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口承文学

民间文学类型

口头传承文化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历史悠久，另一个是相当脆弱。随着世界范围的工业化、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口头传承文化受到空前严重的冲击，正在迅速消失。以日本为例，20世纪上半叶，在农村还有许多故事讲述家，日本学者们在政府的支持下，搜集了6万多个民间故事及各种译文，并以文字记录、出版。20世纪下半叶，随着日本社会高度的现代化，仅仅相隔四五十年时间，现在日本的传统口承文学已经消失殆尽。因此，我国的许多学者极为忧虑，人们说：“日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看着我国少数民族蕴藏如此丰富、学术价值如此高的口承文学资料，在一天天消失之中，真是心急如焚。如果现在不及时抢救，我们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后人。”学者们的这种忧虑，是基于少数民族口承文化现状的调查。

简介

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口承文学占有相当比例。口承史诗、民间叙事诗、歌谣、对歌等民间艺人的表演艺术，在汉族及国外已较为罕见，然而，在我国的少数民族群众中却至今仍然非常盛行。口承文学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如彝、白、壮、苗、纳西、瑶等都有流传久远的神话。其文本形式上有口承，也有的被历代祭司、巫师、歌师等以本民族文字或汉字记载于各民族的经籍、歌本里。唐宋时期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和彝族的毕摩文化都遗留下大量珍贵的书面文学的典籍。傣族的“贝叶经”即傣文贝叶文献，是包容甚广的傣文文献。建国前西双版纳五百多座佛寺里保存的“贝叶经”共达五万册，其中蕴藏了傣族数百部叙事长诗作品。吐蕃时期藏族文学宝贵遗产，有敦煌发现的藏文手卷、新疆和阗出土的藏文木简，藏区腹地有一些吐蕃钟铭碑文，尤其是关于桑郁寺历史的《巴协》一书更为宝贵。19世纪末在鄂尔浑及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许多用古代突厥文镂刻碑文的石碑，这些突厥碑铭以英雄叙事诗的形式，叙述了汗国缔造的历史。维吾尔著名学者编纂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辞典》中共收录格言、谚语300余条，诗歌及史诗片段约240余段。《辞典》堪称是一部古代维吾尔民族以及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之大成。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传》的最早写本是15世纪左右中亚七河一带用古代维吾尔文字——回鹘文抄写而成的。此外，记载着12个古老英雄传说的《先祖阔尔库特书》有两个古老的抄本存世，均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抄写而成。这些各民族以各种文字记录的少数民族文学遗产，价值连城，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艺人是口头文学的传承者。没有民间艺人，口承文学就不复存在。我国的民间艺人，绝大多数是在解放后，尤其是在50年代、60年代的民间文学普查中发现的。能够讲述50篇以上的故事家当时就有近万人。在民族地区，也有许多故事讲述家。然而，影响更大、人数更多的则是民歌手、民间叙事诗演唱者及史诗演唱艺术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相继去世，有些也已进入耄耋之年。例如，演唱《格萨尔》史诗的著名艺人扎巴老人，自述会唱70部《格萨尔》，他演唱24部半（录音）便去世了，余下的46部《格萨尔》史诗，随着他的去世而消失了。60年代初，在新疆牧区发现的演唱《玛纳斯》的大歌手艾什玛特，自述会唱7部《玛纳斯》史诗，然而只记录下2部，他便与世长辞了。艾什玛特的《玛纳斯》唱本，内容非常古老，别具特色，没有能够完整地记录下他的演唱，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在活着的歌手中，有些著名演唱大师已经年迈。例如，被国内外学者誉为“当代荷马”、“活着的荷马”的柯尔克孜史诗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是目前世界上惟一能够完整演唱8部《玛纳斯》(23万行)的歌手。除《玛纳斯》之处,他又演唱了10部其他的英雄史诗。他讲述的民间故事内容古老,极富特色,被入选《柯尔克孜民间故事集》。居素普·玛玛依本人就是一座柯尔克孜民间文化的宝库。他被柯尔克孜人民尊崇为“圣人”，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敬佩与崇拜。这位享有盛誉的史诗演唱大师今年已84岁高龄。藏族著名的史诗说唱艺人桑珠老人，依然健在，但是由于年迈体弱，经常住院。像居素普·玛玛依与桑珠这样的史诗演唱大师们活着，他们就是耸立在祖国高原上民族文化的图书馆。而像藏族天才歌手扎巴老人，他的去世，就如同一座藏族文化图书馆坍塌、消失。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传承者的陆续离世，其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文学现状

目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超人才华，能演唱多部史诗的大师级民间艺人，已经所剩无几，口承史诗面临着“人亡歌息”的危境。

听众与民间艺人一样，是口承文学的主体。只有艺人，若是没有作为接受者的听众，口承文学也无法得以传承。从某种意义上说，听众是口承文学的生命。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的加快，尤其是随着西部开发、民族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节奏正在发生着变化。广播、电视、VCD机、电脑等现代化传媒，正在逐渐进入少数民族人民的家庭。这对少数民族人民，尤其是对青年一代获取信息与娱乐方式产生着重大影响。口头文学的传承，会因艺人与听众的消失而失传。

口承文化的抢救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其重要性已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重视。2001年10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1届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向大会提交了一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的标准性文件”，旨在“国际范围内保护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文件说，执行局就对“作为文化特性、创造性和多样性源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达了日益强烈的关切之情”，并于1993年提出“活的人类财富系统”，于1997年“公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所以要制定新的标准性文件，是由于“全球化危及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对土著和少数民族的这种遗产的存在产生不利的影响”，要求人们“考虑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面临消失的威胁”，“认识到全球化对非物质文化的影响，以及在充分利用相关技术时，特别要认识到需要对危及各国人民非物质文化多样性的各种因素进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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