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调查

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进行的科学调查

民族调查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简称，是指1956年至1964年，由毛泽东倡议、彭真负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对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进行的科学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少数民族的《简史》，为我国少数民族名称确认和民族划分提供了科学依据。

调查简介

当时明确了调查工作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持，成立了有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格平、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春和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组成的调查领导小组，在全国人大民委成立了调查办公室。1956年4月（19日），全国人大民委遵照彭真副委员长于3月31日会议指示，制定了《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拟定筹建云南（费孝通、刘冠英负责，方国瑜参加）、四川（夏康农负责，杨辛、胡庆钧参加）、西北（冯家升负责，陈家龄参加）、贵州（吴泽霖负责、梁欧第参加）、广东（包括海南岛，岑家梧负责）、广西（黄现璠负责；莫矜参加）、西藏（李有义负责，李安宅参加）、内蒙和东北（翁独健负责，秋浦专门负责内蒙古）(1)等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计划以4～7年内基本弄清楚各主要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情况。当年就组织了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8个调查组，抽调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民族工作干部、大专院校师生200多人参加，第一批调查了20个民族，整理出不同民族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第一手资料约1500万字。至1964年，调查任务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写出调查资料340多种,计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计1500多万字；拍摄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十几部。此外还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物。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和《简史简志合编》初稿57本。为我国少数民族确认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一批材料比较详细地、忠实地记录下各民族历史和现状，是非常可贵的第一手材料。

注 (1):这一规划名单中，费孝通、黄现璠、夏康农三人是全国人大民委委员,加上秋浦、翁独健、李有义、李安宅、吴泽霖等人,都是20世纪中国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的重镇

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被公认为是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基本方法论，也是最早的人类学，民族学方法论。它是来自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论，即“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也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所有实地参与现场的调查研究工作，都可称为“田野研究”或“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涉猎的范畴和领域相当广，举凡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行为学、人类学、文学、哲学、艺术、民俗等，都可透过田野资料的收集和记录，架构出新的研究体系和理论基础。 “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在一个有一个严格定义的空间和时间的范围内，体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想境界，通过记录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满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会如何构成。”这便是田野调查。也是成为一个人类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田野调查为对于描述原始资料蒐集的概括术语，其所应用的领域包括民俗学、考古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地质学、地形学、地球物理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语言学、哲学、建筑学，及社会学等自然或社会科学领域。与其他在实验室准控制状态下环境的研究相比，田野工作主要于实地进行。根据研究对象的生亡与否，以及它们的存在地点位于居住栖息地或埋于土下，田野工作的实质内容也会有所差别。化石与考古遗址的挖掘均包含田野工作，其他如访问或观察人们以学习他们的语言、民俗、和他们的社会结构等过程也都包含在内。某些状况，尤其是研究的主题为人类本身的时候，工作的拟定必须再经过设计，以避免观察者效应或是过度理论化或过于理想化该实质文化活动的风险。

田野调查的阶段　田野调查可分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开始阶段、调查阶段、撰写调查研究报告阶段、补充调查阶段。这里仅前三个阶段作一说明。

准备阶段

田野调查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难以获得理想的成果。准备阶段通常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过程：

选择调查点

选择调查点的基本要求：一是选择有特色的地区，二是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三是要选择特殊关系的地区，四是选择前人调查研究过的著名社区。　选好调查点对成功地进行调查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中国地域辽阔，乡村数以万计。总的来说，应选择具有特色或较典型的地区或乡村进行调查。　所谓“有特色”，就是该地的社会或文化较为特殊，与其他民族或其他地区差异很大。例如，类似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裕固族的帐房戴头婚、福建惠东人的长住娘家习俗，都是很有特色。多民族交错杂居地方的文化涵化，也是很好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两三种差别较大的文化交接地区，像甘肃、青海地区，是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和汉文化交错地区，相互影响很大。我早在80年代就发现裕固族的帐房戴头婚（与纳西族的阿注婚类似）很有特色，并初步判断这种婚俗不是本民族固有的，但自己一直没有时间去调查。2000年，我让一位硕士研究生去调查，调查结果证明了自己的假说，并写出硕士论文。　所谓“有代表性”，就是说该地在该民族中具有代表性，比较典型。例如，1983年我在调查阿尔泰乌梁海人（又称图瓦人）时，选择新疆哈巴河县白哈巴村作调查，因为该村在中俄边界上的原始森林之中，交通不便，与外界交往少，保留了较为典型的图瓦语和图瓦人的生活习俗。1993年，我们选择新疆北部地区的富蕴县作为哈萨克族的调查点，也是考虑到该县较有代表性，较为典型，一是哈萨克族人口占60%以上，以牧为主，传统文化保留较多。而且又是矿产十分丰富的地区。该县名称“富蕴”就是因为蕴藏丰富矿产资源而得名。　所谓“有特殊关系”的社区，也就是有自己的亲戚或好朋友居住的村庄，亲戚或朋友对你准确了解社区的情况大有帮助。1883年我到新疆白哈巴调查时，不仅该村较为典型，而且还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新疆阿尔泰中学教师）住在该村。我们到该村后，住到他家里，对我的调查帮助很大。　跟踪调查前人研究过的著名社区，有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可以了解该地的文化变迁，也可重视审视前人调查的资料是否可靠、准确。总的来说，如果所调查的对象很一般，没有什么特色，写出来的调查研究报告也就不会引起重视。研究汉民族也一样，不能随便选一个地方，应该选择较有特色的。选点最初可能选的是一个县，具体的调查的乡村可能要到了县之后才能最后确定。

熟悉调查点情况

调查点选定之后，必须作好充分准备，熟悉当地情况，熟悉民族成分、人口、历史、地理、特产、部落或民族支系等各方面的情况，收集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地方志资料。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或田野调查资料，这是与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所研究的对象大不相同的地方。调查的重点，在于收集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或者从别人没有调查研究过的方面进行调查。如果调查前不了解已有的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对该民族和该地区一无所知，一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来熟悉当地情况，浪费大量的时间；二则可能会把别人早就调查和发表过的材料当作新材料。只有在调查前就熟悉该民族和该地的习俗和文化，才有可能收集到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另外，如果对所调查的民族情况知之甚少，也得不到当地人的尊重和欢迎，甚至可能会瞧不起你，因而也就得不到他们的密切配合，或者对你的访问随便敷衍了事。只有对该民族和该地区有较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进行深入的调查。我在新疆哈萨克族地区调查时，调查前把哈萨克族的部落系谱背得滚瓜烂熟，到调查点后，倒背如流，使当地哈萨克族干部和群众十分惊讶，并受到热情接待，收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

撰写详细的调查提纲和设计调查表格

有些人主张不用撰写调查提纲，不用表格。我认为这不是科学的方法。有调查提纲和调查表格，收集的资料较为系统、全面。否则收集的资料将是残缺不全，许多问题将会漏掉。我以往的几次调查，都是调查前撰写了较为详细的调查提纲和调查表格。

熟悉有关社会和文化的理论与基础知识

人类学研究者的调查与一般的行政干部和记者的调查不一样，需要掌握与有社会和文化关的各种理论及基础知识。例如，与社会和文化有关的理论有进化理论、传播理论、功能理论、结构理论、象征理论、族群理论、实践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等，并有众多的与文化有关的各种概念。如果调查前不熟悉这些理论和知识，调查就不可能深入，写出来的调查报告只能有关该地表层文化的调查报告，与一般的新闻记者和行政干部不会有多大差别。

开始阶段

开始阶段也就是进入田野阶段，也就是进入所调查的地区之后但未正式进行田野调查阶段。这一阶段一般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过程：　1、到当地政府报到，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　到了所调查的县、乡，必须与当地各级政府联系，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现在有些调查者，不到当地政府部门报到，喜欢找熟人或认识的人，直接进入乡村。我认为，应该先走正道，正道走不通再走旁道，再找熟人。如果进入调查点后不与当地地方政府联系，一旦出了事当地政府不负责任。　到民族地区更要依靠当地政府，特别是在地域辽阔的新疆、西藏等，一个县相当于内地的半个省，交通十分不便，自然环境恶劣，许多地方不通客车，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配合，调查十分困难。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族大调查，主要依靠当地民族事务委员会。因此，前辈民族学研究者都喜欢找民委帮助解决调查中遇到的困难。我在新疆的调查经验是最好找政府办、党办，两办有权有钱有车，能对下级发号施令，下级不敢不从命。而现在的县市地方民委都是老弱病残（新疆县级民委是如此），无权无车，即使给你开介绍信，地方政府也不会听民委的。我在新疆作过多次调查，主要依靠县政府办公室和乡政府。每到一地，总是先找县政府办公室，想方设法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如此，办起事来会很顺利，他们会很好地安排住宿，安排车辆，并发函给调查点认真接待。　2、到达调查点所属县、乡后，

进一步了解当地情况

我在新疆调查期间，到达县镇或乡后，首先查档案、户口和有关统计资料，掌握调查点的基本情况，然后再到村或寨调查。这对于全面了解调查点大有好处，在没有正式调查之前便掌握了调查点的户数、人口、收入、民族成分等。如果具体社区调查点尚未选定，可征求当地政府的意见。

选好居住地

各地、各民族风俗不同，应视具体情况和调查者本人的情况而定。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一般都是住在当地人家庭中，实行三同，即同食、同住、同劳动。西方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住在当地人家中的不多，马林诺夫斯基在调查新几内亚东北约一百英里的特里布里恩德（Trobriand）群岛时，他在这个岛上的一个村子里单独搭了一个帐篷居住。柏尔图和柏尔图夫人（Pelto and Pelto）1973年研究了51个人类学家田野调查之后，发现他们在田野作业期间，大多是租当地社区的房子或公寓居住。　选择居住地，要考虑几方面的因素：一是有利于调查，有助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住在文化水平较高、对当地社会和文化十分熟悉的家庭中是较理想的。我在新疆调查哈萨克族和蒙古族时，大部分时间住在当地人家中。二是考虑安全因素，尤其是未婚女子，更要考虑人身安全。三是考虑当地的派系关系，如果该村有两个对立的派别，而且关系较紧张，最好不要住在当地人家中，以保持中立，否则会影响调查的顺利进行。

调查阶段

居住地选定之后，便开始正式调查，也就是“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阶段。由于各人的对调查目的和对调查点的了解程度不同，调查程序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不过，对初次调查的人来说，应注意如下几方面：　1、首先了解当地的一般社交礼仪和禁忌等。　每一个民族或每一个地区都有特殊的社交礼仪，如见面礼节、作客礼仪等，以及各种禁忌等。只有先了解一般礼仪和禁忌，才有可能较好开展田野调查。

入乡随俗，尊重当地人

乡村与城市不一样，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均不相同。一是不要怕脏，即不要怕住的地方脏，不要怕虱子多，不要怕跳蚤多（南方跳蚤多，北方虱子多）；不要怕碗筷不干净，不要怕吃的、喝的不干净。二是拜访当地人遵从礼俗，通常一般都要带礼物。我不抽烟，不喝酒，但我去拜访人家，都带好烟、好酒和其他礼物。到哈萨克族家作客，必须给小孩礼物（如糖果等），这是最一般的礼仪。如果没有，主人会不高兴。

注意个人形象的设计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哈登曾对普里查德说，调查者的举动应像绅士一样，是一定道理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田野作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有些人认为，到调查点之后，要穿当地人的服饰，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这种方式并不是最佳的，甚至可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无论如何，在当地人眼中，田野作业者是“外人”，而不是属于自己系统的“内人”。因此，田野作业者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就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的角色。只有相当熟悉之后，当地人才会把你当作自己人。在田野调查期间，应注重个人形象的设计，我认为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形象，二是内在的形象。　外在的形象主要应注意两点：一是服饰应整洁、大方，所穿服饰应该与当地服饰有所不同，但不要穿当地人不喜欢的服饰（有些民族不喜欢穿红色或白色服饰）；二是不要留当地不喜欢的发型。如果是女性，口红不要涂太浓，香水不要洒太多。　内在的形象也要注意两点：一是言谈举止要文雅，既要有风度，又要彬彬有礼，不说粗话、脏话。二是不要做有损人格之事，不占小便宜。

观察要细

参与观察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参与观察又有“深”和“浅”之分，只有观察深入，入木三分，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才有可能写出较成功的调查研究报告。如果观察不深，就不可能写出有深度的调查研究报告来。

访谈既要深，而且要有技巧

访谈有两种类型，一是结构型访谈，即问卷访谈。这种访谈又分两类，一是回答问题的方式，即田野作业者根据调查大纲，对每个受访人差不多问同样的问题，请受访者回答问题。二是选择式，即田野作业者把所要了解问题的若干种不同答案列在表格上，由受访人自由选择。前一种方式人类学研究者使用较多，后者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者使用较多。　另一种是无结构型访谈，即非问卷访谈，事先没有预定表格，没有调查大纲。田野作业者和受访人就某些问题自由交谈。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访谈，一是要注意深度。深度访谈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特色。田野调查之初，受访人往往有警惕，许多事情不愿意谈，尤其是涉及到私生活问题。只有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才有可能进行深度访谈。例如，我的一位研究生在2000年调查北京的朝鲜族个体家族企业时，最初老板娘不愿意详谈他们家族企业的情况。后来，我让她到老板开的店里帮忙干活，并给老板娘的儿子补习英语。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老板对她十分热情，不但把他们家族企业来京之后的发展情况全部告诉她，而且还把她和丈夫的隐私全部告诉他，甚至连她丈夫在外包二奶、生私生子、赌博及其有关的各种纠纷等全部讲出来。　二是要讲究技巧。从我个人在新疆调查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访谈技巧应注意三方面：一是启发式的访谈。一些受访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知道很多，但他却很难用自己的语言有层次、有系统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调查者必须一步一步地启发受访人，或者以其他民族的类似情况予以启发。我在新疆调查阿尔泰乌梁海人时，就经常以哈萨克族的事例来启发受访人。二是拐弯式访谈，有些问题不方便直接问，例如，与现代观念不相合的婚姻习俗等，可采用拐弯式的访谈。例如，我在了解哈萨克族和阿尔泰乌梁海人的转房习俗（又称“收继婚”）时，我就先说汉族古代有转房习俗，我们老家过去也有，你们过去有没有这种习俗。其他比较隐诲的问题也大采用这种方式，这样问不会引起受访人的反感。三是要多问“为什么？”受访人能够讲述一种文化现象的过程，能够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但大多数人不清楚该文化现象形成和存在的原因，不能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要理解当地文化，就必须多问“为什么”通过各种方式寻求答案。

要倾听当地人关于当地政治和

现实问题意见

在当地人（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看来，从北京来的调查研究人员，是中央派来的，他们以为我们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在新疆调查期间，有些少数民族在我们面前倾诉苦水，有的甚至痛哭流涕。有的则以为我们能解决刑事案件，伤人、打架等事件也找们来帮忙解决。对于这些，千万不要有任何不耐烦的表现，要给予同情和安慰，并请他们找政府或法院解决问题。

关于资料收集一些问题

资料收集是的田野调查的主要目的。我认为，收集资料应注意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1）收集资料必须遵循三条原则：　其一，着重收集新材料，收集过去没有人了解过的新材料或没有人了解过的新内容。例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性格、族群观念、文化象征、社会交换和互动等方面的内容，在五六十年代的调查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资料很少，今后应多收集这些方面的资料。　其二，了解该地区与同一民族其它地区的文化差异。如果同一民族其它地区已发表相关的某种文化现象资料，则着重了解该地区的那种文化现象与其它人调查的其它地区的文化现象是否相同，如果有差异，表现在哪一方面。　其三，注意资料的准确性，反复核实收集的材料。被调查者提供的材料，有些可能不可靠，必须找多人核实，如果大多数人说的相同，则证明是可靠的，如果某人所提供的材料与大多数人所说的不一样，则应慎重对待，一般情况下应取大多数人所说的为准。或两说同时收集，以作参考。我在新疆调查时，一些较大的问题往往要问10多人才放心。　（2）注意收集计划外的有价值的资料。　在调查时，往往会得到许多意外的收获。例如，我1983年在新疆北部调查时，在一次旅途中，坐在身旁的一位哈萨克族乘客提供了一些文物信息。下车后我便请他帮忙，找到了文物，收获不小，首次发现清代勘分中俄边界大臣用察合台文、满文和汉文写成的五件重要文书，并找到阿尔泰乌梁海人的三颗旗札萨克银印（每颗重9斤多，印文为汉文和蒙文）和一棵散秩大臣木印等珍贵文物。其中，根据五件文书，结合大量史料和调查资料，撰写了《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1986年在云南瑞丽县调查时，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拍摄到了云南傣族专家认为是傣族中最为典型的文身照片。

边调查边整理资料

每天做田野笔记，是大多数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习惯。我认为，不仅要做田野笔记，而且要边调查边整理。这样可以发现哪些方面调查不足，可以随时补充。我在新疆调查时，通常是白天访谈录音，晚上整理录音带。

调查的时间

调查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主要根据调查者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而定。外国人调查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调查中国人不一样。城市长大的人调查乡村与乡村长大的人调查乡村不一样。有些人对当地情况很熟悉，时间不用很长；有些是少数民族调查本民族情况，也不需要很长时间。我是客家农村长大的，对客家文化很熟悉，调查客家就不需要很长时间。我在新疆工作过5年，而且在民族地区作过多次调查，对哈萨克等民族的情况很熟悉，再去调查也不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调查时间的长短，主要看所收集资料和对当地社会和文化了解的程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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