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谏

《贞观政要》中的文章

求谏是记录在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贞观政要》中的一篇文学作品。

作者简介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与同时代其他官员相比，吴兢的仕途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大起大落。

原文

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黏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也。”

贞观五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贞观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称旨，召而谓曰：“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逢、比干，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⑥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败！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暂忘，故设宴为乐。”仍赐绢有差。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征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太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⑥，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

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者十有余人。食器之间，何须苦谏？”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

译文

唐太宗容貌威武严肃，百官中进见的人，见到他都会紧张得举止失常不知所措。太宗知道情况后，每当见到有人奏事时，总是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能够听到谏诤，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贞观初年，太宗曾对公卿们说：“人要照见自己，一定要有明镜；一国之主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一定要借助于忠臣。君主假如自以为圣明，臣下又不去纠正，要想国家不倾危败亡，能办得到吗？于是君主失掉他的国，臣下也不能独自保全他的家。至于像隋炀帝残暴淫虐，臣下都把嘴闭起来不讲话，最后终于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导致灭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事不远，你们今后每当看到事情有不利于百姓的，必须直言规劝谏诤。”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正直的君主任用了奸臣，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只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相处共事，如鱼得水，那么天下就可以平安无事了。我虽然不算明君，幸亏你们多次匡正补救过失，希望凭借你们直言鲠议，以实现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回答说：“我听说木材弹上墨线就能锯得笔直，君主听从规谏就能成为圣明。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必须设诤臣七人，说的话如不被接受，就一个接一个地以死相谏。陛下开拓思路，采纳臣民忠言，我等处在不避忌讳的圣朝，实在愿意把愚昧之见都讲出来。”太宗称赞说得好，下诏规定今后宰相入宫商量处理国家大事，必须让谏官跟着进来，听一听如何处理。有话敞开说，一定虚心采纳。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司空裴寂说：“近来有人上书奏事，条数很多，我都贴到卧室的墙壁上，出入时看看想想。之所以要这么孜孜不倦，是想把臣下的想法都弄清楚。我每当一想到治国大事，有时要到三更以后才睡觉。我也希望你们用心不倦，以符合我的心意。”

贞观五年，太宗对房玄龄等说:“自古以来有很多帝王放任自己的喜怒,高兴就胡乱升赏无功的人,不高兴就乱杀无罪的人.所以社稷沦丧,天下混乱,没有不是因此而造成的.我现在每晚没有不把他当成心事,一直想让你们尽力进谏,而你们也要接受别人的谏言,怎么可以因为别人的话与自己的不同,就护短不接纳?如果不能接受别人的谏言,又怎么能去劝谏别人呢?

贞观六年，唐太宗因为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所奏的事很合心意，召见时对他们说：“我曾把从古以来臣子尽忠的事迹一一看过，如果遇到圣明的君主，自然就能够诚心规谏，但如像关龙逢、比干那样的处境，就不免身遭杀戮株连家人。做君主不容易，做臣子也难。我又听说龙可以驯养得听话，但喉下有逆鳞。你们就敢于犯逆鳞，各自进上奏书。常能这样，我难道还怕宗庙社稷会倾覆！每想到你们一片忠心，一刻也不能忘怀，所以设宴共享欢乐。”还给每人赏赐了数量不等的绢。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当无事静坐，就自我反省。常常害怕对上不能使上天称心如意，对下被百姓所怨恨。只想得到正直忠诚的人匡救劝谏，好让我的视听能和外边相通，使下面没有积怨。此外近来见到来奏事的人，常显得心怀恐惧，连讲话也变得语无伦次。平时奏事，情况尚且如此，何况要折面谏诤，必然害怕触犯逆鳞。所以每当有人谏诤时，纵然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见怪。假如立刻发怒斥责，恐怕人人心怀恐惧，岂敢再说话！”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征：“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为什么？”魏征回答说：“陛下虚心纳谏，本来应当有话说。然而古人说过：‘不被信任的人劝谏，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已被信任而不劝谏，就叫做尸禄。’但是人的才能气度，各有不同：胆小怕事的人，心存忠直而不能进谏；被疏远的人，怕不信任而无法进谏；贪恋禄位的人，怕不利于自身而不敢进谏。所以大家沉默不言，应付着混日子。”太宗说：“这些现象确实像你所说。我常想，人臣要劝谏，动辄害怕有死亡之祸，这和赴鼎镬被烹杀、冒刀剑被斩杀又有什么两样？因此忠贞的臣子，并非不想竭尽忠诚，竭尽忠诚实在太难了。所以夏禹听了好的意见要拜谢，岂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如今敞开胸怀，接受谏诤，你们无须因为害怕而不敢把想说的话说出口。”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人是明智的，但要做到实在困难。这像会写作的文士、有技巧的工匠，都自夸自己有本领，别人比不上。如果遇上著名的文士、工匠来评量指责，杂乱无章的文辞和拙劣的技艺就会显现出来。这样说来，君主须有匡救谏诤的臣子，来指出过错。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事情，若单靠一个人来了解判断，即使再辛苦劳累，怎能把每件事都处理得尽善尽美呢？我常想念魏征遇到问题时随时谏诤匡正，多次切中我的过失，这好像用明镜来照形体，美与丑都会显现出来。”因而举起杯子给房玄龄等几位敬酒，勉励他们也应这样做。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从前虞舜制作漆器，夏禹雕饰祭器，当时劝谏的有十多人。饮食器皿一类的小事，何必苦谏？”褚遂良回答说：“从事精雕细琢会妨害农耕，编织五颜六色的彩带会妨碍妇女的正常事务。首创奢侈淫逸，就是危亡的开端。有了漆器不满足，必然要用黄金来做。金器还不满足，必然要用玉石来做。所以谏诤之臣必须在事情的开端就进谏，等到已做完再劝谏也不起作用了。”太宗说：“你讲得很对，我所做的事情，如有不当，不论是在刚开始，或者是将做完，都应当及时进谏。近来我翻阅前朝史书的记载，有时臣下进谏，君主就回答说‘已经做了’，或者说‘已经同意做了’，终究不肯停止改正。这样下去危亡的灾祸在一反手之间就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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