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精神

浙江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

求是精神是浙江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灵感来源于哈佛大学校训Veritas（拉丁文，意为真理），抗日战争期间由时任校长竺可桢提出.

基本释义

1936年，竺可桢 (藕舫) (1890.3.7—1974.2.7) 先生就任浙大校长。1938年11月，竺校长在广西宜山主持召开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校训，作为探求高深知识，培养健全人格的准绳。何谓“求是”，竺先生在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讲演中这样阐述：“何谓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在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着只眼，来研究是非得失。”竺先生还说过：“校训为求是，实事求是，自易了然，然而言易行难，一旦利害冲突，甚难实行‘求是’精神。近世科学始祖首推哥白尼、伽利略以及布鲁诺三氏，除前一人著书外，后二人一秉求是精神，历险如夷，视死如归，以身殉科学。……壮哉求是精神！此固非有血气毅力大勇者不足与言。”

历史来源

竺可桢（1936.4-1949.5 期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

诸位同学：诸君进到该校，适值抗日战争方烈，因为统一招生，发表较迟，又以交通不便，以致报到很是参差不齐，比旧同学迟到了一个月，才正式开课。诸君到浙大来，一方面要知道浙大的历史，一方面也要知道诸位到浙大来所负的使命。

浙江大学的前身最早是求是书院，民国纪元前十五年（一八九七年即光绪二十三年）成立，中经学制更变，改名为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到民国十年，省议会建议设立杭州大学，但迄未能实现，到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抵定浙江，始能成立。合前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而成，所以浙大从求是书院时代起到现在可说已经有了四十三年的历史。到如今“求是”已定为我们的校训。何谓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亦是求是，可谓不约而同。人生由野蛮时代以渐进于文明，所倚以能进步者全赖几个先觉，就是领袖；而所贵于领袖者，因其能知众人所未知，为众人所不敢为。欧美之所以有今日的物质文明，也全靠几个先知先觉，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在十六世纪时，欧美文明远不及中国，这不但从中世纪时代游历家如马哥孛罗到过中国的游记里可看出，就是现代眼光远大的历史家如威尔斯，亦是这样说法。中世纪欧洲尚属神权时代，迷信一切事物为上帝所造，信地球为宇宙之中心，日月星辰均绕之而行。当时意大利的布鲁诺（Bruno）倡议地球绕太阳而被烧死于十字架；物理学家伽利略（Galileo）以将近古稀之年亦下狱，被迫改正学说。但教会与国王淫威虽能生杀予夺，而不能减损先知先觉的求是之心。结果刻卜勒（Keplev），牛顿（Newton）辈先后研究，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而真理卒以大明。十九世纪进化论之所以能成立，亦是千辛万苦中奋斗出来。当时一般人尚信人类是上帝所造，而主张进化论的达尔文、赫胥黎等为举世所唾骂，但是他们有那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卒能得最后胜利。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着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我再可以用历史上事实来做几个笃行的引证。十六世纪时，一般人士均信地是平的，地中海是在地之中，所以叫地中海，意大利人哥伦布（C.Columbus）根据希腊哲学家的学说，再加上自己的研究，相信地是圆的。他不但相信，而且能根据他的信仰以达到新大陆。哥伦布的一生梦想就是想到新大陆。但意大利王和欧洲一般人都不热心，最后还是西班牙王给他钱，装了三船的囚犯，向大西洋冒险出发，卒达美洲，这才可称为“求是”。中国的往史，不乏这样例子，最近的就是中山先生。满清以数百万文化低落游牧部队，灭亡明朝，奴使汉族，以少数制多数，以低文化的民族，来压迫文化高的民族，这是不得其平。但一般人都不敢讲，若有人敢提到兴汉灭满，就是极大的危险。雍正、乾隆两代文字狱是一个明证，至于实行革命，更是难能。唯有中山先生不但鼓吹革命，而且实行革命，这革命精神，正是源于求是的精神。

浙江大学原在杭州。诸位到过杭州的，晓得杭州苏堤南端有一古墓，是明末张苍水先生（名煌言）的墓。自李闯入京，崇祯缢死煤山，吴三桂请清兵入关。张苍水是宁波一举人。明亡屡起义兵，及鲁王亡，张名振亦殁，而郑成功居海上抗清，受桂王册封，公亦遥奉桂王。其时桂王已势衰走云南，清军方致力于西南。张公逐乘机和台湾郑成功联军攻长江，下芜湖等二十七州县，从镇江逼南京，以成功轻敌深入，败于南京。公知事不可为，乃潜居于南田小岛上，为汉奸所卖被逮，劝降不屈，从容就义于杭州。他给劝降的赵廷臣说道：“盖有舍生以取义，未闻求生以害仁”，又说到：“义所当死，死贤于生”。象张苍水这样杀身成仁，也是为了求是。

以上是讲到浙大校训“求是”的精神，这是我们所悬鹄的，应视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其次就要讲诸位到该校来的使命。在和平时期我国国立大学每个学生，政府须费一千五百元的费用。在战时虽是种种节省，但诸位因沦陷区域接济来源断绝的同学，还要靠贷款来周济，所以每个学生所用国家的钱，仍需一千元左右。现在国家财源已经到了极困难的时候，最大的国库收入，以往是关税，现在大为减色，其次盐税，因为两淮和芦盐区的陷落，以及两粤交通的不方便，亦已减收大半。在这国家经费困难的时候，还要费数百万一年的经费来培植大学的学生，这决不仅仅为了想让你们得到一点专门学识，毕业以后可以自立谋生而已。而且现在战场上要的是青年生力军，不叫你们到前线去在枪林弹雨之中过日子，而让你们在后方。虽则各大学校的设备不能和平时那样舒服，但是你们无论如何，总得有三餐白饭，八小时的睡眠，和前线的将士们不能比拟。就和我们同在一地的军官学校的学生相比，也要舒服多了。他们常要跑到野外练习战术，有时四十八小时没有睡眠，整个白天没得饭吃，行军的时候，一天要跑到一百二十里，背上还要负荷二、三十斤的粮食军需。国家既如此优待诸君，诸君决不能妄自菲薄，忽视所以报国之道。国家给你们的使命，就是希望你们每个人学成以后将来能在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使我国家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日本或是旁的国家再也不敢侵略我们。诸位，你们不要自暴自弃说负不起这样重任。因为国家用这许多钱，不派你们上前线而在后方读书，若不把这种重大责任担负起来，你们怎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前方拚命的将士？

海军则英国三倍于德意志，而意国海军尚不及法，俄国姑不论。空军则战争开始，德国可出三千架飞机，意大利二千五百架，后备者两国合计约三千架。而英法俄最初即可加入七千架，后备三千架。英法既在海陆空三方都占到绝对优势，何以张伯伦会忍耻受辱作明兴之盟。果然如沙卜德所云，德国可以于三个月内征服罗马尼亚或波兰，而英法欲救捷克，则非征服德国北部不可，但如假以时日，英法终能取得最后之胜利。而英法为什么竟至屈服，甘弃捷克于不顾呢？这是很显明的由于英国保守党和一般有资产阶级的人们不肯牺牲自己的安全舒适的生活，来为国家保持威信。所以当八月间欧洲各国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时候，英法诸国统下了动员令。起初民气激昂，但不久因为母别其子，妇别其夫，物价高涨；儿童防德国飞机来袭，统移乡下去；一般人民眼看到伦敦利物浦纸醉金迷笙歌太平的世界，一刹那间就要变成德国飞机轰炸的目的物；于是不到两星期民气就消沉下来。所以等到张伯伦从明兴得到和平回来，英国人民如释重负，甚至感激流涕，而大英国的威信如何，在所不顾了！法国威根将军说，德国这样狂妄自大，着实可恶，而其人民之能万众一心，公而忘私，却值得法国人之钦佩与模仿的。所以做领袖的人物，不但要有专门技术，清醒头脑，而且要肯吃苦，能牺牲一已以卫护大众与国家的利益。中国现在的情形，很类似十九世纪初期的德意志。德意志自从大腓烈特（Frederick the Great）为国王以后，渐有国家的观念。不久法国拿破仑当国，自从1796—1813年十余年间侵略德意志，得寸进尺，不但尽割莱茵河以西之地，并且蚕食至于易北河以西沿海一带尽归法国之版图。爱国志士如费希德（Fichte）等，大声疾呼，改良德国教育制度，废除奴籍整顿考试制度，卒能于短期间造成富强统一之德意志。费希德在其告德意志民众的中演说中有云：“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他人，没有上帝，没有其他可能种种力量，能够拯救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拯救，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诸位，现在我们若要拯救我们的中华民族，亦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培养我们的力量来拯救我们的祖国。这才是诸位到浙江大学来的共同使命。

（此文系竺可桢先生1939年2月4日对一年级新生的讲话。）

精神内核

“求是精神”是历代浙大人的精神灵魂和思想瑰宝。几经嬗传，变动的是时代，恒久的是浙江大学一以贯之的“求是精神”。爱国奉献、勤奋务实、追求真理是历代浙大人的“求是精神”的写照。

爱国奉献。1897年，求是书院的创办就融入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种子，“求是”乃求民族大“是”。“五四”运动期间，浙江工、农两校成立“学生联合会”，组织“五四”运动集会，举行救国大会，参加新民主革命运动。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请愿，“一二·九”运动示威游行以及“驱郭斗争”都表现出“求是”学子的爱国热情。成立“拓荒社”，恢复“黑白文艺社”，学习宣传进步思想，推动学生爱国运动。组织“一二·一惨案”反内战抗暴运动、“五·二O惨案”请愿运动等。特别是在“于子三”运动中，浙江大学以及师生们成为反内战民主运动的“民主中坚”、“民主堡垒”。历史铭记着一代代求是学子的爱国奉献、为民族而奋斗的历程。

勤奋务实。竺可桢曾将浙江大学自求是书院以来一脉相承的传统学风概括为“勤”“诚”两字。“勤”乃“求是”之径，“诚”乃“求是”之舟。如竺可桢82岁时始完成的代表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就是根据他几十年的大量野外考古、实地勘探所得资料，几十年研究积累并数易其稿而成。遗传学家谈家桢对瓢虫色斑遗传的研究始于1937年，一直坚持七年始在湄潭研究发现了异色瓢虫色斑遗传的嵌镶显性现象，终至1946年进行理论概括并正式发表。在浙大西迁至广西宜山时，学校的“教室”只是在草棚里挂上块黑板，同学们都是站着听课，肩膀上用鸡肠带斜挂上一块木版记笔记。学生寝室也是大草棚，夜间自修没有课桌，常常站在板凳上，在双层床的上层床板上，就着一盏小小的油灯做习题，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求是”学子们以苦为乐，勤奋学习，奋发进取。回眸今天的求是园里、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竺可桢像前、费巩亭下……我们依旧看见同样的勤奋身影，高扬伟岸的“求是精神”始终指引和激励着浙大人永无终极、脚踏实地地渴求知识。

追求真理。此乃“求是”之本。竺可桢曾在《科学方法与精神》一文中对“求是精神”内涵作了进一步阐述：“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竺先生还在《壮哉求是精神》的讲话中勉励“求是”学子要勇于实践“求是精神”，他说：“近世科学始祖首推哥白尼、伽利略以及布鲁诺三氏，除前一人著书外，后二人一秉求是精神，历险如夷，视死如归，以身殉科学：。……壮哉求是精神,固非有血气毅力大勇者不足与言。深冀诸位效之。”翻开浙大百年史册，印记着代代求是学者、求是学子以激情追求科学真理，用人生谱写“求是精神”的灿烂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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