民党CC系也正拟在南京办报。他们认为，利用《大刚报》的民间面貌，充作CC系的喉舌，比自己出面新办一张报纸为好。于是，二陈慨然应允给毛以“帮助”。二陈商请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三行两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央邮汇局）投资法币二千五百万元，原《大刚报》资产作价二千五百万元，共五千万元，另由蒋介石批给官价外汇十八万美元，成立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陈立夫任董事长，陈果夫任监事长，毛健吾任总经理。二陈派亲信祝麟任南京《大刚报》总编辑，并陆续调进一批亲信部属担任编辑、记者，逐步控制了言论权。原《大刚报》同人虽然进行了一系列反控制斗争，终因大权旁落，无可挽回。

1947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那一天，南京《大刚报》刊登了财政部一职员因生活无着全家自杀的新闻，蒋介石阅报，勃然大怒，手谕“勒令《大刚报》停刊”。二陈乘机进行人事大调整，撤销毛健吾的总经理职务，派他去美国“考察”新闻事业；原《大刚报》同人，纷纷被解除职务。经过斗争，南京大刚报归CC系所有；汉口《大刚报》则由原《大刚报》同人自主经营。由于汉口《大刚报》始终保持民间立场，成为中南地区深受读者欢迎的进步报纸。

毛健吾在南京办《大刚报》的一年多，逐渐看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联系到个人的遭遇，更使他对国民党失望。他深知要从CC系手中夺回《大刚报》，犹如虎口取物，已不可能，因此筹谋另起炉灶。他在出国前，曾试图与龙云合作在香港办报，谈了几次，没有结果。他到了美国，与在香港的李济深联系，希望李能支持他办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毛健吾的政治态度日趋鲜明。他多次以亲身经历，在美国发表反蒋谈话。

1948年，李济深函邀他去香港，并动员他参加了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毛取道欧洲，继续考察新闻事业，并以个人身份去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回香港后，他积极劝说一些留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弃暗投明，靠拢人民。1949年8月1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他参加了黄绍竑、龙云、贺耀组、李默庵等共四十四人发表的《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起义声明，号召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员立刻与蒋介石反动集团决裂，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台湾国民党当局宣布开除四十四人的党籍并下令通缉他们。寓居香港的刘峙劝毛健吾再去美国，陈立夫托人带信胁迫他去台湾。香港大学拟聘请他担任新闻系主任，希望他留在香港。毛健吾热爱祖国，义无反顾，于1950年9月返回大陆。

毛健吾回到北京后，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热情接待。他主动要求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革命理论，改造思想。学习结束后，他要求继续从事新闻工作，遂被分配到天津《进步日报》任编辑。嗣后在北京《大公报》工作，并担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和对台工作委员会委员，为实现祖国统一贡献力量。1958年3月，毛健吾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11月又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徒刑十八年。1968年3月28日病故。1978年以后，毛健吾的“右派”错案被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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